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烈士遗孀忻玉英近况如何？改嫁小三岁丈夫，大女儿移居国外

1979年春天，宁波鄞县东乡的油菜正灿烂。51岁的忻玉英领着两个已读大学的女儿回乡省亲，她把一只裹着旧报纸的小木匣郑重交给族人。匣里是王孝和牺牲时的血书和两枚早已褪色的结婚戒指。这一幕，许多乡亲至今仍念念不忘，因为那份沉甸甸的“纪念”，隔着三十年动荡，才重新回到故土。

时间拨回到1948年9月30日清晨。提篮桥监狱外雾色沉重，24岁的王孝和被押往刑场。枪声响起，他倒下，留下那张“法庭上微笑”的照片——一个青年在生死面前的从容，很多老上海人一想到就心口发紧。

解放后，上海劳模大会第一次提到王孝和的名字。陈毅市长给出的评价简短却响亮：“为工人阶级而生，也为工人阶级而死。”在场的忻玉英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听到这句话，眼泪刷地落下，却没发出一点声音。

很多人好奇：她与王孝和只是包办婚姻，感情是否深厚？事实上，两人见面的第一天就“点火”了。王孝和带着她逛大世界，吃远东饭店的西餐。忻玉英后来回忆：“那天他问我‘信佛不？’我摇头，他就笑，说‘好，咱俩志同道合。’”一句玩笑，让她放下了乡下姑娘的拘谨。

婚后的小日子清苦。每月五六万元法币的工资在飞涨的物价面前转瞬蒸发。炉火边的一口缸里常年泡着咸菜，孩子的奶粉全靠同事接济。可只要王孝和回家，气氛就变了。他会用生硬的英语逗女儿笑，也会和妻子分享“工人兄弟又胜了一仗”的喜讯。那份简单的幸福，被突然闯入的国民党特务打得粉碎。

1948年4月21日清晨，王孝和被捕。忻玉英并没马上慌乱。她抱着一岁的佩琴，守在门后足足一夜，天亮才哭——丈夫曾要求她冷静，不能连累同志。可当探监那天，她看到丈夫遍体鳞伤还是差点晕厥。王孝和强撑着笑道：“别哭，闹下去，他们更怕。”短短一句，把眼泪逼了回去。

审判前夕，地下党劝他设法拖延。王孝和拒绝：“我多活一天，不如让消息早传出去。”事后大家明白，他是主动以死稳住工人队伍。血书写成时，他深夜咬破中指，三页薄纸点点猩红；写给忻玉英的那封，他叮嘱：“日后若遇好人，莫让自己寂寞。”简洁直白，毫无拖泥带水。

上海解放后，工会、政府为烈士家属安排了住房、工作。忻玉英白天在粮食局做会计，晚上去昌平路夜校补习。她不愿一直仰仗抚恤金，“人活着要有骨气”，这是王孝和常挂嘴边的话。日子慢慢安稳下来，可深夜，她常摸着丈夫的旧夹克发呆。

1953年，新邻居陆祖兰搬进同一层楼。这位小她三岁的木工家境清贫，有一股子热心肠。楼道灯坏了，他二话不说爬梯子修；冬夜停水，他提着桶从楼下往上跑。久而久之，忻玉英卸下防备。一次扫雪，她脚下一滑，陆祖兰一把扶住。那晚，屋里窗纸被北风吹得哗啦啦响，两人却没急着补，只静静坐着听风。感情就这样生根。

有人私下议论“烈士遗孀再嫁像话吗”。忻玉英听见后回屋翻出血书，轻声说道：“这是他要我活下去的凭证，我守着也算兑现了承诺。”后来，组织主持了简单婚礼，许多老工友送来一句话：“孝和泉下有知，也会安心。”

再婚后，生活焕然一新。陆祖兰手巧，把旧木箱改成小提琴盒，捧到佩琴面前：“学音乐得有像样的家伙。”这口琴盒陪伴大女儿走过上海音乐学院，后来跟随她漂洋过海。九十年代，王佩琴定居澳大利亚，她在当地交响乐团任小提琴手，逢年过节总要写信回家：那只木盒已划痕累累，可音色依旧温润。

小女儿佩民则对档案史志情有独钟。她说：“父亲留下三封血书，我想读懂那行字背后更多的故事。”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几十年钻进史料堆，把一个个尘封名字擦亮。2018年，她登上《朗读者》，朗声诵出父亲“望你慎择良人”的嘱托，台下不少观众红了眼眶。

至于忻玉英，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住在上海长宁的一栋红砖老公寓里，窗边摆着王孝和照片。她耳背了，却仍能背出那封血书的全文。邻家孩子来串门，总被她拉到跟前，摸着他们的头说：“要记得，今天的灯是老工人用命换来的。”

不久前，她把晚年精力用在整理王孝和遗物。每翻一页日记，都会贴上一张纸条注明时间、地点，生怕后人看不懂。她说，记忆就像河水，稍不留神就流走了，要抓紧。

2021年的清明节，上千名电力职工代表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已步履蹒跚的忻玉英执意站着，全程没倚拐杖。结束后，有记者问她对未来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是摆摆手：“我能多活一天，就多给孩子们讲一天他的故事。”

王孝和牺牲时未及而立，却留下了火一样的青春；忻玉英苦撑半生，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也把丈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陆祖兰默默伴在身侧，不争不抢，只在添茶递水时轻声提醒：“累了歇歇，别把自己累坏。”她笑答：“我还扛得住。”那笑容，和七十多年前的少女一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