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杰作背后女性的隐秘劳动

利维坦按：

在打字机尚未被视为中性的办公工具之前，它曾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技术。今天文章正是从这一被忽视的历史切口出发，揭示了文学生产背后的一段隐秘结构：在无数“伟大作家”的手稿成书之前，往往站着一位默默敲击键盘的女性——她们或为爱情，或为生计，将凌乱难辨的草稿转化为可出版的文本。

这种“无名劳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现代文学的面貌：打字不仅提高了写作效率，更改变了文本的物质形态，使得编辑、复制与传播成为可能。然而，这种劳动常常被归类为机械性的辅助工作，从而在文化评价体系中被系统性地低估了。

当发明家克里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在1872年首次推出打字机时，他拒绝与自己的机器一起合影。相反，这项发明最早的照片描绘的是他的女儿莉莲（Lillian），穿着天鹅绒紧身上衣和宽裙长裙，操作一台早期的雷明顿1号原型打字机，她的右手悬在键盘上，左手握着回车释放杆。对于这张照片的19世纪观众来说，传达的信息很可能很清楚：这台机器如此容易操作，连女性都能使用。

莉莲·肖尔斯 (Lillian Sholes) 于1872年展示了她父亲克里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发明的打字机原型。© archive.org

打字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一整套关于性别与技能的假设紧密相连。这些假设延续至今，并影响着我们对打字员劳动的文化理解。以《广告狂人》的试播集为例，办公室经理琼·霍洛韦（Joan Holloway）带着新秘书佩吉·奥尔森（Peggy Olson）来到分配给她的打字机前，并告诉她不要被吓倒：“看起来很复杂，但设计它的男人把它做得简单到女人也能使用。”

《广告狂人》剧照。© Bustle

许多女性确实做到了：在1880年之前（即打字机尚未普及前），女性只占文职工作人员的4%；到1920年，这一比例已达一半，其中大多数担任速记员或打字员。后来，肖尔斯后来因为女性开辟通往白领工作的道路，并使她们摆脱了经济机会匮乏的困境而备受赞誉。1923年出版的《打字机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Typewriter

《打字机的故事，1873–1923》一书封面，该书由赫基默县历史学会出版，以庆祝打字机诞生五十周年。©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打字机的故事，1873-1923》的卷首插图描绘了克里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图片旁边引用了打字机发明者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为那些一直以来不得不辛勤工作的女性做了一些事情。这将使她们更容易谋生。”© archive.org

但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打字员的工作需要高超的技术技能。大多数女性从业者都曾在秘书或打字学校接受过培训，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办公室秘书通常还需要拓展技能，超越她们所受的培训（例如盲打和听写）到其他领域，例如平面设计、研究和编辑。20世纪上半叶的秘书手册，如约翰·格雷格（John Gregg）和鲁珀特·索雷尔（Rupert SoRelle）广为流传的《应用秘书实践》（

Applied Secretarial Practice

随着打字工作的专业化，打字员的就业机会在传统办公室之外也日益增多。早期面向秘书和速记员的行业杂志《格雷格写作人》（The Gregg Writer）中的文章，敦促女性将自己的技能用于协助“那种浪漫的存在——作家”。在《作者、剧作家与作曲家》（The Author, Playwright and Composer）这样的杂志上，“A. M. 吉尔夫人”和“M. 富勒小姐”等女性刊登广告，提供“打字、手稿准备……编目与校对”等服务。对于有兴趣的人来说，担任抄写员——也就是为文学作品抄写或听写的人——能够提供更具智识满足感的劳动，并在文学文化的生产中扮演支持性角色。

尽管她们的名字和贡献往往不为人知，抄写员却对现代作家的事业与文学遗产产生了深远影响。熟练的打字员可以根据口述创作手稿，或整理凌乱的手写草稿，使作者能够专注于作品的创作。但和办公室秘书一样，她们做的远不止打字。

抄写员是重要的第一读者、得力的编辑，也是作家作品的拥护者。虽然一些女性以薪水交换这项劳动，另一些人则以妻子、母亲或女儿的身份，无偿提供自己来之不易的打字技能。这些女性在家中完成打字工作，往往同时还要兼顾家务和育儿责任。

学者和传记作者长期以来对这些合作关系的运作关注甚少。这并不奇怪：随着秘书工作的女性化，“打字员”的价值被低估，也遭到误解。大众对打字员的刻板印象也加剧了这种误解。此外，打字员的劳动传统上并未在图书馆目录或档案中得到署名，这使得学者们更难发掘他们的贡献。但如果知道该从何处着手，文学档案馆中确实保存着打字员的文字记录，从中可以揭示他们对作家遗产的深远影响。

