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玛尼：婚姻的战场上没有真正的幸存者

来源：新京报

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是勇猛的。表面上，“温柔”是上天赋予她的最大特质。但其实，她的写作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所有与“温柔”相关的设定。她从不惮于向世界展示日常生活的痛，并且在她笔下，所有的痛都是真实的。

蕾拉·斯利玛尼，摩洛哥裔法国作家，1981年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2016年以享誉全球的畅销之作《温柔之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冷峻笔锋塑造的残酷叙事

在为她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的小说《温柔之歌》中，她以一句“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为开场，轻而易举地终结了读者对美好家庭生活的想象，进而展开了她的残酷叙事。

之所以如此，与斯利玛尼的写作观有着莫大的关联。她始终相信，文学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无限度地放大作家内心深处的善念，以悬壶济世的姿态介入现实人生，将小说当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安慰剂，缓释并消解那些本该被世界看见的伤害。相反，写作对于她，更像是一种“揭露的艺术”——与其语调温和地复述不痛不痒的故事，倒不如直截了当地揭开疮疤，让所有的血管组织、细胞肌肉，统统暴露在天光之下。就像她要完成的不是一沓写满字词的稿纸，而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外科手术。

有了这样的铺垫，再来看《看我们跳舞》，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作为“他者之乡”三部曲的第二部，这部小说延续着与前作《战争，战争，战争》相似的冷峻气质，将斯利玛尼对女性命运的细腻铺展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故事的开篇是令人窒息的：人到中年的主妇玛蒂尔德·贝尔哈吉透过屋子的窗户，面无表情地看着花园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台巨大的挖掘机伸出黄色的金属臂深入黑色的泥土。它所到之处，“一切被席卷一空，几个小时后，便形成了一个高高的土石堆，上面摊满了毫无生气的灌木和遭到斩首的花朵”。

那是1968年。整个世界正毫无征兆地步入变革之年。此时的摩洛哥早已摆脱了殖民地的尴尬处境，毫无争议地迎来了国家的独立。但在骨子里，这个国家仍然是一片被主流世界忽略的“飞地”。西方游客来到这里，总是会惊讶于眼中所见，将擦肩而过的奇人奇事当成难得一见的异国美景：刚从土耳其浴室出来、皮肤还在冒烟的男人，拿着疤疤癞癞的长棍和金属杯的盲人，广场上的耍蛇人与柏柏尔乐手，或者被染成玫瑰色或靛青色的羊毛……这大约就是摩洛哥的日常了。但斯利玛尼的写作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西方人无穷无尽的“窥隐癖”。相比细针密缕地描绘一幅活色生香的异域风情画，她更愿意将她关注的目光牢牢锁定在那些与她有着相同血缘、相似过往的女性身上，进而用她标志性的冷峻笔锋重铸一个大写的“人的疆域”。

她很清楚彼时摩洛哥人的小心思。一方面，他们为国家重新赢得独立主权欢呼雀跃。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的宗主国（法国），又有着太多难以言语的复杂情绪。表面上，这些年轻人痛恨与法国相关的一切，宣称自己学习法国的语言、法律和历史，既是为了“寻求更彻底的解放”，也是“为了把他们（法国人）拖入自己的游戏中”。但其实，哪里又有什么“更彻底的解放”？在他们自编自导的游戏里，每个字符串都写满了对法式生活“不乏嫉妒的羡慕”。毕竟，没有谁愿意贴着“在异域文明的温暖之光下渐渐开化的小野人”的标签出现在世界面前——而相比古老的摩洛哥传统，他们更向往西方自由的生活方式。

《看我们跳舞》

作者：（法）蕾拉·斯利玛尼

译者：袁筱一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5年11月

第三世界的边缘人

然而，向往归向往，真正想要融入其中，却是千难万难。以玛蒂尔德的女儿阿伊莎为例。1964年，长大成人的她独自来到位于法国南部的阿尔萨斯上大学。这里是玛蒂尔德的家乡，也是阿伊莎想象中的完美国度，“那是仙女们的领地，人们在小木屋里吃着紫李蛋糕”。但当她真正置身其中，所有美好的想象就像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一般彻底崩塌了——冬天的阿尔萨斯没有明媚的阳光，迎接她的只有连绵不断的阴雨。她住在城郊一个“令人悲伤、没有灵魂”的社区里。房东太太毫不留情地将她视为脏兮兮的“非洲女人”。

