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知堂回想录》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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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4日，北平八道湾十一号的书房里，一位65岁的老人正伏案疾书。
窗外的槐树投下斑驳的树影，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件渐渐成形。
这位老人，就是周作人——曾经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鲁迅的二弟，也是一个刚刚从监狱里走出来不到半年的汉奸犯。
此刻，他正在写一封可能决定自己后半生命运的信。
信的开头小心翼翼，信的内容既是检讨，也是辩白。
周作人在字里行间反复斟酌，生怕一字不慎就会断送自己最后的希望。
他知道，这封信将通过周恩来转呈，而收信人的态度，将直接决定他这个"文化汉奸"在新中国的命运。
从五四时期的文坛人物，到沦陷时期的伪职官员，再到如今的阶下囚，周作人的人生经历了戏剧性的起伏。而这封信，或许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书房里的光线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暗淡，周作人仍在伏案书写，每一个字都关系着他的未来。
【一】周氏兄弟的辉煌岁月
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
他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
作为周福清的孙子，鲁迅的二弟，他从小就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
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里接受传统国学教育，1898至1899年和1900至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
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1901年，16岁的周作人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在管轮班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相当扎实的英文基础。
毕业后，他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
1906年，周作人以学"造房子"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
他研读《远征记》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周作人的古英语颇有水平，对古希腊文的掌握更是精深。
正是这段留学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少数精通古希腊文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留学期间，周作人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
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
这些知识储备，为他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周作人回国。
1917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
从此，周作人开始了他在北大长达20多年的教学生涯，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后来还在燕京大学任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已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优雅隽永，文学理论深邃独到。
他和鲁迅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
五四运动之后，周作人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
他还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与鲁迅各擅胜场，并成双峰并峙。
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专门写到："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
周作人的散文以冲淡平和著称，他提倡"美文"，主张文学应该追求艺术性和趣味性。
他翻译介绍了大量日本和希腊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外国文学的窗口。
他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散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
可是，1923年夏天，八道湾院里爆发了"兄弟失和"事件。周作人与鲁迅决裂，从此两兄弟老死不相往来。
这场家庭变故对周作人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冲击。
他在与鲁迅的绝交信中写道:"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此后，周作人开始远离政治，转向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
1924年2月，他发表《教训之无用》，借斯宾塞的话反省古代先贤的教训，认为"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
1926年8月，他写道:"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
从此，周作人更加强调闲适、冲淡的生活态度，追求个人趣味的文学创作。
他的这种文学主张，与鲁迅的战斗性文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沦陷时期的选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
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可周作人却选择了留下。
关于留下的原因，他后来在法庭上辩解说，当时以为"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所以才留在北平没走。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
当时北大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占据，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了三层大楼供用。理学院仍设在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
日伪政权成立后，说客络绎不绝。
他们希望周作人能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一职。
这在沦陷区的伪政府中是一个重要职位。
周作人起初坚持拒绝，即便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面游说，他也没有动摇。
可命运在1939年元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那天，周作人正与学生沈启无在家中品茶，突然门外响起枪声，两个陌生人闯入室内开枪射击。
子弹击中了周作人的腹部，但被他外套上的铁质钮扣挡住，只留下一个淤青。虽然毫发未损，但这次遇刺事件给周作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周作人当时并不知道，这次刺杀并非日本人所为，而是抗日杀奸团的行动。
他们看不惯他留在沦陷区，才动了手。
可周作人误以为是受到了生命威胁。
当晚在协和医院检查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连夜劝说周作人。
郑振铎后来说："日本妻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羽太信子暗示，如果日本人真能长期统治中国，周作人或许还能有更大发展。
在妻子连夜的劝说下，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遇刺事件12天后，他接受了日伪政权的聘书，先后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和华北军政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务。
从1941年年初起，周作人被汪伪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在任伪职期间，他参与了多项文化教育活动。
1941年12月1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讲稿后来发表在1942年1月《教育时报》第4期，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于青年的责任》。
1942年元旦，他又发表了《新年致辞》。
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周作人在《教育时报》第5期发表《东亚解放之证明》一文。
这期间，周作人宴请以及被邀赴宴的有日本驻华被派遣军参谋长安达，汉奸王揖唐、钱稻孙，日本大使馆官员土田，日本海军中将河濑，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重光葵等等。
这些活动都被一一记录在历史档案中。
洪炎秋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
【三】审判与入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周作人在八道湾被捕。1946年7月，他被控以汉奸罪接受审判。
审判当日，周作人身着纯白的夏布长衫，身形削瘦，看起来很是文弱。
当时在《中央日报》任记者的龚选舞曾这样形容他："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睛，有几分书卷气，他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凸起的巨鼻，怎么说也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
公诉书罗列的周作人罪状包括：任伪职期间，遵照日本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为日本侵略涂脂抹粉服务，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等等。
周作人对这些指控并不服气。
他聘请了律师，还亲自答辩。
审判一开始，周作人就申明自己出任伪职是有苦衷的。
他列举的苦衷包括: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处境恶劣，生活困难。他还特地讲到了元旦遇刺，说自己虽毫发未损，却感觉"生命受到威胁"。
当被问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何不走时，他说："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所以才留在北平没走。"
他还说："我并非真心留在北平投敌，而是想维持教育，抵制奴化，减轻占领军造成的伤害。"
可证据确凿。1946年11月16日，国民党政府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民权10年。
12月，周作人对审判不服，申请复判。
在申请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辩白：自己在努力将"儒家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以同化日本人。
他说："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政治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则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倒过。"
1947年12月19日，刑期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周作人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狱中，周作人的生活过得平静而有规律。
龚选舞在《1949国府垮台前夕》一书里，曾这样讲述他的狱中生活："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洗刷后再押回囚室。
此后，上午八时及下午四时打进早晚两餐，每餐一饭一汤，不算很好，但餐后半小时的'放风'，却大可出门舒展筋骨。"
周作人在狱中饮苦茶、读古书，写了一些古诗，偶尔还写些条幅赠给狱内外人士。
他在监狱里翻译了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
可惜书还没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中下令释放政治犯。
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
出狱那天，他已经65岁。
学生尤炳圻父子陪同他坐火车去上海。
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南京、上海仍在国民党手中，京沪之间战乱不止，一时无法通车。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
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
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
这位曾经的大学教授、文坛名宿，在65岁时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尤炳圻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一样，未能保持气节。
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汉奸对待。
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接济和帮助。
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到上海后，周作人暂住在尤炳圻家中。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台湾。
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
他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周作人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也曾托王古鲁游说周作人离开中国。
可周作人反而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这段往事记载在《知堂回想录》中。
周作人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然而，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