在回忆自己与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共事时的回忆录中，西奥多拉·博萨奎特（Theodora Bosanquet）写道：“作为口语和打字文字之间的媒介，这项工作起初既令人着迷又令人畏惧。”她解释说之所以令人畏惧，是因为詹姆斯在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拉伊的家中配有一台全新而相当复杂的雷明顿型号打字机，而她必须迅速掌握它。但博萨奎特以及她的前任玛丽·韦尔德（Mary Weld）所保存的日记、书信和其他档案材料显示，为“这位大师”（詹姆斯在当时的称呼）听写，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玛丽·韦尔德在赖伊的沃奇贝尔街工作室装订作坊，约1901-1904年。©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1897年，亨利·詹姆斯右手腕风湿病发作，身体虚弱，他不得不找个助手。他告诉一位朋友：“写作就是那种剧烈的疼痛，你看，这就是证据。我很快就要开始口述，让打字员打字了。”他写信给当地一所秘书学院，找到了玛丽·韦尔德。两人商定好韦尔德的着装——深色外套、裙子、水手帽——之后便开始一起工作。韦尔德上任不久，詹姆斯就写信给他的弟弟威廉，将她与一位前任男秘书进行比较：“麦克阿尔平的女继任者比他强多了！而且还省钱！”换句话说，韦尔德的工作能力远胜于她的前任，但薪水可能更低。

两人每天早晨在詹姆斯家中工作——这段写作时间后来被韦尔德称为“神圣的时刻”。使用全新的雷明顿标准8型，她打出了《鸽之翼》、《奉使记》、《金碗》，并在日记中记录每部作品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例如，《鸽之翼》用了194天完成）。在一篇题为《大师，或亨利·詹姆斯一瞥》的手写回忆中，韦尔德详细描述了她工作所需的精确性，她回忆说，对詹姆斯而言，“他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都恰如其分地契合着画面。”

韦尔德理解并欣赏詹姆斯突破界限的句法，这凸显了她作为抄写员和读者，与雇主之间的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她所打的这三部小说是詹姆斯晚期的杰作，以晦涩繁复、晦涩难懂的散文，探索了意识的细微运作。詹姆斯的传记作者莱昂·埃德尔（Leon Edel）等人认为，这一时期詹姆斯风格的变化，部分源于他转向口述写作。摆脱了风湿病的束缚，詹姆斯可以完全自由地向韦尔德倾诉他的句子。虽然他一直偏爱使用连接松散的长句，但他的风格变得更加繁复华丽。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变化无论有没有韦尔德都会发生，但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如此完全理解他目标的人。当《鸽之翼》出版时，詹姆斯在送给韦尔德的一册上题写：“致韦尔德小姐，我的合作者，亨利·詹姆斯。”

詹姆斯似乎在与他最后一位打字员——“苗条、带着少年气”的西奥多拉·博萨奎特——合作时，将这种写作方式推向了极致。韦尔德离职组建家庭后，他聘用了博萨奎特。博萨奎特厌倦了为一份关于海岸侵蚀的报告编制索引，于欣然接受了为她所仰慕的詹姆斯听写的工作，即便这意味着从伦敦搬到偏远的东萨塞克斯。博萨奎特打出了后来被称为“纽约版”的詹姆斯全集，这是詹姆斯为修订其早期小说和故事而开展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其较为简单的散文转译为后期更加曲折复杂的风格。为创作这些新版本，詹姆斯从初版校样开始，在页边潦草地做小幅修改。需要更大幅修订（主要是增补）的页面，则由他口述给博萨奎特，她会用字母为每一页新增页码编号（如8a、8b、8c）。霍顿图书馆收藏的《一位女士的肖像》（

The Portrait of a Lady

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肖像》手稿，由西奥多拉·博桑奎特于1906年左右注释。©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西奥多拉·博桑奎特像。©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1924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夫妇征集并出版了博萨奎特的回忆录《工作中的亨利·詹姆斯》的一小批印本。在书中，博萨奎特回忆詹姆斯对她说：“我知道我口述的时候思路太散乱了。似乎所有想法都能更有效地、更源源不断地从我口中流露出来，而不是用文字表达。”博萨奎特和她的打字机对詹姆斯的写作过程至关重要。詹姆斯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雷明顿女祭司”。当“女祭司”的打字机发生故障，暂时被一台更新、更静音的型号取代时，詹姆斯几乎无法继续工作。

