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多年成功的秘诀，是“无剧本有方向”

中国政治的现实治理机制，是“无剧本有方向”的，就是这个制度需要通过各级干部的发挥（或篡改）来落地，它本身仅仅提供可能性。有可能让好官干好事，也可能让坏官干坏事。制度不写剧本。这个特点，王军写得很清楚。

——著名学者孙歌

1982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到2020年退休，王军近四十年的干部职业生涯被他自己定义为“人生上半场”。在“人生下半场”，王军以简洁的文字描述职场中经历的那些真实鲜活的人和事，记录改革开放过程中风云变化的西安，形成了新书《无剧本出演》。

本文摘录自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的四位作家与《无剧本出演》作者王军的访谈，内容经编辑，略有删减。

“人生下半场”

一开始，我只是想把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事记载下来。我第一篇写的是“寇老”，过去一个同事。写了以后叫寇老看看，寇老看了把假牙都笑掉了。所以我就开始回想过去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开始写文章，短的100来字，长的1000来字，都是这样的短文。

同学张维迎看了很喜欢，推荐发在公众号上。读者和维迎不断催更，许多老朋友也鼓励我写下去，就这样写着、发着，渐渐形成了《无剧本出演》。这本书可以说是新媒体的产物。

这本书的结构一开始没有预设，结集时就按我当机关干部、秘书、乡镇和区县领导、开发区领导、市委宣传部长等职业的不同时期，编了几个“筐子”，把这些短文分类装进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被微博逼出来的“新文风”

我过去当领导，在会议上讲话，一是尽量短，二是先讲后写，讲话先拉提纲，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讲完再整理成篇，少铺排，少修辞，少形容词、副词，少排比句，尽可能用质朴的语言。

我有意识地试验的一种写法是“说”出来的文章，可以“说”的文章，文字向口语靠拢。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干部群众能接受。

写着写着我意识到，通过对从政三十多年的若干片段、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录，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风貌和时代变迁。

我写的这些文章，有意识倡导一种新文风。我长期从事党政工作，一直和文字打交道，深感繁文缛节和文山会海之弊端，过度地文饰掩盖了思想的光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这么来的。文章铺排过多，形容词、副词过多，排比句、修辞装饰过多，文彩的华丽实际上淹没了思想的光芒，语言的格式化导致了思维的格式化。

我追求的就是文字要精炼、干净，文风要朴素、直白，普通老百姓只要识字就能读懂，而且情感上要共情。我是有意识地按照这个原则写作的，这也是我的追求、我的初心。

我们那个时代，每个青年都有一个文学梦，何况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实践，退下来也没想着写一本书。一开始写着玩，在互联网、新传媒低门坎发表，阅读量不低，不断有人催更、鼓励，我就写了这么一堆。应该说，我这个 “作家” 是互联网催生的。

我以前写微博，字数有限制，每篇不能超过140个字。这就逼着我要写得简洁，用短文、短句来说明白一件事，这对我是个训练。我的很多作品都是把以前的微博修改一下完成的，因而说我就是互联网培养出来的写家。《无剧本出演》的写作是这个习惯的延续。

当一个文人决定从政

文人从政有优势也有劣势。前些天，有中文系新生问我：读中文系有什么用？我说，从专业导向看，中文系最弱；从价值观导向看，中文系最强。人一辈子专业知识只在部分场景使用，而价值观终生受用。

相对来讲，读书多一点，受先贤影响多一点，对历史规律认识多一点，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多一点，历史感会强烈一些。

比如我在搞一些工程，会考虑这一铲子下去，可能一个千年古迹就毁了，也可能一棵珍稀古树就不见了。一百年后，人们会怎么评价？

又比如，“官不修衙”“官不置产”，这些古训我都很在意。还有，古时地方官做好事，取信于民，无非“修桥补路，治水种树，兴学济贫”，这几件事我在当区长书记时都有实践。

读书写作对从政还有一个好处：自古文人“事以人名”“人以事名”，相辅相成。白居易在西湖修一条堤名曰“白堤”，苏东坡修一条曰“苏堤”，我看工程量并不大，传播这么广，沾了文名的光。

