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与两党共筑的战争机器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T.亨特·图利

2024年8月30日

TM：您曾提到，1900年之后，美国战争机器的现代性要素已全部就位。这些要素包括哪些？它们当时是如何逐步成型的？

亨特·图利（以下简称HT）：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始终通过战争维护并加强对内控制。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就通过临终前的亨利四世对儿子的著名叮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我的哈里，你要做的就是用对外争端来分散那些浮躁之人的注意力。”换句话说，持续不断的战争能迷惑民众——否则他们或许会反对那些为巩固国内权力而发动战争的领导者的冷酷与虚伪。

16世纪以后，欧洲新式国家几乎不间断地采用了这一战争策略。国家通过战争扩张，不仅包括研发新型战争技术，还包括创造新的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及其他向政府转移财富的方式），这些都为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了可能。

就美国而言，大多数开国元勋曾希望这个共和国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摒弃中央集权强化、金融操纵以及利用战争扩大政府权力的整套模式。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提到了这一理想。

这一理想从未完全实现，但内战及其余波标志着所有既定和平政策被彻底抛弃。19世纪60年代后仅数十年，美国领导人就尽可能采纳了诸多古老的国家强化手段；到19世纪末，他们积极打造新的强大工具以扩张国家权力，尤其是军事相关工具。

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兴起的新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稍晚出现）包含多个层面，但对战争机器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帝国主义作为试验场，扩大并制度化近乎持续战争的模式。包括美国在内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处于战争状态或战争边缘，战争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侵略性态度被包装成“文明使命”推销给美国民众——正如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在1898年所称的，伟大而富有同情心的“旗帜进军”。在贝弗里奇看来，美国人有责任通过统治与控制，让全球贫困、原始的深色人种民众走向文明。

当然，他所指的是美西战争中夺取的菲律宾及其他领土。事实上，菲律宾堪称完美范例：先占领领土，再通过数年持续作战，镇压那些反对被“文明化”的邪恶异己势力。

1898年美国转向世界强权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对被征服民众施加的暴行——欧洲列强的做法亦是如此。事实上，以文明之名实施大规模暴力，是一场“集体行动”。

例如，集中营并非起源于纳粹德国或苏联，而是出现在古巴、菲律宾、南非布尔共和国等地。这一过程使暴行成为常态，美国也不例外——此前针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战役，已让美国军队熟悉了“非对称”战争手段。

金融工具对美国转变为永久战争机器同样至关重要。除残酷入侵外，还包括国家支持的企业整合（这些企业涵盖武器制造商与战争物资供应商）、通过大规模货币及金融手段破坏其他国家稳定，以及其他远超欧洲旧式货币操纵的通胀措施。

美联储的成立就与这些向国家转移财富的“创新举措”相关——正如默里·罗斯巴德详细描述的，在各类殖民背景下将货币武器化，是美联储创立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有时将一战视为美国全面进入战争机器模式的标志，但我们应当认识到，“旗帜进军”几乎立即引发了政策转变，且这一政策具有强烈的两党共识。

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对外干预与占领行动。例如，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主导了对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俄罗斯（1918年）的入侵，两次入侵墨西哥，当然还有美国对一战的干预。

TM：自那以后，主要的转折点有哪些？例如，二战和冷战是否加剧了一战和美西战争所催生的战争机器？

HT：转折点太多了！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 新政时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确立或巩固了战争体制的原则，使美国进入一种和平时期的战争状态，至少建立了一个易于动员的国家组织体系。

2. 二战及其余波：这让美国民众习惯了战时牺牲，使美国政府权力呈指数级扩张，成立了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并永久改变了战争机构（包括文职与军方）与宪法及政治当局的关系。

战后，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制度化，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颇具奥威尔式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顺便说一句，就在北约成立四个月后），旧的战争部被更名为国防部。具有残酷讽刺意味的是，当军事事务的管理机构以“防御”而非“战争”命名时，美国侵略性战争机器的现代架构才真正成型。冷战则巩固了这一持续战争模式。

3.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西方强化了反苏联盟——北约。

当然，没有了苏联这个威胁与颠覆的目标，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以支撑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很久以前所称的“为永久和平而进行的永久战争”。1991年苏联解体后，实力大幅削弱的俄罗斯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主要敌人。但为防削弱后的俄罗斯不足以成为全球公敌，美国还有备用方案——事实上有两个。

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哈佛大学教授、长期身处华盛顿核心圈的塞缪尔·P·亨廷顿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和全球伊斯兰教将成为未来需要警惕的文明。这篇演讲于1993年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1996年成书出版。

因此，所谓的“和平红利”从未到来；到十年末期，亨廷顿的预言已然成真——颠覆外国政府及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便是明证。

4. “9·11”事件：这不仅引发了更多、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通过国土安全体系践踏了宪法保障的权利，或许是美国历史上对个人权利最严重的侵犯。

TM：您过去曾描述过美国的“两党战争机器”。为何两党都无法抗拒持续干预主义的诱惑？

HT：为何两党会持续不断地干预外国事务与冲突？首先，干预外国冲突似乎是国家机构的固有倾向。

当然，时至今日，国家扩张的特点包括：开发新的对内控制手段、增加向国家的财富转移、武器制造商与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战争技术的进步——所有这些都使干预主义成为常态。

此外，美国干预外国政治体系与冲突的双重做法，已主导了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1961年1月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不仅提到了军方与企业武器制造商，还提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庞大民用军事研究网络（部分存在于美国学术界）。

