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时代，存在这样一些伊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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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应当谈谈伊朗电影，谈一种特殊的伊朗电影，也就是伊朗的异见电影。

众所周知，伊朗电影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具体来说，电影生产是受到他们的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简称Ershad的严密监管。

监管过程分剧本审批和放映许可两个阶段，这很好理解。在这种环境下，电影人经常面临「Siah-namayi」的指控，意思是「抹黑」。这个词由伊朗官方和保守派媒体发明，专门用于攻击那些揭示贫困、阶级矛盾、腐败，尤其是体制暴力的现实主义作品。伊朗的官方逻辑认为，这类电影是为了博取西方电影节荣誉，出卖国家尊严、国家形象。

伊朗电影审查的核心禁区可以从道德、政治、宗教、社会这么几个维度来划分。

道德上，展示女性发辫、女性饮酒、男女肢体接触，哪怕是隔着衣物或着借位的接触，都会被指控为传播淫秽、损害公共道德。

政治上的禁忌包括直接描写2009年绿色革命或者2022年的抗议、描写监狱酷刑、批评最高领袖，这些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

伊朗是严格的神权国家，那么宗教上的禁忌不会少，比如质疑伊斯兰教法的普适性、负面描写神职人员、挑战殉道精神，都被严格禁止。

至于社会维度上，呈现贫困和童工问题，批评官僚腐败，均属于明令限制的范畴。

违反者，轻则撤销放映许可、没收素材，重则吊销导演执业资格，甚至入狱。

21世纪初，开明派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文明对话」的框架，让伊朗异见电影人看到了体制内改良的希望。这个时期的政治气候相对温和，电影人开始采用隐喻方式，在不直接挑战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拍一些探讨女性权益和社会公正的电影。

贾法·帕纳希的《圆圈》是这类影片的巅峰之作。它于2000年上映，以一种循环式的叙事结构，解剖了伊朗女性从摇篮到坟墓所面临的无形枷锁。从医学上对女婴诞生的排斥，到刑满释放女性在公共空间无法独立行动的困境，帕纳希将这种压迫描述为一种社会性的共谋。此时，帕纳希的立场尚处于社会观察者的角色，他试图通过将女性的遭遇普世化，诱发观众对无辜者因为性别而被判刑的同情。

《圆圈》（2000）

然而，随着2005年内贾德总统上台，文化气候迅速转冷。审查机构不仅解散了电影界最重要的行业协会「电影之家」，更开始大规模没收未经许可拍摄的素材。这个阶段，隐喻已经不足以保护创作者，一些创作者开始从在体制内呼吁转向边缘化的抵抗。

莫森·马克马尔巴夫的流亡是一个关键转折。

莫森·马克马尔巴夫

他早年曾是一个坚定的宗教革命者，17岁时曾因刺杀警察被捕并判处死刑，后减刑。然而，在亲历了体制对自由的钳制后，他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公开批评政府，并最终在2005年内贾德当选后，因无法忍受极端严酷的审查环境而离开伊朗。

在欧洲的流亡生活中，马克马尔巴夫在伦敦重建了马克马尔巴夫电影之家，将它转化为一个由妻子玛兹耶·梅什基尼及子女萨米拉、哈娜、梅萨姆组成的家族制片厂。他在流亡期间在十个不同的国家拍摄电影，打破了传统民族电影的界限。

他创作的政治寓言超越国族界限，比如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总统》在格鲁吉亚拍摄，它的剧情并不直接针对伊朗，而是通过一个虚构国家的革命，深度反思独裁体制的本质、权力的腐败以及革命后的暴力循环。

《总统》（2014）

他还发起了著名的名单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2021年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期间，身在伦敦的马克马尔巴夫利用国际影响力发起了一场辛德勒式的营救行动。他拟定了一份包含800名受威胁艺术家的名单，并成功游说法国、德国等政府疏散了数百名电影人、音乐家和记者。

即便身处欧洲，马克马尔巴夫依然被伊朗政权视为严重威胁，他曾多次遭遇刺杀企图，甚至在国外拍摄期间，片场也曾遭到炸弹袭击。

莫森·马克马尔巴夫在《特写》（1990）中出演

2009年关于总统大选舞弊的绿色革命又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此之后，电影人与权力的关系不再存在协商的可能，逐渐演变为正面对抗。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两个电影人毫无疑问是贾法·帕纳希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贾法·帕纳希

二人因参与支持抗议活动、试图拍摄关于绿色革命的纪录片而被捕，并分别被判处长达20年的电影拍摄禁令及禁止出国令。

被禁止拍片的帕纳希并未就此沉寂，而是发明了一种「地下元电影」的叙事。在《这不是一部电影》中，他以居家监禁为背景，利用智能手机和数码相机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冲动，这一举动明白昭示：既然国家禁止我作为导演工作，那么我就作为公民记录我的存在，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成为了他对抗中心化权力审查的利器。

《这不是一部电影》（2011）

随后，帕纳希拍摄了《出租车》，他亲自驾驶出租车在德黑兰街头行驶，通过车内隐藏的摄像头与各色乘客交谈。乘客中包括走私非法DVD的贩子、急于立遗嘱的老妇人，以及他那正在学习如何拍出官方认可电影的侄女哈娜。在这一段对话中，哈娜复述了老师的话：「要展示真实，但不要展示真正的真实。」

