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的核心，从来都是趋利避害

清晨的菜市场，人声鼎沸。卖豆腐的妇人把最后一块切得方正，买菜的老人为两毛钱计较了五分钟。这并非市井的粗鄙，而是两千年前的太史公早已写尽的真相。他站在长安城的烟尘里，看尽了长安道上往来的人影，最终落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八个字，不是批判，是勘破。

人是一种会计算的动物。这种计算无关善恶，只关乎生存与繁衍的原始编码。婴儿啼哭，是求哺；少年苦读，是求出路；中年奔波，是求安稳；老年积蓄，是求善终。所谓道德，不过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公约数；所谓情感，不过是利益交换中最柔软的货币；所谓理想，不过是将个人利益包装成集体利益的修辞术。

司马迁写这句话时，正忍受着腐刑的屈辱。他太清楚，那些朝堂上高谈仁义的大臣，转身便在私邸盘算封地；那些江湖上行侠仗义的侠客，拔剑之前也要掂量赏金。这不是世风日下，这是从来如此。人性的底层代码从未升级，只是运行的界面随时代换了皮肤。

你看那职场上的称兄道弟，酒过三巡便掏心掏肺，翌日竞聘上岗时，邮件抄送得比谁都快。你看那家族里的温情脉脉，老人卧床三年，兄弟姐妹算的是护工费分摊比例。你看那爱情里的海誓山盟，分手时清算的是谁多付了房租、谁少送了礼物。这些场景令人心寒吗？心寒是因为你误读了剧本。你以为在看《梁祝》，实则在看《史记·货殖列传》。

承认吧，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与安全行动，这是生物本能，不是道德缺陷。

然而承认这一点，何其艰难。我们发明了无数词汇来粉饰：情怀、格局、奉献、无私。这些词不是用来描述现实的，是用来遮蔽现实的。一个老板谈“家文化”，往往是为了降低加班费的成本；一个朋友谈“纯粹”，往往是为了在利益分配时占据道德高地；一个社会倡导“奉献”，往往是需要有人去填补那些无人愿做的缺口。

这种粉饰造成了巨大的认知错位。年轻人初入社会，以为真心换真心，结果被教做人；中年人坚守原则，以为公道自在人心，结果被边缘化；老年人回望一生，以为善有善报，结果病历单比功德簿更厚。痛苦的根源不在于现实太残酷，而在于你对现实的预设太浪漫。

看懂了，就不委屈了。

但这并非教人 cynicism（犬儒）。勘破人性的趋利避害，恰恰是为了超越盲目的趋利避害。

太史公写完这句，并没有停笔。他接着写：“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是更冷的洞察：仁义需要物质基础，道德需要利益土壤。穷人谈不起仁义，饿殍讲不了礼让。所以智者不批判逐利，而是搭建让逐利与互利相容的规则。

看懂了人性的底层，便不会再做那种“你应该”的道德绑架。父母对子女，不再以“养育之恩”索取回报，而是明白这是基因延续的投资；朋友之间，不再以“兄弟情义”强求牺牲，而是清楚这是风险共担的契约；爱人之间，不再以“真爱无私”否定算计，而是承认这是价值匹配的博弈。当双方都能坦然面对这一层，反而能生出真正的理解与宽容——因为透明，所以信任。

真正的处世智慧，是接受人性，不批判人性；利用规律，不违背规律。就像治水，鲧用堵，禹用疏。批判人性是堵，承认人性是疏。你不需要变成圣人，你只需要变成一个清醒的普通人。

晚年读《史记》，最耐读的不是那些王侯将相的本纪，而是《货殖列传》里那些商人的故事。范蠡三致千金，三散家财，他不是不爱财，是算清了财与命、财与祸的换算关系。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不是不逐利，是逐的是大势之利，而非蝇头之利。这些人才是读懂了太史公八个字的人——他们承认利的驱动，但不被利 blind（蒙蔽）；他们懂得害的存在，所以永远留一条退路。

这才是“趋利避害”的完整版：不是短视的贪婪，而是长远的权衡；不是精致的利己，而是清醒的共生。

暮色四合，菜市场收摊。卖豆腐的妇人数着零钱，买菜的老人提着菜篮。他们各自回家，生火做饭，照看儿孙。这一天的计较与盘算，并未妨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人间最真实的模样：在利的底色上，涂抹着情的油彩；在害的阴影里，生长着义的微光。

太史公若活在今日，大概会坐在便利店门口，看着外卖骑手闯红灯，看着白领在地铁里刷招聘软件，看着网红在直播间叫卖。他会点点头，写下同样的八个字，然后加一句批注：懂利，不唯利；知人心，不困人心。

这才是勘破之后的慈悲——不是对人性失望，而是对人性了然；不是对世界愤怒，而是对世界温柔。

天下熙熙，天下攘攘。两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后如此。变的只是利的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利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一点，你便获得了某种自由：不再被道德绑架，不再被情感勒索，不再为别人的剧本流泪，也不再为自己的算计羞愧。

你只是，终于，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