詹姆斯与博萨奎特关系日益亲密，两人紧密合作，直至他生命终结。博萨奎特甚至在詹姆斯临终时仍为他打字，而且奇怪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也如此。学者帕梅拉·瑟施韦尔（Pamela Thurschwell）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灵学研究学会档案中发现了博萨奎特在1930年代留下的降神会笔记和自动书写（类似催眠状态下写出的文字）。其中，瑟施韦尔发现来自亨利·詹姆斯亡灵的请求，希望恢复他们的口述会话，以期创作出第一部来自灵界的文学作品，“为你已有的关于我们世界的证据再添一笔”。档案显示，她每天与詹姆斯进行三到四次“对话”。虽然自动书写的文字难以辨认，但博桑奎特作为一名优秀的打字员，保留了所有内容的打字稿。

韦尔德和博萨奎特都没有记录詹姆斯支付给她们的报酬，不过我们可以从詹姆斯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推断，他给她们的薪酬低于他曾雇用的男性。但韦尔德和博萨奎特都将她们的听写工作描述为令人着迷、愉快的劳动，而且主要在上午进行，下午则可以自由追求她们的兴趣爱好。就韦尔德而言，詹姆斯为她支付费用，让她接受装帧艺术的培训；而博萨奎特则从事自己的写作。注意到韦尔德喜爱花卉，詹姆斯还特意从花园中采摘新鲜花束来装点她的书桌。换句话说，他似乎是一位不错的雇主。相比之下，为丈夫打字的妻子们的工作条件与报酬则更难确定。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这位集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昆虫学家、鳞翅目昆虫学家和国际象棋大师于一身，精通英、法、俄语的作家——却从未学会两件事：开车和打字。这两项工作都由他的妻子薇拉（Véra）承担。纳博科夫称薇拉是他的“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读者”，自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柏林结婚之初起，薇拉便承担起为他打印手稿的工作。

“她作为顾问和评判主导了我第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纳博科夫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这表明她的角色远不止誊写稿件那么简单。当被问及她的贡献时，薇拉常常避而不谈，只承认自己纠正过纳博科夫的拼写和习语用法。但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等传记作者多次指出，她曾不止一次让《洛丽塔》（Lolita）手稿免于被毁的命运，这再次确立了薇拉作为纳博科夫作品仲裁者与捍卫者的重要作用。

薇拉和纳博科夫在客厅的桌子旁，由卡尔·迈丹斯（Carl Mydans）于1958年拍摄。© Carl Mydans/Time & Life Pictures

整个20世纪30年代，薇拉都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靠在办公室做速记员维持生计。回到家中，她深夜为纳博科夫打字，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几乎都待在打字机旁。1936年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出生后，她仍继续为他打字，一边喂孩子，一边记录《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的文字。似乎只有在1942年她患上肺炎之后，她的工作才有所放缓。正如纳博科夫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充满歉意地提到，当时她“一天也只能完成不到五页的打字工作”。

1958年由卡尔·迈丹斯（Carl Mydans）拍摄的一张照片，生动地展现了这对夫妇最终磨合出的工作流程。照片中，两人并肩坐在小桌旁；纳博科夫举着一张索引卡片，卡片下方是一叠放在小盒子里的索引卡片；薇拉则坐在打字机前。这位作家将场景、细节和情节要点写在卡片上，可以反复修改，直到他对小说的进展感到满意为止。根据内容的完善程度，纳博科夫要么口述给薇拉，要么亲自交给她打字，一式三份（始终是三份）。

薇拉还负责处理丈夫的信件，洽谈出版合同，向杂志投稿他的短篇小说，甚至还帮他填写并提交了古根海姆奖学金申请。尽管她行事低调，但仍留下了文献痕迹，比如在信件上注明自己是写信人，或者写明信件是“代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发出的。判断信件是纳博科夫先生还是夫人所写的最明显方法是看打字质量。纳博科夫很少打字，即使打字，也写得很糟糕。

霍顿图书馆收藏的纳博科夫家族文献揭示了薇拉贡献的其他重要方面。在康奈尔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任教期间，弗拉基米尔让薇拉为他的讲稿准备笔记，并在他生病时请她代为宣讲。这一时期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打字讲稿至今仍保存完好，首页还带有罕见的签名：“致VN，薇拉·纳博科夫”。纳博科夫为儿子德米特里画的一张生日卡片，则俏皮地提到她作为家庭司机的身份：她驾车行驶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路边林立着弗拉基米尔小说的广告牌，而弗拉基米尔则坐在副驾驶座上捉蝴蝶。

纳博科夫的铅笔画，约1960-1977年。©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从档案记录来看，薇拉在履行这些职责时乐在其中，纳博科夫夫妇的婚姻也十分幸福。然而，不幸福的婚姻同样可能成为富有成果的文学合作关系。

T.S.艾略特（T. S. Eliot）曾说，他与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海格-伍德（Vivienne Haigh-Wood）的动荡婚姻带来了“那种孕育出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的心境”。但薇薇安在这首诗的创作中还扮演了其他角色。

