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马场町的枪声，不该被遗忘的四位烈士

前几天，有人跟我提起一段往事。说1950年，有几个年轻人在台湾马场町被枪毙了。问我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又问，那你讲讲。我想了想，说，还是写下来吧。

这四个人，陆效文、陈道东、陈昌献、粟岁丰。陆效文，江苏昆山人，1923年生。陈道东，四川武隆人，1922年生。陈昌献，四川资阳人，也是1922年。粟岁丰最小，1923年，四川崇州人。

他们四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那时候能念这个学校的，都不是一般人家。陆效文的父亲是国民党水利部的高官，粟岁丰当过孙立人的翻译官。换句话说，如果按部就班走下去，他们这一辈子，吃穿不愁，安安稳稳。

可他们偏不。

1948年，陆效文在沈阳日报社工作时，入了地下党。那年他25岁。转过年来，1949年10月，他拿着父亲帮忙补办的入台证，去了台湾。同行的还有陈道东，比他低两届的学弟。

到台湾以后，陆效文找了个兴台公司襄理的差事，又去了国民党总政治部下属的中国出版社当编辑。这些身份都是掩护。他真正做的事，是把先期潜伏在台湾海军总部的陈昌献联系上，陈昌献又发展了陆军总部的粟岁丰。

就这么着，四个校友凑齐了。

他们搜集情报的方式，现在听起来平平无奇。就是找老同学叙旧、打牌、喝茶。部队调动、驻防情况、装备补给，这些在正规文件里是绝密，在酒桌上、牌桌上，却是闲聊天能聊出来的东西。陆效文还有个本事，看报纸。那时候台湾的报纸上常有美军顾问、日本战犯帮着国民党制定防卫计划的报道，别人看个热闹，他能从字缝里读出门道。前前后后，往香港送了27份情报。

情报怎么送出去呢？第一次是托人转交，第二次交给一个苏联水手，叫阿娜奴古，藏在永生号轮船的底舱里。第三、第四次最绝——托国民党外交部总务科的一个科长，用外交邮袋带出去。外交邮袋，海关不查。

1950年6月，出事了。陆效文发展的一个人，叫侯宏恩，叛变了。那天晚上，陆军总部、海军总部、联勤总部，几十个将校军官同时被捕。第四次送出去的情报被截获，那个苏联水手也被抓了。

审讯的时候，刑讯逼供。执法处处长周芝雨，被砍了手指，打断腰椎。但直到最后，他什么都没说。

1950年11月17日，判决下来。陆效文、陈道东、陈昌献、粟岁丰、周芝雨、毛鸿章，六个人，死刑。

五天以后，11月22日，马场町。

我听人讲过那个场景：穿着血衣，短裤，赤着脚。粟岁丰那年27岁。

枪响之后，很多事情就没人记得了。他们四个人，在官方的档案里消失了很久。直到1991年7月，民政部公开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又过了十一年，2002年5月，国家安全部开了追悼会，骨灰迁进八宝山。

从牺牲到正名，整整五十二年。

那天跟我聊起这事的人问：你说他们图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把命搭进去。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在他们看来，有些东西比命重要。比如一个干干净净的新中国，比如弟弟妹妹在成都参加地下党时信的那个道理，比如——一个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古人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英雄这两个字，不是天生的，是事儿做出来的。这四个年轻人，出身好、学历高、前途广，却选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们在最该活着的年纪，选择了去死。而且在死之前，就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这叫什么？这叫把命押上去，赌一个自己看不见的明天。

1991年，追认烈士的消息出来的时候，陆效文他们几个，已经牺牲四十一年了。他们的弟弟妹妹，头发都白了。墓前放的花，不知道是谁送的。但终究是有了墓，有了名字，有了人记得。

马场町的枪声响了七十多年了。当年扣动扳机的人，也都成了灰烬。而那四个年轻人，穿着血衣，赤着脚，就那么站着。站成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我们这代人，生在和平里，长在红旗下，没法想象那种日子。但偶尔，也该回头看看。看看那些把命押上去的人，看看他们信的是什么，看看他们替我们扛过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