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朱枫"词条、《朱枫烈士纪念文集》、共产党员网朱枫烈士专题、央视新闻纪录片《绝笔》、全国妇联女性之声、浙江镇海朱枫故居史料陈列、《大江南北》杂志朱枫烈士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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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深秋，台湾一家养老院里，一个八十五岁的老太太正靠在轮椅上晒太阳。
来人递过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眉目温和。
老太太只瞟了一眼，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猛地把脸扭开，嘴里蹦出几个字："跟我没关系！"可她的手指在毛毯底下抖得止不住。
她叫陈莲芳，小名阿菊，照片上那个女人是她喊了二十多年"妈"的继母——朱枫，1950年6月在台北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朱枫牺牲后，阿菊公开与她断绝关系，搬家、改口、绝不提及，沉默了五十五年。
直到这一天，当老照片再次出现在眼前，老太太压了一辈子的往事，终于开始一点一点透出光来……
要说清楚朱枫和阿菊之间那段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纠葛，得从朱枫的出身说起。
1905年11月22日，朱枫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的一个大户人家。
她的父亲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镇海和舟山一带颇有名望的富商。
朱云水晚年在镇海城东、紧挨着镇海文庙和东长营弄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私家花园，外园月亮门的门楣上刻着"憩园"两个字，园子里假山竹篱、小桥流水，还有一幢精致的小楼。
朱枫就出生在这座花园里，街坊四邻都亲切地喊她"四阿姐"。
朱枫自幼跟着母亲学国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1914年，她进了镇海城关女子小学读书，毕业后恰逢旁边的县中停办，1921年便去了宁波月湖边的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在学校里，朱枫是出了名的好学生，用后来同窗好友陈修良的话说，她"学什么都是第一，人缘总是很好"。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朱枫带头上街游行，这是她第一次走上反帝爱国的道路。
也是在这一年，朱枫经同学陈修良的介绍，拜了书法名家沙孟海为师，学写小楷。沙孟海为她取名"朱谌之"，字"弥明"。
"谌"取相信、诚然之意，"弥明"取永久光明之意。沙孟海后来回忆说："一位幽静的姑娘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我极口称赞她，她也更加努力。"
沙孟海还为朱枫刻了两方名字印章，又赠了一枚象牙质地的"弥明欢喜"小印。这些物件，朱枫此后一直珍藏在身边。
陈修良曾经到朱家花园做客。
她在晚年回忆文章中写道，憩园内竹篱假山、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环境极为幽雅。园后有书房三间，是朱枫父亲读书会客的地方。
两个年轻女孩就在书房里读书论文，度过了一段极为惬意的日子。
陈修良也说到，那时候的朱枫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独处闺中，没什么人可以谈心，镇海毕竟比宁波更闭塞。
可她偏偏关心时势、阅读进步书刊，骨子里有一股不安分的劲。
谁能想到，这个在"憩园"里写字品茶的江南闺秀，日后会成为潜入台湾传递绝密情报的地下工作者，会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身中七弹、慷慨就义。这是后话。
1927年前后，朱枫由父亲做主，远嫁到东北沈阳。
丈夫叫陈绶卿，是当时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镇海同乡，年纪比朱枫大不少，已是续弦。
沙孟海得知消息后，还专门赠了那枚"弥明欢喜"小印作为贺礼。
朱枫嫁进陈家的时候，家里有几个前妻留下的孩子，其中跟着一起生活的，有一个才六七岁的小女孩——陈莲芳，小名阿菊。
朱枫进门那天的情形，后来的资料里零星有些记载。
阿菊当时还小，对这个年轻的继母又好奇又怕生。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屋外北风呼号，冰天雪地。
朱枫看见阿菊冻得通红的一双小手，没有多说什么，弯下腰来把孩子的手揣进了自己棉袄口袋里。
这一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在后来阿菊漫长的一生中反复被提起。它成了母女之间最初的联结，也成了日后最深的刺痛。
朱枫嫁到陈家之后，从没把自己摆在"后妈"的位置上。她对阿菊视如己出，手把手地教她认字读书、写字描红。
那时候东北还算安宁，朱枫把家里的事务料理得妥妥帖帖，每天为孩子们张罗三餐，冬天给阿菊织毛衣、纳棉鞋，谁家有好布料了，先给阿菊裁新衣裳。
阿菊也极其依恋这个继母，每天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往朱枫身边凑，把冻僵的小手往棉袄口袋里一塞——这后来成了母女俩雷打不动的习惯。
灯下两个脑袋凑在一起描红的画面，成了那段日子里最温暖的记忆。
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如果没有后来那场席卷整个东北的巨变，朱枫大概会在沈阳做一辈子的贤妻良母，阿菊也会在继母的庇护下长大成人。
可历史不给人选择的余地。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的铁蹄在一夜之间踏碎了东北的宁静。