薇薇安与艾略特。© The T. S. Eliot Prize for Poetry

薇薇安·艾略特在克拉伦斯门花园9号与她的打字机合影，约1921-22年。© iiif.lib.harvard.edu

“我写好了第三部分的草稿，”艾略特在一封信中写道，“但不知道是否可行，必须等薇薇安判断是否可以发表。”和薇拉·纳博科夫一样，薇薇安是丈夫不可或缺的第一读者。《荒原》的一份重要早期草稿上布满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批注；由于庞德本人声名显赫，并且帮助这首诗找到了出版商，这些批注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然而，薇薇安也在诗稿上留下了重要的批注。学者阿尔瓦·阿尔-穆巴德尔（Arwa Al-Mubaddel）认为，薇薇安的影响在第二部分（原标题“在笼中[In the Cage]”）最为显著，而且最后一部分“棋局（A Game of Chess）”的标题也是由她提供的，其中包含一段男女对话，与这对夫妻颇为相似。

薇薇安的许多修改使对话更加尖锐、更加口语化，例如将“it’s the medicine I took in order to bring it off”改为“it’s the pills I took,to bring it off（是我吃的那药片，为打胎）”。她还创作了一些新的诗行，包括那句尖锐的“ What you get married for if you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不要孩子你为什么要结婚）”她的所有增补与修改都出现在后来的打字稿和出版版本中。夫妻二人都是熟练的打字员，因此无法确定《荒原》用于出版的打字稿究竟由谁打出；但在薇薇安批注的那份副本上，她写道：““你可以做这些修改——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什么都不改。把这份稿子寄给我。”看来，她很可能是在表示愿意打出一份包含被采纳修改的清稿。

无论她是否为艾略特担任打字员，薇薇安都在这首诗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尽管他们动荡的合作结出了文学硕果，却不足以挽救婚姻。两人于1933年分居，经历多年精神健康方面的挣扎后，薇薇安被她的兄长送入诺森伯兰府精神病院（Northumberland House Insane Asylum），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莱丽（Valerie Eliot）比他小40岁，是费伯与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的秘书；这位诗人向她求婚时，将一张手写的纸条夹在当天需要她打字的其他信件中。英国报纸刊登了他们结婚的公告，并以诙谐的笔调提及了他们的年龄差距和办公室恋情。“又来了，”瓦莱丽在一份剪报上方写道，这份剪报称她是“所有爱上老板的秘书们的好消息” 。

哈佛大学艾略特文献收藏中保存的瓦莱丽档案，展现了一位对“秘书-妻子”双重角色感到满足的女性；她写给朋友的许多信件详述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在辞去费伯与费伯出版社的工作后，她仍继续为艾略特打字。除了处理他的大量通信外，她的私人信件还显示，她在管理艾略特因戏剧成功与挫折而经历的情绪起伏的同时，协助他完成最后一部戏剧《元老政治家》（

The Elder Statesman

艾略特去世后，瓦莱丽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汇编了他的全部书信，至今已出版十卷。瓦莱丽也是第一个让人们更加关注薇薇安对《荒原》的编辑工作的人；1971年，她出版了该打字稿的影印本，其中包含薇薇安和庞德的笔记，她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打印出来，以便将它们区分开来。

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正在打字机前记录她父亲——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口述。© archive.org

从19世纪80年代打字机的普及到20世纪末个人电脑的兴起，打字机时代与文学发展的一个非凡时期相呼应，涵盖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早在打字机成为作家的首选工具之前，抄写员们就已经开始辛勤工作了。例如，一张摄于1909年左右的照片，照片中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Alexandra Tolstoy）正在打字机前记录她父亲——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口述。

这张照片（其一个版本后来成为雷明顿广告）承认了亚历山德拉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角色，却掩盖了家中另一位重要抄写员。据信，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Sophia Tolstoy）将《战争与和平》的手稿从头到尾手抄了七遍，她经常在孩子们入睡后，点着蜡烛在夜里工作，使用墨水笔，有时还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丈夫的笔记。打字机是在这部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获得专利的。

这对母女凸显了抄写员使用打字机工作的那段相对短暂时期。被数个世纪的手抄时代与后来的桌面计算时代夹在中间，打字抄写员大约代表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劳动。她们的努力值得被更充分地理解。笔记、书信、日记和手稿显示，这些女性的影响远远超出简单记录的行为；她们的劳动将作者（无论男女）从繁重琐事中解放出来，迅速产出清晰可读、可供出版商与印刷商使用的文本，要求高度的心智敏捷与文学流利度，并且常常承担关键的次要角色——读者、编辑、回应者与秘书。随着对其他文学打字员工作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们贡献的清单必将不断延长。

文/Christine Jacobson

译/天妇罗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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