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送延安13万两黄金,建国后仅任劳资处长,背后有何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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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谷牧回忆录》、《烟台文史资料》、《招远县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新华社《黎玉同志生平》、百度百科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6年3月的一天,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一位八旬老人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窗外春寒料峭,病房里却暖意融融。

工作人员轻轻推开门,手里捧着一份刚刚送达的文件。

这是一份来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

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

看着看着,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老革命,竟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他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声音哽咽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这份文件,是一份迟到了整整38年的平反通知。

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在抗战时期创建山东根据地、统领数十万大军、为延安秘密输送13万两黄金、被伟人在高干会上点名表扬的革命元勋——黎玉。

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政委,是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

在他的努力下,山东根据地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拥有1900多万人口,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建国后却从副部级断崖式跌落,被安排到一个小小的劳资处当处长。

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军区副政委,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日常事务的基层干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撤销了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的错误结论,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然而,从平反到去世,黎玉只剩下了75天的时光...



【一】三次入狱,他在白色恐怖中淬炼成钢

1906年5月12日,黎玉出生在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今山西省原平市大牛店镇东野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李兴唐。

按照黎玉后来的回忆,他祖父靠着起早贪黑干活,攒下了七八十亩土地,算是个富裕农民。

这样的家庭条件,让黎玉有机会读书识字。他10岁进入私塾,14岁考入镇上的高级小学,17岁考入崞县中学。

在崞县中学读书期间,黎玉接触到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他和同学们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协进社",办墙报、搞专栏宣传进步思想。

在校办刊物《撼阴报》上,他经常撰写进步文章。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年仅19岁的黎玉在崞县中学组织领导学生上街游行,下乡宣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26年7月,中共崞县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

同年9月,黎玉经刘保粹、冯汉瑛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一年,他刚满20岁。

1927年春,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按照上级指示,黎玉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被推举为国民党崞县党部常委和学生会主席。

同年7月,黎玉担任崞县中学党支部书记。

可好景不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928年3月,黎玉在组织中学党支部进行校内外活动时,引起了崞县地方当局的注意。

"国民党崞县清党委员会"将黎玉等7名地下党员开除出国民党党籍,并移送到太原第一监狱关押。

这是黎玉第一次入狱。

在狱中,国民党当局对黎玉等人进行了多次审讯,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黎玉和同志们悄悄串了口供,咬紧牙关,绝不吐露党的机密。

一年后,黎玉被保释出狱,不久后回到家乡。

出狱后的黎玉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

他考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继续深造,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8月1日,黎玉率领北平市洋车夫参加反军阀示威游行。

这次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也让他再次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他第二次被捕入狱。

幸运的是,党组织很快设法将他营救出来。

1932年,黎玉在石家庄从事地下工作时,第三次被逮捕。

1933年,经朋友托关系,他才得以出狱。

三次入狱,三次出狱,三次继续革命。

这段经历,让黎玉在白色恐怖中淬炼成钢,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出狱后,黎玉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往唐山矿区发动群众。

1933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唐山党组织。

在他的领导下,开滦煤矿爆发了反帝大罢工,参与人员多达3万余人,声势震惊中外。

此后,黎玉又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

他的足迹遍布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成为北方地下党的一员骨干。



【二】白手起家,他在山东拉起了一支铁军

1935年冬天,命运把黎玉推向了一个新的舞台。

那时候,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的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瘫痪。

在濮县领导农民运动的黎玉,接待了来自山东寻找党组织的赵健民。

从赵健民口中,黎玉得知了山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也得知山东仍有500多名党团员在坚持工作。

1936年4月,黎玉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东恢复建立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

这项任务难度极大。山东当时几乎没有党的根基,黎玉手里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现成的班底,纯粹是白手起家。

可黎玉偏偏有这个本事。

他从恢复发展党员做起,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发动群众。

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先后成立了鲁西北、鲁东、鲁北特委。仅一个市,就快速发展了150多名党员。

