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三月初九,北京菜市口阴风猎猎。柏葰被压在囚车里,老百姓蜂拥而至。有人摇头叹气,有人叫好,场面嘈杂。临到法场,他抬头望了一眼城楼,嘴里低声说了句“这次真完了”。旁边的刽子手只冷冷回了一个字:“是。”
人头落地前一年,1858年秋。顺天府乡试放榜,榜眼第七名平龄的名字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京城茶肆里议论满天飞——包衣子弟平日只会唱梨园小曲,竟能在满腹经纶的考生中一跃高位?一时之间,“关节”二字成了最热的谈资。舆论压力直达宫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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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向来爱面子,特别受不了给外人看笑话。据《宫中纪略》记载,他在御花园踱步时拍案喊道:“若不彻查,何以服众?”六天后,载垣、端华、陈孚恩、全庆等人领旨,前往顺天府衙门封卷、锁库、点验誊录。案子自此摆上台面。
科举讲究“墨卷、朱卷两相对读”。誊录官用红笔抄一遍,再交考官评阅。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防范作弊,偏偏最脆弱的环节也在此处暴露。检核结果让人目瞪口呆:平龄的朱卷文字流畅,墨卷却错字连篇,而两卷之间七处修改痕迹清晰可见。载垣等人又抽查全部试卷,五十余本疑似同案舞弊,其中一份竟出现三百处错误仍获中举。
调查方向迅速锁定同考官浦安。他先顶不住刑讯,招出兵部侍郎李鹤龄;再顺藤摸瓜,又指向乡试主考柏葰。浦安交代:罗鸿绎出银五百两行贿,三百两进了自己腰包,二百两给李鹤龄分润。罗与浦再各送柏葰十二两、十六两,合计二十八两,意在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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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朝廷律例,《钦定科场条例》白纸黑字:考官士子交通作弊,一律斩决。可清廷对高官常留余地,一品大员向来有“行刑前三刻翻案”的潜规则。柏葰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狱中并未崩溃,甚至叫家人备好行装,等着改戍伊犁。然而,咸丰皇帝这回铁了心。
不得不说,皇帝动杀机与肃顺的暗推分不开。那时的满汉权力纠葛复杂,肃顺与载垣、端华等人成一条线,主张以铁血手段整饬吏治,同时也想借机削弱异己。柏葰出身翰林,历两朝礼部侍郎、文渊阁大学士,与肃顺素无亲厚。肃顺几句“王道之本,在于取士;不杀不足以令众”正中咸丰焦躁心理。
柏葰毕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赃银才二十八两,不及一品俸禄的三分之一。再加上他并未亲自改卷,只是放过浦安递来的卷子。若依往例,充军已算重罚。可是,朝廷需要一个榜样。于是,1859年春,柏葰人头落地,浦安、罗鸿绎同日问斩,李鹤龄、程庭桂发配新疆,顺天府学政等十余人降调,连带罚俸者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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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公布后,京城百姓议论“冤不冤”成了主要话题。有人在街头摆下纸摊写竹枝词调侃:“一品只值二十八,呆头倒做祭旗刀。”更多人则拍手称快,认为“杀得好,杀得痛快”。这种两极化反应折射出当时社会对于腐败的复杂情绪——既痛恨舞弊,又畏惧朝廷秋风。
后果立竿见影。次年各省会试,考官人人自危,连送礼请托都不敢当面明说,只余含糊词句“借书一观”“寒舍灯油”。这种谨慎持续了约三十年,直到光绪中后期局势再度滑坡。到那时,舞弊卷土重来,多少又印证了法不及人心的无奈。
值得一提的是,肃顺借此案声威大涨,却也因此得罪满朝文武。大家嘴上称他“能臣”,心底却恨其苛刻。四年后辛酉政变,载垣、端华、肃顺抱着咸丰遗诏自信满满,却没防住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联手。肃顺在卓府口被就地正法时,往日追随者几无一人相救,戊午科场案埋下的怨气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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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对柏葰案重新核议,给出的说法是“原案无误但处分过峻”,文件一纸,却已无实质意义。柏葰的家人申请归葬,得到了允许。坊间传闻他在荒郊坟前立了三块石碑,正中刻“科场血”,左右两石分别写“忠”“直”,语气复杂,真假已不可考。
科举制度终在1905年被废。那之后,关于戊午科场案的旧档散落在几处史馆,直到民国史家重新整理,才让世人看清来龙去脉。一个老派大员为区区二十八两银子搭上一条命,这在官场贪腐屡禁不止的清末并非惊天巨案,却因牵动最高层博弈而成为“第一大案”。
晦暗年代,纸薄如翼,血深似墨。柏葰没能等到改戍的敕令,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追问:法律与人情、惩戒与权谋,该如何取舍?在那座古老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这样的命题并未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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