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广东一位护士调中央，同事说：原来她与丈夫均红军高级干部

1949年底，凛冽的寒风掠过岭南大地，却吹不散广东南雄县一家妇产医院里的热闹与诧异。彼时，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南雄这座地处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的千年古城，正沐浴在新生的曙光中。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冬日，医院里一名叫曾碧漪的普通护士，接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特殊通知——中央组织部正式调她前往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年的医院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医院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平日里，曾碧漪沉默寡言、待人谦和，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每天穿梭在病房与诊疗室之间，细心照料着每一位产妇与婴儿，谁也看不出这位看似普通的护士，背后竟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过往。直到同事们多方打听才知晓，这位不起眼的女护士，不仅是一名历经战火洗礼的老红军，更是一位红军高级干部，而她的丈夫，便是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牺牲于游击战争中的革命烈士古柏。

曾碧漪，原名曾昭慈，1907年出生于广东南雄湖口镇老圩一个普通家庭。她的少年时光，正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的年代，而她的哥哥曾昭秀，便是南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昭秀早年投身学运，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是南雄早期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人，后来更是组织领导了南雄农民暴动，拉开了南雄土地革命的序幕，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前排右为曾碧漪

在哥哥的熏陶与影响下，曾碧漪从小就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信念，养成了坚韧果敢的性格。1924年，17岁的曾碧漪考入广州甲种工业学校，彼时的广州，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黄埔军校的枪声、农讲所的宣讲、街头巷尾的革命标语，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位年轻的姑娘。在广州期间，她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随后又光荣先进组织，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

1926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曾碧漪毅然放弃广州的学习机会，回到故乡南雄开展革命工作。此时的南雄，在曾昭秀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曾碧漪的归来，为当地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被任命为南雄县妇女部长、县农协妇委书记，同时兼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南雄分会特派员，专门负责妇女解放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衔接工作。她深入乡村，走家串户，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与革命，组织妇女识字班、纺织合作社，帮助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此同时，她还积极配合哥哥曾昭秀开展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参加农会、反抗地主压迫，为南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段经历，也让她从一名懵懂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工作者。

曾碧漪故居

不久之后，南昌起义部队途经南雄，曾昭秀亲自带人下山迎接，曾碧漪随同哥哥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南昌起义部队还特意给南雄赤卫队留下了九条步枪，为当地的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南昌起义部队离开后，反动派对南雄赤卫队发动了轮番“会剿”，赤卫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了数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到梅关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南雄的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党组织与部队失去联系，曾碧漪与哥哥曾昭秀决定前往赣州寻找上级组织。正是这次寻找，让曾碧漪遇到了她一生的革命伴侣——古柏。

古柏，1906年出生于江西寻乌晨光镇沁园春村，与曾碧漪同龄。他自幼聪慧好学，读书期间便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成为寻乌地区最早的先进组织成员之一。他在家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寻乌支部，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寻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作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山高林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阵地。古柏回到寻乌后，凭借着过人的组织能力与军事才能，迅速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起义，建立红军游击队，短短几年时间，便将寻乌的革命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寻乌根据地也成为连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枢纽。

古柏与曾昭秀早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展学运时，便是同学兼战友，两人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得知曾昭秀与曾碧漪兄妹前来寻找组织，古柏亲自前往南雄接应。为了躲避敌人的抓捕，三人假扮夫妻，一路小心翼翼，最终安全抵达寻乌。抵达寻乌后，古柏任命曾碧漪为寻乌县委妇委书记，随后又让她继任县苏维埃妇女部长，继续发挥她在妇女工作中的优势。

在寻乌的日子里，曾碧漪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她继续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救护伤员，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粮草与物资，成为古柏革命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然而，幸福的时光十分短暂，不久后，曾昭秀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失去哥哥的曾碧漪悲痛欲绝，而古柏的陪伴与鼓励，让她重新振作起来，两人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29年，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沿着粤赣边界向赣南闽西进军，抵达寻乌后，与古柏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此次会师，进一步壮大了赣南地区的革命力量，红四军一部与寻乌游击队合编为第21纵队，古柏任纵队政委，率部在闽粤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反动势力。由于工作突出，古柏随后被任命为寻乌县委书记兼军委会主任，不久后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成为红军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负责处理红军的日常工作与文书事务，是红军队伍中的高级干部。

在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古柏与曾碧漪这对革命伴侣喜结良缘。他们的婚礼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贵重的聘礼，而是在寻乌方塘肚的一家客栈里举行，简单而热烈。婚礼当天，客栈的店堂里摆满了课桌板凳，21纵队的干部战士代表前来祝贺，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见证这对革命恋人的幸福时刻。