说到底，这个世界并不欢迎她。哪怕她掌握了高深的知识，她仍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边缘人，是一个头发卷曲的、“只熟悉无边田野和寂静山峦的小野蛮人”。她在阿尔萨斯待了4年。在那里的每一天，她都会想起摩洛哥湛蓝的天空。“这里的天空一望无垠，全部呈现在眼前，就好像有一只圣手拂去了所有遮住天空，让天空变得灰暗，让它枯萎的东西”。即便如此，阿伊莎还是感觉到了一点不同。当她回到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她发现摩洛哥早已成了另一个世界。她就像是陷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空心人，只能将过去的一切当成一场大梦。“她在这座屋子里长大，可这座屋子让她觉得很陌生，她觉得屋里的墙、新家具和画都怀有某种敌意”。

此时的阿伊莎应该更能明白母亲的真实处境。与太多家庭主妇一样，玛蒂尔德把照顾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却不知道自己的整个生命早已渐渐归于停滞。1969年，43岁的她以惊人的忍耐力迎来了她在摩洛哥定居的第23年。她是称职的母亲。她看着两个孩子（女儿阿伊莎、儿子塞利姆）长大成人，殚精竭虑地规划他们的未来。她是尽责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出轨，仍然恪守主妇的本分，不分昼夜辛勤劳作，直到生活无情地将她训练成面无表情的家务机器人。

因此，当她悲哀地看着窗外那个更为广阔、更加精彩的世界，她只能无奈地感叹，她再也不属于它。而历史的云谲波诡也好，时代的跌宕起伏也罢，哪怕是人类登月的大事件，比起贝尔哈吉一家二十多年来消耗的成吨的食物，都是不值一提的。它就像窗外飘过的一张纸，在风沙的推动下渐行渐远，却未必会在她的内心深处留下一丝波澜。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玛蒂尔德会把厨房里的冰箱当成她最凶猛的敌人。“这只白色、冰冷的野兽”既吞噬了新鲜食物，又吞噬了她本该丰盈的人生。

这个庞然大物“就像希腊神话中无底的水桶——永远都要重新开始，永远都要重复相同的动作，什么都没有剩下”。而玛蒂尔德呢，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金发少女。那些匆匆流逝的岁月，并没有轻易放过她。如今，她的容颜日渐枯槁，身体逐渐变形，就像花园里那些“毫无生气的灌木和遭到斩首的花朵”。她不再相信童话。因为她就是现实中的灰姑娘。“可怜的灰姑娘，整个青春时代都在做家务，没有机会学习，嫁给了她的王子，应该一直到死都在反复咀嚼落空的梦想。”

显然，斯利玛尼从来无意为我们塑造完美无瑕的婚姻模板。她很清楚，女性的人生就是一场隐秘的战争，婚姻的战场上没有真正的幸存者。从《战争，战争，战争》到《看我们跳舞》，她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这间房子并不会像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希望的那样，能够赋予女性上升的空间，进而彻底扭转命运的颓势。相反，那些住在房子里的女人（不管是阿伊莎，还是玛蒂尔德）都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总是被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绊住了继续向前的脚步，不敢也不能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出走”抑或“逃离”的念头轻易付诸行动。就像斯利玛尼所说，“所有的家都是陷阱，都会把她关在里面。混乱并非什么悲伤的东西，甚至也不可怕，这是唯一可以希冀的东西，是唯一可以让她找回一点兴奋的东西”。

具体到玛蒂尔德。她来自西方，却注定要臣服于根深蒂固的摩洛哥传统。1968年，当整个世界不约而同地进入“颠覆平庸”的激情年代，她却只能默默忍受，将发生在自家花园里的变故，当成了“她对丈夫让她一切从简的报复”。因为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都无法得到身边人的认同，哪怕是她深爱着的丈夫。此时，无论是尚未实现的理想，还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日常的泥沼，最终止步于无尽的孤独与怨念。到了这里，《看我们跳舞》似乎就成了《看命运跳舞》。她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进退，都是对沉重现实人生的复制与粘贴，既是刀尖上的小步舞曲，也是戴着无形镣铐的华尔兹——如果生命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自由的，再回过头去谈论自由的舞蹈，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撰文/谷立立

编辑/宫照华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