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禹作敏：想当副总理，只接待正部级，93年400警察不敢进村

提到中国曾经的顶流首富村，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天津大邱庄，而说起大邱庄就绕不开禹作敏这个人。他在一片不毛盐碱地上，带着村民杀出了一条致富路，把贫困村干成了全国第一，到头来却把一手好牌打烂，最终落得个牢狱加身、客死他乡的结局。这里面的事，放到今天看都足够让人唏嘘警醒。

禹作敏担任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时候的大邱庄全是盐碱地，种庄稼打不了多少粮，全村人日子过得紧巴巴。他不肯守着穷熬日子，牵头拿出村里的集体资金，买了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靠加工钢材赚了第一桶金。厂子活起来之后效益不错，又陆续办起了制管、印刷、电器等几十家企业。

到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两百家，从业人员有一万多人，工业总产值排在全国农村的第一位，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邱庄也顺理成章成了人人羡慕的全国首富村，全国各地的干部、考察团都往这跑，就想取取经。

名气越来越大，禹作敏在村里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连行事风格都越来越狂。他后来定了个让人想不到的规矩，只接待正部级以上的干部来访。级别不够的视察人员，他一律说时间排不开不见，私下还说，就凭自己把大邱庄发展成这样的功劳，当副总理都够格。

1990年4月，大邱庄就出了人命案子。禹作敏的堂弟家人因为家庭纠纷，把同村村民刘玉田拉到街上当众殴打，刘玉田当场就没了。后来七个直接动手的人都被法院判了刑，禹作敏本人没被追责，村里的管理也没发生什么变化。谁也没料到，没几年就出了更大的乱子。

1992年12月13日，万全公司经理去世后查账，查出了不小的资金问题，公司安排人员审查业务员危福合。十八个人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审了七个多小时，下手没轻没重，危福合身上被打出三百八十多处伤痕，当晚送到村医院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来。禹作敏得知消息后，非但没有及时上报，反而帮着涉案人员藏起来，躲避调查。

1993年1月，天津市检察部门派出六名干警进大邱庄取证，没想到干警刚进村就被村里人控制了十三个小时，不给饭吃也不让和外界联系。检察院随后对四名主要嫌疑人发出拘传令，要求依法抓捕，禹作敏得到消息后根本不配合执法，反而组织村里的力量准备对抗。

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公安机关派出四百名干警到大邱庄外围，准备进村执行抓捕任务。禹作敏召集村民在所有路口都设置了路障，把截断的螺纹钢做成铁棍发给大家，还调来汽车、拖拉机和油罐车把所有进村的通道全堵死。他让村民都守在路口，工厂停工，全村进入戒备状态。

干警考虑到村民已经被动员起来，要是硬冲很容易发生无辜伤亡，所以就停在村外几公里的地方没有推进。双方就这么对峙着，禹作敏还在村里散布消息，说外面来了上千部队带了重武器，就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成绩来的。整个事件僵持了三天左右，周边气氛一直特别紧张。

后来天津市委市政府直接派了工作组进村，做通工作之后收缴了村里私藏的武器，其中就包括步枪和子弹。同年4月15日，天津市委办公厅通知禹作敏到迎宾馆参加谈话，他刚离开村子到达目的地，就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审查。所有的张狂，到这也就画上了句号。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法院最终认定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五个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的儿子禹绍政因为参与相关行为，也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同案其他人员也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禹作敏服刑期间，因为身体原因获准保外就医。1999年10月3日，他在天津医院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去世后家属提出要把遗体运回大邱庄安葬，最终按照当地的决定就地火化。

大邱庄后来从村升格成了镇，经济管理模式也做了调整，原来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的情况彻底改变，村里的企业也一直正常运行。很多人聊起禹作敏，都会说他是个典型的“成也能力，败也任性”的例子。能带着穷乡亲翻身致富，他确实有能力有魄力，可飘了之后就忘了底线，把法律和规矩都不放在眼里，再大的功劳也救不了自己。

现在咱们国内农村发展这么快，有很多敢闯敢干的基层带头人，禹作敏这个案子其实到现在都还有警示意义。不管做出多大成绩，不管手里有多少权力，法律的红线绝对碰不得，权力不受监督，早晚都会出问题。

参考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 首富村支书禹作敏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