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妇女在街上卖烟，章士钊向中央为其求职，毛主席：批准

1954年深秋，北京东安市场西口，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卷起袖子站在风里，怀里抱着几包“白塔山”，低声吆喝。她姓金，路人却更愿意用旧称呼——三格格。有人凑近问价，她将烟递过去，笑容克制，转身那一瞬，白霜一样的鬓角显露无遗。

追溯她的履历，得先拨回到1913年。那年，清室逊位已一年，紫禁城里仍保留皇族的仪制。新生的爱新觉罗·韫颖在钟粹宫里啼哭，兄长溥仪忙于背满汉作业，对这个妹妹只留下两句评语：“机灵，闹腾”。宫门紧闭，日子单调，一顿三餐、两次行礼，童年就在这样的回环里晃过。

1924年10月，冯玉祥部队包围紫禁城。家族被勒令迁出，她第一次跨出神武门。车窗外，黄瓦红墙转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天津张园的洋楼与马路。短暂的自由像一阵海风，她开始学英语、学击球，还学会用钢笔写日记。那一年她十一岁，对外面世界满是好奇。

成年后，婚事落在1931年。溥仪把妹妹许给婉容的弟弟润麒，地点选在长春。不到一个月，两人被日本方面催去东京“进修”。初到东京，皇室夫人们为她安上“妇女会名誉会长”的头衔，光鲜热闹，实则局促。她曾对丈夫低声抱怨：“这比关在宫里闷得慌。”两年后，毅然返回长春，宣称再不踏日本国土。

形势很快翻转。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速崩。通车的铁路停摆，城里谣言四起，长春城门洞开。她带着三个孩子，在炮火间改名换姓一路南逃。那时她三十二岁，曾经的金枝玉叶变成手足无措的难民。到通化后，选择向新四军递交珠宝和枪支，理由简单：“换条出路，别把孩子饿死。”当地部队登记后，只给了一张收条和几包高粱米，外带一句：“靠自己，才是真路数。”

靠什么？她想起七叔载涛靠收破烂糊口，于是咬牙跟着人学称斤论两。推车的第一天，细皮嫩肉的手就磨出血泡。收破烂赚的钱杯水车薪，她又盯上了小烟摊。第二天，一张临时烟照、几条货烟摆上肩头，却怎么也叫不出声。跟来的老妈子急了：“格格，喊吧！”她硬着头皮吆喝，沙哑的嗓音在街口飘散。卖到傍晚，她攥着几角碎银，笑得像赢了大仗。

1948年冬，一块冰橇突然撞倒长子，脊柱受损，久治无效转成骨结核。医药费如黑洞，她只能白天摆摊，夜里翻箱倒柜卖首饰。也是在这一年，伪满“孙大臣”之子孙某混入通化，说可送她去北平与润麒团聚，但要求孩子全部留在原地。她当场拒绝。后来东北公安局逮捕孙某，才知是国民党谍报员，所幸未成行。

1950年，新中国建政伊始，她被迁回北京，与婆母同住景山东街的旧宅，仍靠卖烟补贴家用。那时街坊都知道，这位卖烟妇人出门必须扶着拐杖，因为常年营养不良腿脚浮肿。她不肯伸手要救济，只在深夜替儿子换药时掉泪。

转折发生在1954年初春。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逛琉璃厂，发现一本残破的《满宫残照记》，页眉夹着几封韫颖写给溥仪的家书。文字秀丽，夹杂几句童趣小诗，章士钊感慨：“好个性情中人。”他辗转联系到载涛，约见当年的三格格。见面地点在北长街一间茶馆，煤炉噼啪作响。章士钊开门见山：“愿意写下经历吗？或许能帮你。”

她写了十几页，字迹仍旧清俊，却透露出长年困顿的节奏：卖烟、跑腿、给病儿喂药、帮婆母挑水。章士钊看完后，附信两首七言诗，一并呈送中央。信中写道：“昔日闺阁女，今为市井人，若能安置一隅，使其自食其力，于国于民皆善。”

1955年春，毛主席批阅日常文件时翻到这封来信，眉头一挑，放下铅笔，缓缓把自述看完，只简单写了两字：“批准”。又批注一句：“已到人民之中，当助其立身。”审批结果递到北京市有关部门，她被安排到市政协文史资料组做资料员，每月薪金六十元，外加公费医治长子的病。

同年夏天，通化寒意未退，长子接到北平来信：可入北京友谊医院手术。院方一位护士轻声打趣：“听说你母亲曾是格格？”少年摇头：“妈只说自己是老百姓。”手术成功，病情好转，他躺在病房里笑着告诉来访的章士钊：“我娘说，要把工资攒出来，改天请老先生吃碗打卤面。”

自此，旧朝的格格彻底融进新生的都市庶民行列。街头再难见她抱烟吆喝，而在政协档案室的案头，却常能看到一位中年女职员摘下老花镜，对着微黄的史料笔录校对，一格一画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