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52年4月21日，雅安的雨下得缠绵又凛冽。
午夜刚过，雨丝被夜风裹挟着斜扫而过，打在库房门口的简易帐篷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任有富裹紧了单薄的衣裳，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
作为兵站保卫组组长，他今晚亲自值守库房，帐篷紧贴着库房大门，里面堆放着三十五万枚银洋，五百箱沉甸甸的“袁大头”，其中四百五十箱是上海造币厂新铸的，即将送往川藏公路工地，用作筑路经费和境外采购物资的硬通货。
三天前，柳家墩收容所的中队长谭兴中带来了预警：收容对象郭子烈举报，其友人“小耗子”计划盗窃这批银洋。
兵站上下如临大敌，除了大门双岗，还加派了夜间巡逻哨，后院库房门口更是设了临时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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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有富放心不下，又将警卫排的哨位移至后院门口，自己带着保卫组接管了库房的直接守卫，三人轮流值守，誓要确保银洋万无一失。
雨势渐大，寒意透过帐篷的缝隙钻进来，任有富起身披上雨衣，绕着库房巡查了一圈。
库房是独立的石头楼房，屋顶铺着厚石板，接缝处用糯米粉和桐油填充，坚固得如同堡垒。
大门上挂着两把特大号铁挂锁，窗户钉着大拇指粗的铁栅栏，一切都安然无恙。他回到帐篷，背靠着库房大门坐下，为了驱散睡意，他特意脱了军大衣，任由寒意刺激着神经。
一点钟时，他清晰地听到后院门口传来换岗的脚步声，雨似乎小了些，只有风声在甬道两侧的树林里呜咽。
他又坐了片刻，眼皮渐渐沉重起来，朦胧中仿佛闻到一股淡淡的异香，像是某种草药混合着烟雾的味道。
他想睁开眼，身体却软得像没有骨头，意识如同坠入无底的深渊，瞬间陷入黑暗。
1952年4月21日凌晨三点，警卫排战士小林踏着泥泞前往后院门口接班。
兵站规定夜间不准亮灯，他借着微弱的天光摸索着走到院门口，却没见到哨兵小张的身影。
“小张？”他轻声呼唤，没有任何回应。小林心里一紧，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一道光柱刺破黑暗，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冻结。
小张身穿军用雨衣，仰面躺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支短箭，暗红色的血水顺着雨衣流淌，在泥泞中汇成一条蜿蜒的细流，在手电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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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小林颤抖着举起枪，对着夜空连开三枪，枪声划破雨城的寂静，在夜色中远远传开。
杂沓的脚步声迅速聚拢，宋大胜站长和王教导员带着战士们撞开后院大门，十几道手电光同时照射过来，照亮了库房半开半掩的大门。
两把铁挂锁已经被撬开，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库房内，用油布蒙着的木箱少了整整一排。
“清点数量！”宋大胜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经过清点，五十箱银洋不翼而飞，共计三万五千枚，毛重一千七百五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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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里的任有富被枪声和人声惊醒，他挣扎着爬起来，一阵眩晕袭来，差点跌倒。
“你中了迷魂香之类的麻药。”
王教导员扶住他，语气凝重，“小张牺牲了。”
任有富看着地上的尸体和敞开的库房大门，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腰间的佩枪还在，帐篷里那瓶宋站长送来的烧酒尚未开封，可他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意识，让窃贼有机可乘。
西南军区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组建联合专案侦查组，由军区保卫部、西康省公安厅、雅安专区公安处联合办案。
天刚蒙蒙亮，五名刑警就抵达了兵站，领头的是省公安厅刑侦科股长凌序和雅安专区公安处治安科副科长季云瓒，同行的还有藏族刑警兴索强巴、羌族刑警露佛基和省厅刑侦科的王春生。
凌序蹲下身，仔细查看现场留下的痕迹。泥泞的地面上，清晰地印着一串脚印，从后院围墙外一直延伸到库房门口，又回到围墙边。
“案犯是一人作案。”凌序站起身，语气肯定，“而且是赶着马车来的。”
这个结论让宋大胜和王教导员都吃了一惊：“一个人？他怎么能搬走五十箱银洋？”
“现场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季云瓒补充道，“而且从脚印的深浅和间距判断，他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男性，穿半新胶底鞋。我们在围墙外五十米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马车辙印，还有一块被扎住嘴巴的马留下的马蹄印。”
刑警们还原了作案过程：案犯用爪钩攀上围墙，用弩射杀了门口的哨兵，再用爪钩进入后院，用迷魂香熏倒了帐篷里的任有富，撬开库房大门后，将五十箱银洋分批吊出围墙，装上马车逃离。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显然是早有预谋，且对兵站的防范布局了如指掌。
“三万五千枚银洋，相当于三万五千元新版人民币，”王春生沉声道，“当时西康省职工月平均工资还不到三十元，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杀人盗窃案。”
凌序的目光扫过库房的围墙和大门，眉头紧锁：“案犯熟悉地形，懂得使用弩和迷魂香，还能独自搬运重物，绝非普通窃贼。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线索。”
联合专案侦查组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追查郭子烈举报的“小耗子”。
根据郭子烈的供述，“小耗子”真名叫何辰志，三十四岁，成都人，曾是个技艺高超的小偷，抗战后期因盗窃国民党刘师长的财物，遭到军警特宪和袍哥的联合追捕，逃亡凉山彝族部落，三年前才返回成都。
何辰志作案有四个特点：单独行动、偷公不偷私、兔子不吃窝边草、偷大不偷小。
更关键的是，他曾在彝族部落学会了赶马车和使用弓弩，这与案发现场的痕迹完全吻合。
而且郭子烈证实，何辰志曾酒后透露，打算在金盆洗手前干一笔大买卖，目标正是雅安兵站的银洋。
“何辰志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长于镇江，西南军区保卫部派来的军官，在案情分析会上拍板，“立刻前往成都，抓捕何辰志。”
七名侦查员星夜赶往成都，抵达后直奔何辰志所在的“红云竹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何辰志表现尚可，但时常以生病为由请假，最近一次已经半个月没上班了。
侦查员来到何辰志家，其妻子郁春珍称丈夫半个多月没回家，她早已习以为常。
何辰志常年在外游荡，还有多名姘妇，数日不归是常事。
更可疑的是，侦查员从合作社拿到了何辰志近八个月的四十九张病假单，全都出自同一位医生陶某之手，疾病名目却涵盖内科、外科、眼科等多个科室。
在侦查员的讯问下，陶某很快坦白，他与何辰志是朋友，何辰志出手阔绰，他便应对方要求开具假病假单，至于何辰志“病休”期间在做什么，他一无所知。
成都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很快查到了何辰志的下落。
根据何辰志通讯录上的线索，他在长途汽车站有个朋友曹执礼，曹执礼证实，何辰志在1952年4月4日托他购买了一张前往泸州的长途汽车票，1952年4月5日上午七点已经乘车出发。
侦查员张忠、季云瓒、露佛基立刻赶往泸州，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找到了何辰志通讯录上记载的朋友齐晓生。
金驹庄的齐晓生家，四个男子正在喝酒，张忠一声“何辰志”，面对门口的男子下意识地抬头，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