婚礼上，曾碧漪与古柏当众同声宣读《结婚宣言》：“我们是革命道途中的伴侣，要毕生为事业奋斗，反对包办婚姻，反对拐卖妇女和一夫多妻，主张男女平等，自由结婚。”这段宣言，不仅是两人爱情的誓言，更是他们对革命理想的坚守。宣言读完，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前来参加婚礼的年轻妇女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追求解放、投身革命的决心。

婚后，古柏与曾碧漪相互扶持、并肩作战，过着紧张而幸福的革命生活。曾碧漪继续负责妇女工作与后方支援，古柏则忙于红军的各项事务，两人虽然聚少离多，却始终心连着心，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努力奋斗。然而，这样的幸福时光仅仅持续了几年，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前夕，战事吃紧，古柏从前方给曾碧漪寄来一封信，信中告诉她部队即将转移，让她将三个孩子寄放到当地老表家抚养，并且反复叮嘱，绝对不能告诉寄养人孩子父母的姓名与身份，以免被敌人发现，给孩子与寄养人带来杀身之祸。接到信后，曾碧漪的心沉到了谷底，她深知，这一分离，或许就是永别，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孩子的安全，她强忍悲痛，按照丈夫的嘱托，将孩子妥善安置好。

红军大部队出发后，古柏没有跟随长征，而是按照上级的安排，留在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员，带领留下来的同志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的兵力，为红军长征保驾护航。而曾碧漪则被留在中央苏区后方办事处，不久后又被调到瑞金地方游击队，在瑞金通往汀州的山区开展游击斗争。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县城，对留守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疯狂的“清剿”，他们放火烧山、大肆屠杀，企图将革命火种彻底扑灭。瑞金游击队的处境十分艰难，一天要转移多次，夜晚也不得安生，常常在山林中宿营，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是常态。作为游击队中的女同志，曾碧漪主动承担起下山筹集食品与药物的任务，每次下山，都要冒着被敌人抓捕的危险，穿梭在敌人的封锁线之间，为游击队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5年插秧季节，曾碧漪跟随留守红军游击队在山中坚持斗争。一天深夜，敌人突然对游击队的驻地发动突袭，将整个山林团团包围。此时的曾碧漪，因长期在山林中奔波，双腿严重浮肿，行动十分不便。在游击队转移时，她不慎掉了队，慌乱中从山崖上滚了下去，昏迷不醒，最终被敌人逮捕。

被捕后，曾碧漪被敌人遣送到“九江感化院”——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迫害革命志士的场所，许多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在这里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在九江感化院，敌人对曾碧漪进行了多次严刑拷打，用尽了各种酷刑，企图从她口中逼问出红军游击队的下落与党组织的秘密。但曾碧漪始终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女红军，对党组织的秘密守口如瓶。敌人见从她口中问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又加之她双腿风湿浮肿，失去了“审讯价值”，便不再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将她关押在感化院中长期折磨。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反动派才被迫释放了一部分关押的革命志士。曾碧漪因双腿残疾，被敌人“驱逐”出九江感化院。出狱后，曾碧漪辗转流落到江西吉安，为了生存，也为了继续寻找党组织，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交通工作，传递情报、联络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默默坚守着革命阵地。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与丈夫古柏的下落，她四处打听消息，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全国解放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曾碧漪才回到了故乡南雄，进入当地的妇产医院担任护士，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她之所以选择当护士，一方面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她曾多次参与救护伤员，有着一定的护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等待组织的召唤。

回到南雄后，曾碧漪依旧保持着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患者关怀备至，深得医院同事与患者的好评。谁也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护士，曾经是一名驰骋疆场的红军干部，更不知道，她的丈夫古柏，早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直到1949年底，中央组织部的调令传来，曾碧漪的身份才被揭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才从组织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古柏，早在1935年3月6日，就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掩护同志们突围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9岁。惊悉这一噩耗，曾碧漪悲痛欲绝，多年的思念与牵挂，最终化作无尽的泪水，她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始终找不到丈夫的下落，为什么丈夫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古柏作为红军的高级干部，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从组织农民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到跟随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他始终冲锋在前、英勇无畏，用生命践行了初心与使命。他的妻子曾碧漪在北京工作后，先后在红十字总会、中纪委、国家革命博物馆等部门任职，她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据曾碧漪回忆，她与古柏共生育了五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古新民、次子古一民、三子古万民、四子古忆民、五子古兆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辗转奔波、环境恶劣，有的孩子不幸夭折，有的刚生下不久就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后来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新中国成立后，曾碧漪四处寻找，最终只找到了次子古一民与四子古忆民，而最终，只有四子古忆民存活下来，传承了古柏与曾碧漪的革命精神。

左为曾碧漪

1997年3月29日，曾碧漪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老红军、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见证了中国革命从低潮到胜利的全过程。她与丈夫古柏，一对革命伴侣，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