沈阳沦陷，百姓仓皇逃离。陈绶卿是个有骨气的人，不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做事。他带着一家老小，千里迢迢从东北辗转回到了浙江老家。
那时候阿菊十来岁，跟着一家人颠沛流离地回到了镇海。可刚安顿下来没多久，灾祸又至——1932年，陈绶卿因霍乱病逝。
这一下，阿菊的天塌了。
亲生母亲早已不在，如今父亲也走了，十几岁的女孩一下子成了没有依靠的人。
站出来的，又是朱枫。
朱枫这时候已经继承了家中的产业，日子本可以过得很安逸。她自己说那段时间是"每日学写兰花"。可她没有因为陈绶卿的去世就撒手不管前夫留下的孩子。
在朱枫心里，阿菊就是自己的女儿，跟血缘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朱枫做了一件在当时来看很了不起的事：她拿出自己攒下的私房钱，托人把阿菊送去了上海的无线电学校，让她学一门实实在在的专业技术。
临行前还给了阿菊一笔钱，让她安安稳稳地完成学业。朱枫叮嘱阿菊：学好一门手艺，将来不管天塌地陷，都能靠自己站住脚跟。
这份苦心，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更让人五味杂陈。
因为朱枫不可能预料到，她一手送阿菊走进的这条路，会通向一个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向。
阿菊在上海无线电学校顺利毕业后，凭着这门技术进入了国民党的电台系统工作。
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在警务处电讯管理部门任职的王昌诚。两人很快结了婚，随后去了台湾定居。
朱枫得知阿菊成了家，心里是欣慰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女儿能有一个安稳的归宿，已经是最大的福气。
她不知道的是，阿菊的丈夫王昌诚在国民党系统里的身份远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讯管理人员。这层关系在后来的故事中，成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变量。
而朱枫自己，在安顿好阿菊之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朱枫后来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牵挂——她革命工作繁忙的那几年，甚至一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朱明交给阿菊照看过一段时间。
朱明小时候管阿菊叫过"妈妈"，可见母女之间的信任有多深。朱枫把自己的亲骨肉都托付给了阿菊，这份情分搁在谁身上，都是沉甸甸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说明。
朱枫嫁给陈绶卿后还生了一个女儿陈兰芳，后来和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又有了儿子朱明。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原名陈倬如），为了纪念母亲，后来把名字改成了"朱晓枫"。
这几个孩子在大陆长大，走的是另一条人生路。
而台湾那头的阿菊，和大陆这边的兄弟姐妹，从此被一道海峡隔成了两个世界。
再说朱枫这边。
1936年，朱枫重新回到镇海憩园，在那棵已经有些年头的腊梅树下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那棵腊梅树后来一直保存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爆发，32岁的朱枫终于跨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那一步——她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步，迈出去了就再也没有收回来。
朱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
她把自己多年来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品悉数拿出来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抗战运动。
她在镇海开办了工艺传习所，专门收容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日军飞机轰炸镇海的时候，她组织医疗救护队，冒着炸弹冲到现场救治伤员。
1938年初，朱枫在武汉向党组织领导的新知书店捐款五百元。新知书店是当时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名义上经营书籍，实际上承担着对外联络和掩护的重要职能。
朱枫的直接领导、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后来回忆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
朱枫的革命之路并不只是捐钱这么简单。
1937年，她经丈夫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向徐雪寒介绍，带着孩子们从镇海来到武汉，在新知书店正式工作。
此后数年间，她跟随书店辗转浙江、皖南、桂林、重庆、上海等地，名义上经营书店，实际上从事对外联络和掩护工作。
1939年夏天，朱枫在浙江金华会同华白沙、张一之等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
当时义勇队刚成立，经济十分困难，朱枫二话不说捐出了八百元。
她还把年仅八岁的亲生女儿朱晓枫送进了义勇队下属的少年团，直到抗战胜利才接回来。
为了采购印刷纸张和物资，朱枫做了一件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吃惊的事——她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三克拉结婚钻戒。
这枚钻戒是她嫁给陈绶卿时的嫁妆，珍藏多年。卖掉之后换来的三千二百元，全部用作革命经费，用于采购印刷纸张，转运到桂林等地。