当然，多个情报机构（通常以两党共识为基础提供政策信息并主导政策）已成为该复合体的核心齿轮。如果马基雅维利看到他的“国家理性”（如今被称为“国家安全”）理念被如此践行，想必会感到震惊。

自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讲以来，军事-工业复合体及其财政基础已大幅扩张，包括大批研究人员——他们不仅研发武器，还从事医疗动员、心理学研究等诸多工作。

此外，代表军事-工业复合体众多分支的游说者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尤其是通过众所周知的“旋转门”机制：高级官员离任后进入企业董事会、从事“咨询”工作，或游说官员与国会议员。

这些依附于国家的人实际上大多是跨党派的，无论哪个党执政都会与之合作；或与共和党、民主党保持松散联系。但本质上，他们是同一类人，说着同样的战争、经济战、武器、威胁等话语。

这一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其“自我可持续性”。在军事-工业复合体工作的大多数人，共同点是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力与财富。

该体系的某些层面由真正的精英阶层人士占据，但宾夕法尼亚州小镇教师的儿子也可能进入常春藤盟校，在复合体中找到入门级职位，习得权力的语言与习惯，最终成为国防部长，之后再进入“国防承包商”公司或相关华尔街公司的董事会。

顺便说一句，近年来，国防部长离任后还会进入制药公司董事会，个人利润可能极为丰厚。因此，总有源源不断的聪明人加入这个复合体，既为利益，也为乐趣。

每个人的言辞、习惯与态度可能各不相同，但整个复合体就像一个强大的回音室，使其成员几乎无法考虑反对任何特定情况下的侵略性军事干预。对他们而言，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的理念无疑是难以理解的。

TM：如今的情况是，不同政党似乎偏爱不同的战争。共和党频繁提及“对抗中国”并支持以色列；相比之下，左翼则痴迷于针对俄罗斯。因此，民众的“选择”似乎只是在两组不同的战争中挑选，从未有不干预的选项。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HT：您提到的这种三方对立，让我联想到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场景。小说主角温斯顿·史密斯遭遇思想警察的“假旗行动”，思想警察向他提供了一本埃马纽埃尔·戈尔茨坦的著作（我们始终不知道戈尔茨坦是否真实存在，或这本书纯粹是思想警察的产物）。戈尔茨坦在评论当时的地缘政治框架时，指出全球存在三个主要权力集团：大洋国、东亚国和欧亚国。

三个集团之间战争不断，始终是两个集团结盟对抗第三个，但联盟关系会定期变化。战争是真实的，但发生在我们所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争夺资源，同时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在大洋国的英格兰本土，周期性恐怖袭击会提醒民众他们应该憎恨谁。

当然，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类似模式，但奥威尔的愿景如此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今的地缘政治权力集团，我认为这令人称奇。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写下这本书，但它无疑准确描述了如今的状况。而书中唯一的“不干预主义者”是持不同政见者，政权能轻易将他们清除并“纠正”其思想。

如今的美国，实际上是通过轮换敌人，实现个人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敌人的定期轮换无疑是该体系的关键部分。

我们已非常接近奥威尔的愿景，但尚未完全抵达。

TM：作为历史学家，您认为公众舆论在战争问题上有任何进步吗？还是说公众仍像以往一样支持新的战争？

HT：这是个好问题。从长远来看，我确实看到了进步。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反对战争机器的声音极为边缘化。冷战时期对军事扩张的辩护与仇恨言论，迷惑了许多本可能支持不干预主义基本原则的人。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影响者掌控了话语权，我们迅速扩大了北约。对和平与自由的希望，仅存在于一小部分美国人心中。

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在我看来，许多变化都与罗恩·保罗有关。

罗恩·保罗多年来耐心地向国会与公众阐释不干预主义原则，他的这种勇气或许有一天会被视为舆论根本性转变的开端。保罗博士的另一个做法是跨党派合作，与政治光谱各领域同样反对对外战争的人携手。

最重要的是，保罗2012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堪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罗恩·保罗的个人魅力、无可挑剔的善良与正直，吸引了数十万人（尤其是年轻人）认同和平与繁荣的原则。这场运动至今仍在产生影响。在我看来，这是独一无二的，堪比19世纪英国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自由贸易运动。

虽不能夸大其词，但大多数美国人仍会按需支持侵略行为，但支持自由与和平的理念及习惯，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TM：这一切终将如何收场？是否需要经济崩溃才能遏制战争机器？似乎很难想象，若非发生重大经济危机，美国会大幅反思其全球影响力。历史上，是否有霸权国家在未遭遇经济或军事危机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全球角色？

HT：嗯，历史学家擅长研究过去，但我认为，那些活得足够久的人或许会承认，他们在预测未来方面存在不足！

1989年夏天，我在东德做了一些研究后，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有了深刻认识。当年秋季学期，我教授战后欧洲课程时，在9月左右向学生预测：“我认为，柏林墙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倒塌，或许在你们的有生之年也不会。”两个月后，柏林墙就倒塌了——我还要补充一句，学生们对此欣喜若狂！能如此彻底地抓到教授的错误，这种机会可不常有！

我同意您的观点，经济危机通常是霸权衰落的因素之一。但在我看来，多种因素往往会共同形成一场“风暴”，尽管不一定是“完美风暴”。

保罗·肯尼迪1987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答案。在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中，肯尼迪的主题之一是“帝国过度扩张”——这个概念几乎顾名思义。尽管他主要关注经济与金融因素，但肯尼迪明确指出，这些危机被各种原因加剧并塑造。

在现代国家，您提到的“公众舆论”（至少是那些有影响力的智者的观点）必定是伴随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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