1937年5月,黎玉到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

这是他第一次去延安,也是他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

会议结束后,他立即返回山东,继续开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负责防守山东的韩复榘不战而逃,导致日军长驱直入。

从1937年9月30日日军侵入山东,到1938年5月19日,山东全境沦陷,这个过程只用了不到8个月。

在这危急时刻,黎玉审时度势,没有贸然立刻发动起义,而是先向山东各地派出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他认为,党的力量尚弱小,应尽可能争取大多数人参加。

起义的时机,应选择在国民党军溃败与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际。

实践证明,山东省委的决断是正确的。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打响。

黎玉亲自参与指挥,带领山东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通过实践摸索武装起义的经验,以便指导全省各地的起义。

此后,天福山起义、黑铁山起义、泰西起义等先后爆发。

黎玉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各地发动群众,陆续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等小范围抗日根据地。

到1938年2月底,山东省委在新泰县刘杜镇召开扩大会议时,全省已有百余支游击队。

黎玉总结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按地区分类,史称"十大起义"。

1938年4月2日,黎玉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山东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建游击队的情况。

此时,山东已经拉起了25个团、2万余人的正规军事力量,另外还有一万多民兵。

伟人听了黎玉的汇报非常高兴,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伟人特别称赞了山东的工作,号召各地向山东学习。

在黎玉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将山东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并从延安派出大量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

1938年8月21日,黎玉率领从延安抽调的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等红军干部和长期在白区工作过的党员干部,以及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共160余人,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太行、冀南,日夜兼程返回山东。

这支队伍被临时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张经武、黎玉分任指挥和政委。

途经聊城时,著名爱国将领范筑先亲自率领军民列队夹道热烈欢迎。

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

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担任政委,下辖八个支队,总兵力2.45万余人。

这支部队虽然战斗力比不上由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主力师,但规模已经相当于两个师。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加起来才4.5万人。黎玉几乎是凭空创造出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

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从分散走向正规,也标志着黎玉的革命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

其中,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

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来到山东,在黎玉的配合下,组建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部队。

后来,山东纵队和一纵机关合并,黎玉继续担任政委,推动第三期整军,让部队从游击队转向正规军,武器管理和战术训练都上了轨道。

在后来的整军过程中,山东纵队发展到了5万多人,而且还同时为新四军和八路军补充兵员。

据史料记载,山东纵队为新四军补充5000多人,为八路军115师先后补充了3万多人。

黎玉没有以山东元老自居,没有排斥远道而来的八路军主力,反而全力支持主力部队的发展,并虚心向主力部队学习交流。

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为保证第115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

第115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也被调到山东纵队,加强山东纵队的战斗力。

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第115师也由进入山东的8000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

山东八路军的规模扩展得十分迅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雪中送炭,13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延安

1938年那次延安之行,黎玉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当时,党中央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

抗战初期,边区财政收入约有一半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国民政府核发的军饷极为有限。

按八路军三个师4.5万人计,每月仅法币63万元,最多时不过75万元;新四军月应发18万元,但实发仅8万元,后增至13.5万元。

抗战中后期,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恐共产党军队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军饷,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根据地党政军经费愈加困难。

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

当时,党中央手中的黄金与外汇存量极端匮乏。

黎玉在延安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了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

他想到,山东胶东地区有个招远,那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自古就盛产黄金。

于是,黎玉向党中央提出:利用山东胶东产金的有利条件,向党中央输送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缓解中央压力。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

回到山东后,黎玉立即指示胶东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黄金支援党中央。

1938年7月,黎玉和中共胶东区委商议后决定,由胶东区工委书记苏继光到招远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以秘密工作的方式领导招远的采金工作。

山东,从此开始了开采黄金支援延安的伟大工作。

这项工作难度极大。招远的玲珑金矿是华北第一大金矿,日本人早就盯上了。

日军文献记载: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之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招远城,公然叫嚣"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

其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攻占了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