钻戒、金石、书画、积蓄……朱枫几乎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
那个在"憩园"里写字品茶、"每日学写兰花"的大家闺秀，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给了革命事业。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极其惊险的事。
1941年，朱枫的丈夫朱晓光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逮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朱枫得到消息后，奉命化名化妆，三次潜入集中营探访、营救朱晓光，每一次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1942年4月，她成功接应朱晓光越狱。
1944年10月，朱枫夫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因内部被打入的特务破坏，朱枫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了沪西宪兵队的牢房。
日本宪兵对她施以酷刑审讯，朱枫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吐露。最终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这是朱枫第一次在敌人的牢房里经受考验。六年后在台北，她将面对更加残酷的审讯——而那一次，她没能活着走出来。
1945年春天，久经考验的朱枫终于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她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在党领导的"联丰棉布号""鼎元钱庄"等公开商业机构中，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
1948年秋，朱枫奉命从上海调往香港，在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继续从事党的财经工作和秘密交通任务。
她在香港使用的名片上写着"朱弥明"三个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单位、地址、电话的信息——这是地下工作者最典型的做法：越简单，越安全。
到了1949年，天翻地覆。
上海解放了，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任命为上海新华书店经理。
党组织决定把朱枫从香港调回上海，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这是朱枫盼了多少年的事。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她辗转各地，和家人聚少离多，丈夫坐过牢、她自己也被捕过，身边的孩子不是送走就是托人照管，这些年的苦和累，终于到头了。
正当全家人准备团聚的时候——一个任务来了。
1949年秋，组织上急需一名可靠的人员潜入台湾，与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吴石接头，传递绝密军事情报。
这个人必须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有坚定的信仰，还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赴台身份。
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人，几乎没有。
就在这时候，远在台北的阿菊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想请妈过来看看，帮忙带带孩子，信里还附了一张入境通行证。
阿菊这封信到了组织上手里，事情就变了性质。
朱枫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阿菊这层天然的探亲掩护——以"母亲去台湾帮女儿带孩子"的名义入境，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反复筛选之后，朱枫是唯一合适的人选。
朱枫没有犹豫。她立刻托人把身边的儿子朱明送回上海，毅然放弃了盼望已久的全家团圆。
1949年11月，朱枫登上了开往台湾基隆港的轮船。
她随身带着一只深蓝色布面的皮箱，那只箱子外面包的布是她自己设计剪裁的，上面绣了一个月亮。
这只皮箱后来在香港被找到，多年后被陈列在镇海朱枫故居的展厅里。
工作人员说，朱枫当时不能说太多话、不能表达太多情感，只能通过这枚手绣的月亮来倾诉她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抵达基隆港的时候，阿菊抱着孩子来接她。
母女好几年没见了，阿菊上前挽住养母的胳膊。朱枫住进了阿菊在台北金华街的家里，对外说是来帮女儿坐月子、照看外孙。
这个掩护身份天衣无缝。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千里迢迢来台湾看刚出生的外孙，搁哪个邻居眼里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朱枫住进阿菊家之后，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白天，她帮忙带外孙、做家务、上街买菜，和普通的探亲老人别无二致。
到了约定的时间，她就按照暗号和接头方式，与吴石秘密会面。
据后来公开的台湾保密局档案记载，朱枫在台期间先后与吴石会面六七次。
她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传递了大量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内容包括：东南地区驻军的番号及兵力概数、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作战计划部署等绝密信息。
这些情报被拍摄成微缩胶卷，通过秘密交通线路传回大陆。
