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五十二岁那年，我第三次从民政局走出来，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离婚证。
阳光很好，街边的梧桐树正在落叶，有个小女孩蹲在地上捡树叶，她妈妈在旁边温柔地等着。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直到那对母女走远，才发现自己的眼眶湿了。
三段婚姻，二十七年，三个女人，最后都选择了离开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喝酒，把三本结婚证和三本离婚证并排放在茶几上。红色和绿色交替着，像是我这大半辈子的缩影——满怀希望地开始，灰头土脸地结束。
我叫周建国，是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如果你在街上遇见我，大概会觉得我是那种最不可能离三次婚的人——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从不抽烟，很少喝酒，连吵架都不会说脏话。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老实本分"的人，把三段婚姻都过成了一地鸡毛。
我的第一任妻子叫林小雨，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是1994年，我们都是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她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是我们班公认的班花。而我只是个来自小县城的穷学生，普通得像教室角落里的一把椅子。
我追了她整整两年。给她占座位，帮她打热水，下雨天把唯一的伞让给她，自己淋成落汤鸡跑回宿舍。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足够真诚，足够努力，就一定能打动她。
毕业那年，她终于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们在老家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分配到了同一个城市的两所中学。
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我们租住在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直哆嗦。但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闻到饭菜的香味，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是，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结婚第三年，我们有了儿子。林小雨辞职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三口。那时候教师工资低得可怜，我不得不在外面找了几份家教的活，每天早出晚归，累得像条狗。
我以为我在为这个家拼命付出，我以为她应该理解我的辛苦。
可我不知道的是，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比我更累。孩子半夜哭闹，她整宿整宿睡不好觉；孩子生病发烧，她一个人抱着往医院跑；她想找个人说说话，可我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做家教，回到家倒头就睡。
她开始跟我抱怨，说孩子太难带了，说她快要崩溃了，说她想出去工作。
我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说："你在家带个孩子能有多累？我在外面挣钱养家，你知道有多辛苦吗？"
我说："孩子还小，你出去工作谁来带？请保姆？咱们请得起吗？"
我说："别人家的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怎么就你事儿多？"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扎在她心上。
她不再跟我抱怨了。不是因为她想通了，而是因为她对我失望了。
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她做好饭喊我吃饭，我吃完饭就去书房备课。她带孩子睡着了，我还在客厅看电视。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陌生人。
有一天晚上，我加完课回家，发现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哭。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我也没再追问，转身去洗澡睡觉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们的婚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死去。没有第三者，没有家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中，慢慢地走到了尽头。
2002年，我们离婚了。儿子判给了她，我每个月付抚养费。
离婚那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说："建国，你不是个坏人，但你从来不听我说话。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
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心想，我每天累死累活地挣钱养家，怎么就成了不听你说话？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要的从来不是我挣多少钱，而是我能停下来，认真地听她说一句话。
离婚后的第三年，我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张美玲。
她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英语老师，比我小五岁，离过一次婚，带着一个女儿。她性格开朗，说话爽快，跟林小雨完全不同。
我们是在一次教师聚餐上认识的。她主动过来跟我碰杯，说听说我教数学教得好，想请教几个问题。后来我们加了联系方式，慢慢地熟络起来。
她跟我说她的前夫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人，她忍了三年，终于带着女儿逃了出来。她说她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想找个老实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老实人。
2006年，我们结婚了。我搬进了她的房子，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这一次，我吸取了上一段婚姻的教训。我开始学着听另一半说话，她下班回来跟我抱怨学生不听话，我就放下手里的事情，认真地听她讲。她说想吃什么，我就去买。她说周末想出去玩，我就陪她去。
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能把婚姻经营好。
可是，我又犯了另一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