在占领招远6年半的时间里,日军采取民间收购和开采掠夺两种手段,疯狂掠夺黄金。

据记载,日军共掠夺黄金16.5吨、白银38.45吨、铜6262吨。其中,掠夺玲珑矿田黄金27万两。

可我们的同志也有办法,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开展工作:

第一,苏继光领导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筹集资金,在日军看不上、顾不到的地方创建了大量的小型金矿,然后租给招远的人民群众,由他们自由开采冶炼。

从金矿中提炼出黄金以后,人民群众必须按照事先签订的合同,以规定的价格卖给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采金管理委员会得到黄金,双赢。

第二,发动群众用传统方法淘沙金。根据地政权鼓励农民开采沙金,抗日政权给予保护。

工商局对所有的金农造册登记,产出的黄金统一收购。

第三,组织武装力量与日军进行反掠夺斗争,袭击日军的运金车队。

1939年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协同招远县大队曾攻进招远城内,消灭大量日伪军。

1939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在大郝家村西公路伏击日军,炸毁日军的多辆运输汽车。

日军虽然占领了招远玲珑金矿,但其所需生产物资以及产出的黄金,要依托招远城至龙口港的公路(龙招公路)进行运输。

从龙口到金矿的运输线,不断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

1943年8月,中共北海军分区组织成立了北海武工队,深入敌后龙(口)招(远)公路一带活动,开展玲珑金矿的敌伪工作。

武工队斗争形式灵活多变,适应了战时的复杂情况。

至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武工队策动矿上伪军反正,拔掉了矿上敌军据点,砸开了日占玲珑金矿的大门。

最惊险的是运送黄金的过程。从胶东到延安有上千公里,途中要穿越敌占区。

1943年8月底,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立了山东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山东各根据地的工商事务,由黎玉亲自兼任省总局局长。

黄金生产管理是当时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当年负责运金工作的孟英回忆:押运黄金去延安,都是黎玉同志亲自安排。派哪个部队去送,谁负责指挥,走哪条路线,都由他亲自决定。

送金大多是和过路干部首长一起出发。

部队集中后,将已经包装成和子弹夹差不多大小的金包装进子弹袋,用针线缝上,登记分发给战士,每人携带五十两左右。

携带黄金的战士并不知道自己带的是黄金,带队干部只说是极为重要的物资。

如果要送的黄金数量较大,便要动用大部队。

1940年6月,苏继光指挥营以上的部队,武装运送两万两黄金到沂蒙山区。

同年冬,贾若瑜又指挥两个营的部队,运送三万两黄金送给山东分局。

1939年至1943年间,胶东向山东分局输送黄金主要走"渤海走廊"。

其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从胶东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根据地出发;二是1941年以后从以牙山为中心的栖(霞)海(阳)牟(即牟平和牟海——今属乳山)边区根据地出发。

路途中,运金队伍要跨过的第一道关隘就是在夜间冲破栖(霞)莱(阳)之间的烟(台)青(岛)公路封锁线;之后西行通过胶莱河进入昌邑、潍县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经过清河区的寿光等县,继续往南穿过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最后跨越沂蒙山区到达山东分局的驻地。

"渤海走廊"巧妙地避开了敌伪势力密布的胶济铁路东线地区,但路程较远。

为了缩短交通距离,"滨海通道"应运而生。

1943年7月,山东分局决定由胶东和滨海两军区协同作战,直接打通胶东至滨海的交通线,并创建诸(城)胶(县)高(密)边抗日根据地,作为连接两个战略区的交通枢纽。

经过胶东、滨海两军区协同作战和诸胶高党政军民团结奋战,历时8个月的艰巨斗争,于1944年2月胜利完成了任务。此后,黄金等物资改由"滨海通道"运输。

山东分局收到黄金以后,主要通过上海的正规金融机构送到延安。

一是通过海运,把黄金秘密运送到上海,交给我党在上海设立的华益公司,再以商业贸易、运送抗日物资的名义,把黄金送到延安。

二是把黄金存到青岛、烟台由我党暗地控制的银行,以结算、汇兑、转账的名义,把黄金运送到上海,再由上海转送延安。

如果走陆路直接运送黄金到延安,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1943年秋,二十余名送金战士得到命令,每人怀揣五十两左右的黄金,给延安送去。