短短四十多天，朱枫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阿菊对养母的真正身份和使命毫不知情。
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在帮自己带孩子、操持家务，偶尔出门一趟说是去办点事或者帮亲友捎带东西，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1950年1月14日，朱枫托人带了一封信回大陆，信上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意思是她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回家。
她嘱咐家人把消息转告亲生女儿和妹妹，说多年不见、想念得很，这次回来"可增快慰"。
这封信，后来被认定为朱枫的绝笔手迹。
她盼着回家。大陆那头的一家人也盼着她回来。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家人没能等到朱枫。
时间来到1950年1月29日。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直接改变朱枫命运的事——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蔡孝乾在台北被捕了。
蔡孝乾被捕之后，没撑多久就叛变投敌。
他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大量地下工作者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朱枫的身份和行踪。更致命的是，他还供出了一千多名地下工作者的名单资料。
蔡孝乾的叛变，等于把整张地下情报网络一锅端地暴露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面前。
消息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台北的地下工作者中间炸开了。
吴石第一时间得知了消息。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动用自己的权力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她搭乘军机飞往舟山，计划从那里辗转回到大陆。
朱枫来不及多做安排，匆匆离开了台北。
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与此同时，阿菊家里的空气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阿菊的丈夫王昌诚在国民党的警务电讯系统工作，对外界的风吹草动比普通人敏感得多。
他其实早就注意到朱枫有些反常的举动——深更半夜听收音机、时不时外出说不清去了哪里——只是一直没有往深处想。
蔡孝乾一叛变，台北全城草木皆兵，王昌诚心里的弦一下子绷到了极点。
在当时的台湾，一种令人窒息的肃杀氛围弥漫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
隔壁邻居家因为接待了一个有嫌疑的亲戚就被抓走了，王昌诚的同事也因为牵连被送进了监狱。"
收留共党分子"这个罪名有多大，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轻则全家审查坐牢，重则性命不保。
阿菊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像坐在火上。她不是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警务系统做事，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养母住在家里的每一天，都像一颗定时炸弹。
可就在阿菊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的时候，朱枫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蔡孝乾叛变后的那几天里，具体的细节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从阿菊晚年零散的只言片语中慢慢透露出来。
多年以后，当寻访者在养老院里见到阿菊的时候，这个八十五岁的老人靠在轮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揉着毛毯的边角，低声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而那句话背后的故事，正是母女二人此后半个世纪音讯全无、形同陌路的真正根源……
在此之前，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以为阿菊和朱枫断绝关系，是阿菊为了自保做出的选择——是养女抛弃了养母。
从1950年到2005年，五十五年间，没有一个人听到过阿菊对这件事的解释。外界的揣测、指责、惋惜，全都是单方面的。
直到2005年那个秋天，徐云初拿着照片出现在养老院门口，阿菊才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断断续续地吐出了当年那个夜晚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而这个真相一旦说出口，在场的人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和所有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朱枫和阿菊之间那场看似冷酷的"断绝关系"，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母亲在生死关头做出的抉择。
这个抉择的全部重量，阿菊一个人扛了五十五年，从中年扛到暮年，从黑发扛到白头，扛到进了养老院，扛到丈夫去世只剩她一个人，扛到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终于扛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