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受毛主席重视，官至副国级，因受老干部批评，1980年主动辞职

1951年4月的一天，京广铁路上春寒料峭。毛主席南下途中忽然下令：列车在许昌停十分钟，让地方负责同志上车。二十八岁的纪登奎被匆匆叫来，衣襟上还沾着泥点。车厢门一开，他先敬礼，随后镇定自若地坐到对面。毛主席微微一笑：“小纪，今年多大？”一句随口提问，拉开了两人长达二十五年的交集。

纪登奎1923年生于山西武乡。十四岁那年，他替父亲送军粮，被八路军宣传队感召，加入抗日游击小组。到1943年正式入党时，他的全部“家当”是一支驳壳枪和一本破旧的《大众哲学》。与大多数出身部队的干部不同，他此后几乎一直做地方工作：整匪、剿霸、搞减租、推土改，手里没握过主力师，却把一个个县城打造成了后方稳固区。这段履历，在当时颇为另类。

奇就奇在他的坦率。许昌车厢里，毛主席先问土改，又问宣传，最后抛出一个尖锐问题：“挨过整没有？”纪登奎脱口而出：“有，两次。”一句话不长，却没有丝毫遮掩。接着新的追问接踵而至——“整过人吗？”、“杀过人吗？”——每一次，他都用最直接的语气交代细节：什么时候，因何事，处理是否妥当。对话短暂，不过三十分钟，却让毛主席记住了这个“敢说真话、不怕担责的小伙子”。

为了验证汇报真伪，中央随后派人暗访许昌。调查结果与纪登奎口供一致，《人民日报》同年发表长篇通讯《学习许昌地区经验》，纪登奎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全国读者面前。自此开始，他的仕途像被拉上快车道：1955年出任许昌地委书记，1961年调任洛阳，1963年进入河南省委领导班子，四十岁不到便是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64年深秋，陈云到河南检查秋粮征购。汇报会上，纪登奎递上两本薄册：“一本交中央，一本留自用。”所谓“自用”，是对基层真实产量的记录。他坦言：“任务再重，也得留够老百姓口粮。”陈云放下茶杯，说了一句：“你这人不简单。”会后，“两本账”一词在北京被反复提及，纪登奎也因此获得“实事求是”的标签。

1967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南返途中再次经过郑州。省里数十名干部列队迎候，主席远远看见纪登奎，扬声道：“老朋友，你来了。”这一声“老朋友”，在政治意味浓厚的年代无异于一纸“护身符”。同年席卷全国的风暴里，纪登奎虽受冲击却保住了基本职务，这与领袖的公开背书直接相关。

九大召开，他被安排在大会发言的末席。毛主席向全场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纪登奎，长期在河南工作。”掌声持续了半分钟。会后中央连续三次邀请他入京任职，他都说：“地方还离不开我。”直到主席半开玩笑：“长工不愿当，短工总得帮帮忙吧。”纪登奎这才答应，以“北京、河南两头跑”的方式，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青年时代的魄力并不代表永远的果断。1971年8月，毛主席在武昌召见河南负责同志，专门询问纪登奎“反复旧”的态度。回报上说，他对某些造反派批判不够坚决。主席沉思良久，低声道：“这人，还要再看。”自此以后，华国锋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逐渐超过了纪登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毛主席去世后，针对“四人帮”的处置成为新一届领导的第一场大考。1976年9月至10月间，华国锋多次征求政治局成员意见。多数人主张速战速决，纪登奎却提出“区别对待”。这份谨慎在动荡时刻显得格外刺耳。华国锋于是把他排除在最终方案之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他才公开表态支持。

风向已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部分老同志批评他对极左思潮态度暧昧，影响团结。纪登奎没有辩解。1980年春，他向中央递交辞呈，理由只有一句：“心力交瘁，难当重任。”批准文件很快下发，他成为建国后首位主动辞去副国级职务的高层干部。当年他五十七岁，正值盛年。

离开政坛后，他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待遇依旧按正部级落实。闲暇时，他想完成两件事：到大学开课、写一本亲历回忆录。遗憾的是，1988年盛夏突发脑溢血，享年六十五岁。手稿只写到“1955年许昌夏收”便戛然而止，成为研究者今日仍惋惜的一段空白。

回望纪登奎的一生，最鲜明的符号始终是“直”。直言、直面、直行——在个人高峰期，这份品格让他脱颖而出；风向逆转时，同样的性格又让他陷入孤立。历史并不提供简单答案，但他的遭际提示后人：能否始终保持同一份坦诚，也许比升迁与否更难，也更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