结果走到山西的时候,他们遭遇日军堵截,队长被迫把送金队伍分成两批,一批带着全部黄金去延安,另一批留下和日军作战,掩护战友和黄金。

2019年6月,招远市党史部门工作人员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一份解密的高等级电报。

电报报头写有"集总来(指人译)"字样,其中"集总"是八路军总部的简称;"指人译"是军事情报四个等级中的最高等级,译电时,所有的密码都记在指定人的头脑中。

此电报是1943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给山东分局同时转给中央的,内容是:黄金送中央路中便于携带,可陆续妥送太行。

据《谷牧回忆录》记载: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做出了许多贡献。

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交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

据《烟台文史资料》第五集记载,据当年从事收购黄金的几个老干部估算,1938年至1944年,在日伪严重破坏和奸商倒卖的情况下,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13万多两,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3万两黄金意味着什么?

据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计算,按照《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计算,13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

如果按照1942年滨海区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粮食的话,分别可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

这些黄金,成了党中央的"救命钱",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黎玉的儿子黎小弟晚年曾问父亲电台密码还记不记得,黎玉回答:电台密码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也绝对不能说。有些秘密宁可带进棺材,也不能流露出来。

直到黎玉去世,他也没对家人说过"黄金"二字。

1945年8月23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

至此,日军撤出玲珑金矿,华北第一大金矿完整回归。



【四】功绩卓著,地位达到人生顶峰

除了军事方面的贡献,黎玉在行政方面也非常突出。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

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明士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8月19日,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当选为首席组长。

这是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政权性质的省级机构,也是山东地区独立自主创建的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萧华为政治部主任。

1943年9月,中央调朱瑞到延安工作后,罗荣桓接替朱瑞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分局委员有罗荣桓、黎玉和萧华。

具体分工是:罗荣桓任书记兼锄奸委员会书记并负责整风;黎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群委会、财委会书记;萧华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和武工队工作。

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集体,实现了山东党组织上的集中统一。

1943年8月底,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立了山东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山东各根据地的工商事务,由黎玉亲自兼任省总局局长。

省总局下辖鲁中、滨海、胶东、鲁南、清河几个地区工商管理总局。

1944年至1945年,黎玉协助罗荣桓领导山东军民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大城市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

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黎玉不断开辟根据地,不仅占领了山东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份,而且统辖了1900多万人口。

他还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税制改革,实行了早期的累进税制,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加强了财政建设。

山东纵队发展到5万多人,还为新四军补充5000多人,为八路军115师先后补充了3万多人。

1945年8月,山东军区进行了一次整编,将各军区的主力与基干部队组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麾下共有八个主力师,后来一部分进入东北,还有一部分就留在山东。

同时山东军区还有16个警备旅、独立旅,兵强马壮。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还向全国各个战场和兄弟部队输送了大批的兵员和物资,还向延安大量输送过资金和物资。

罗荣桓率部北上的时候,山东抽调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6万多人。

仅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就有59万人参军,支前民工达到了700多万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黎玉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

罗荣桓带主力北上东北后,山东的重担落到黎玉肩上。

他同时担任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

1946年,山东野战军成立时,陈毅担任野战军司令员,黎玉则是野战军政委。

此后,黎玉先后担任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局副书记等职务。

在中共七大上,黎玉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这时候的黎玉,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华东局副书记,是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

然而,就在黎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正在悄然酝酿。

而当1948年12月那份华东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下达时,黎玉看着文件上关于自己的那些定性,38年后他在病榻上收到平反通知时的泪水,似乎早已在这一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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