《出租车》（2015）

帕纳希借此辛辣地揭露了审查制度如何强迫下一代进行自我阉割，同时也展示了尽管身处监控之下，艺术依然可以作为一种流动的、匿名的抗争存在。

在帕纳希选择公开对抗体制的同时，阿斯哈·法哈蒂代表了另一种异见路径：在审查的细缝中进行高难度的镣铐之舞。

阿斯哈·法哈蒂

法哈蒂的政治立场常被视为温和改良派或人道主义者，他避免直接抨击政治架构，而是将矛头指向因体制弊端而导致的道德崩塌。

法哈蒂的代表作《一次别离》借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与底层劳工家庭的法律纠纷，展示了阶级、荣誉、宗教信仰和谎言的复杂交织。法哈蒂的视角是怀疑论的，他拒绝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模糊性来绕过审查红线。

《一次别离》（2011）

这种策略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但也使他在国内面临争议：一方面官方利用他的奥斯卡奖项进行国际形象公关，另一方面，保守派媒体指责他展示了伊朗社会污浊的一面。

更讽刺的是，2017年他的《推销员》再次获得奥斯卡外语片奖，但因特朗普政府的穆斯林禁令，他无法前往美国领奖。他在其他人代为发表的致辞中，强烈批评了这种行政命令背后的分裂逻辑，认为将世界划分成「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法会制造恐惧，是用一个虚假的借口来正当化侵略和战争，而电影应捕捉共有的人性特质以对抗人为制造的恐惧。

《推销员》（2016）

然后是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他的的政治立场在当下的伊朗异见电影人群体中，几乎是最坚决、最系统的，因为他的视角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观察，进入了对神权政治下平庸之恶的深度审判。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在《无邪》中，拉索罗夫用四个独立的故事探讨了伊朗的死刑制度。他没有展示刑场上的残酷，而是展示了作为执行者的普通士兵和法警，如何在体制的逼迫下丧失道德自觉，或者通过抗命来换取灵魂的救赎。他表达的是，极权体制的维持高度依赖于普通人的服从，而「说不」则是个体重新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

《无邪》（2020）

很多异见电影人都被官方施以严厉处罚。贾法·帕纳希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就不用说了，玛丽亚姆·莫哈达因《白奶牛之歌》《我最喜欢的蛋糕》被控传播淫秽，遭到没收护照和禁止出国的处罚。温和的阿斯哈·法哈蒂也多次被Ershad约谈，并因支持异见同僚受到训斥。

《白奶牛之歌》（2020）

2022年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社会震荡，又是近年一个新的重大转折点，它彻底终结了伊朗电影人和审查机构之间维持数十年的协商传统。

一些重获自由的资深异见电影人，以及新生代电影人都开始公开宣称，遵守审查规定已是对艺术的背叛。

《我最喜欢的蛋糕》打破了多项绝对红线，包括展示女性在私密空间脱下头巾、女性饮酒跳舞，以及非亲属男女之间的亲密互动。在给柏林电影节的公开信中，他们写道：「我们已经相信，遵守强制头巾法等严酷法律已不再可能讲述伊朗女性的故事。」

《我最喜欢的蛋糕》（2024）

拉索罗夫后来也拍了《神圣无花果之种》，并展开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逃亡行动。这部电影说的是神权体制如何侵入私人生活与社会结构。电影片名中的「无花果之种」是一个隐喻，这种树寄生于别的树并最终压制宿主，象征宗教政治体系像寄生体一样吞噬社会、个体和家庭。拉索罗夫想用这个比喻来揭露当代伊朗压迫政治的底层逻辑。

《神圣无花果之种》（2024）

这些电影被陆续创作出来，说明伊朗异见电影人已经从在体制内争取表达空间，升级为创建一个和官方平行的地下文化体系。这个地下体系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生产过程，更在于一套新的流通和消费机制。

在缺乏官方院线的情况下，伊朗社会形成了一套极其强韧的地下媒体生态系统。20世纪80、90年代，这种生态依靠的是秘密的录像带贩子，他们将电影藏在厚风衣或公文包里，送往渴望看到西方电影或本土禁片的家庭。

进入21世纪，这种方式演变为高容量USB驱动器和加密的Telegram频道。甚至在某些时候，这些地下分发的禁片会在民众的私人聚会中公开播放，成为一种政治觉醒的催化剂。

这种「秘密观影」本身就相当于一种小规模的政治集会，它打破了官方对公共空间的垄断，建立了一个不依赖于国家的、基于共有观念和秘密知识的公民社区。

2025年，贾法·帕纳希凭借《普通事故》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不仅是他个人名誉的巅峰，也是伊朗异见电影国际能见度的巅峰。不过这部影片面临的很复杂的艺术争议，因为批评者认为帕纳西陷入了一种简化的政治正确叙事，反而缺乏他早年作品中那股潜伏在日常生活下的、真实的狂怒。

《普通事故》（2025）

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伊朗电影界，帕纳西已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抗争英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集体自觉性已经遍地开花。

尤其是进入2026年3月之后，伊朗这个国家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伊朗的电影能做的，想必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