读书对从政的影响极大，不读书很难做个好官；从政对读书也好处多多，带着问题读书会别有收获。我曾经的同事说得好：“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在给一个朋友赠书时题写了一句话：“从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延展生命的宽度。”这是我写了这本书后的体会。每个人生命的长度差不多，而从政让你好像多活了几辈子。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从文从政从商，都走过了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道路。很幸运，在我们青年时代结束了文G，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命运共成长，幸运地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幸运地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幸运地投身了国运上升的全过程。我们所处的伟大的、变革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学习本领、施展才华、实践理想、建功立业的大舞台和大机遇。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建设的氛围、改革的氛围、变革的氛围、成长的氛围中展开，所以特别幸运，有机会施展才华、实践理想。这个时代使我们这些从政者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代表这一代人，为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起前辈，我们走了更多的路，经了更多的事，干了更多活，受了更多的苦，也享了更多的福，有了更多机遇、更多选择、更多的成功体验和更多的成就感，这是伟大时代的馈赠，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

“无剧本有方向”的哲学

这四十年，特别是后二十年，我主要是做主官、区长书记、开发区领导、宣传部长。这二十年是国家发展最快的二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变化最大的二十年。时代的变化太快，工作中每天遇到的都是不同情况。

总的来讲，中央规定了总的方向，规定了总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比方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总的方向是在把握中的。

但是，每天都在遇到新的情况，甚至有突发事件，具体怎么干？

没有剧本，全靠一线的这些“演员”自由发挥、即兴演出，这就包括自写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形成了“无剧本出演”。我的书，写的就是真实“出演”的人和事，是一段历史和时代的个人观察。

关于“无剧本有方向”，是政治学者孙歌教授对《无剧本出演》的概括。她说：

制度框架勾勒了蓝图和边界，但真正的“施工”效果，极大程度仰赖于各级干部的解读、发挥和执行力。

《无剧本出演》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深入记录了那些在“无剧本”状态下，凭借良知与能力，努力将“方向”兑现为民生福祉的好官样本。

它清晰地展示了：在这个体系里最终落地的“剧本"，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线的“导演”和“演员”们写就的......中国政治的现实治理机制，是“无剧本有方向”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察。

具体而言，就是这个制度需要通过各级干部的发挥来落地，它本身仅仅提供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有可能让好官干好事，也可能让坏官干坏事。王军主要写的是好官，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坊间缺少理解。制度不写剧本，这个特点王军写得很清楚。

关于新大众文艺

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社会学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特别是记实作品，可以从微观反映一个时代变迁和变化的过程，人际关系、民风民情、社会经济发展的运作，乃至一个城市的变化都需要有人记录。这些也是我写作时努力追求的。

从《无剧本出演》个人写作的实践，进而到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媒介和短视频、直播、小剧场等平台的兴起，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专利，“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成为新常态。

这一文艺实践的广泛性、即时性和互动性构成了“大众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崭新图景。

从“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到短剧创作者和直播表达者，无数普通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讲述真实生活，抒发情感体验，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形成了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情感联结强的“文艺公共空间”。“新大众文艺”的应运而生，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话语关系与价值体系，人民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

▲纪录片《我的诗篇》

文化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文艺与人民日常生活的结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文艺与娱乐的结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文艺与经济的结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文艺作品的变现能力空前增强，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我和有关领导同志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归纳、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其命名逻辑不是对舶来概念的套用，而是对人民文化实践中“新势能”的正名、赋义与引导。

在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组织西安的文艺工作者撰写了《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在去年七月以《延河》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引发了热烈反响。

“新大众文艺”常被误读为“网络文学”或“素人写作"，甚至被视为内容庸俗、形式低劣的“文化垃圾桶”。这种误读归因于忽视了文艺发展的群众基础和媒介条件，遮蔽了技术民主化带来的文化权力结构转变，也低估了大众文化在新时代构建精神共同体中的巨大潜能。

事实上，技术一直在更新迭代，文学的内核却始终未变。比如古代有评书，民国有话剧、电影，当代有短视频，这些均为广义的通俗文学形式，常孕育精品。因此，面对不可逆转的新大众文艺潮流，我们不应盲目的贬低或抗拒，也不应该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中孤芳自赏，而是要用“普适认可的好文学标准”，去拥抱、塑造新大众文艺。

国人眼中的官员，长期以来是两种极端撕裂的形象：一种是无私奉献、爱民如子的孔繁森、焦裕禄，从前人们觉得理所应当；一种是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郑筱萸、刘志军，现在人们觉得这就是官场的全部。

而王军的这本《无剧本出演》以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描写了中国官场的真实生态。政治学者王子今认为，本书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吏治得失”和“人情冷暖”。

著名学者孙歌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政治的现实治理机制，是“无剧本有方向”的。比如中央只告诉地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具体应该建设什么、如何建设，几乎全靠各级干部的发挥（或篡改）来落地，它本身仅仅提供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让好官干好事，也让坏官干坏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他都当过干部。制度不写剧本，这个特点，王军写得非常清楚。王军主要写的是好官，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坊间缺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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