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再次开审，一个罪名被撤销！美高层放话，要让中方放人

2月26日，香港法院对黎智英“科技园欺诈案”作出了最新裁定，撤销了他的欺诈罪名及相关刑罚。另外美国方面也没停止对这一案件的关注，甚至还在放话要让黎智英获释，意图对中方施压。那么黎智英被撤销罪名是怎么回事？美国为何频频插手香港事务？

2月26日这一天，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的一份裁定书正式盖上了印章，其内容在香港乃至国际社会都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这份裁定书的核心内容是，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名下那桩已经缠绕多年的、关于其公司在租用香港科技园旗下物业时涉嫌欺诈的案件，其罪名被正式撤销。

随之而来的是，原审法庭判处的五年九个月的刑期、二百万港元的罚款，以及长达八年的担任公司董事资格的禁令，也一并被勾销。当这一消息迅速传出后，西方媒体的标题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打出了类似的疑问：“北京松口了？”

然而，这个问号所期待的答案，却是冰冷而坚硬的。只需将日历往回翻动短短十七天，回到2026年的2月9日，在同一个被告身上，在同一座城市的法庭里，另一份更为沉重的判决书刚刚落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黎智英因多项罪名成立，被判处长达二十年的监禁。在扣除其已经被羁押的时间之后，他仍然需要在高墙之内度过大约十八年的漫长岁月。

将这两份判决书并排放在一起审视，一份是撤销罪名，一份是重罪成立；一份刑期归零，一份长达二十年；两起案件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但其判决的时间线却咬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就将它们搅成了一锅混淆视听的粥。

但是，法律并非一锅可以随意搅拌的粥，它更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香港上诉庭在其判决理由中说得非常明白：在1998年，黎智英的团队在租用科技园旗下的工业邨物业时，的确向管理方隐瞒了其私人公司“力高顾问”也在该物业中实际占用的情况。

这种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租赁条款，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不容否认的事实。只不过，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民事层面的合同违约，其严重程度尚不足以够上刑事欺诈罪的门槛。

因此，上诉庭的裁决，是对原审法庭在法律适用上的纠偏，它厘清的是“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之间的法律边界，其整个审理过程和判决依据，与黎智英所涉及的《国安法》案件的证据链条、罪名构成，以及法律适用，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那些试图将这两起案件混为一谈的人，要么是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要么就是在故意装不懂，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让我们将镜头从香港切换到大洋彼岸的华盛顿。

2026年2月24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国情咨文演讲现场，新任众议院议长凯文·强生做了一件颇具戏剧感的事情。他特意邀请了黎智英的女儿黎采，作为他的嘉宾，坐在了国会大厦的观众席上。

在对着全美国进行直播的镜头前，强生议长高调宣称，美国国会将“全力确保黎智英先生获得释放”。就在现场掌声响起的时候，白宫方面几乎是同步地，向媒体放出了另一条重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最终敲定。

这两条看似不相干的新闻，一前一后地落地，难道真的是巧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事后披露的消息，美方高层在此之前，已经通过私下渠道向中方传递了更为直白的信息：他们希望在特朗普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黎智英能够被释放。

这番话说得虽然好听，但如果将其翻译成国际关系博弈的语言，其真实的含义就是：我需要一个可以向国内展示的“外交成果”带回去，好让国内媒体的镜头有东西可拍，以证明我的对华接触政策是有效的。

特朗普本人在此前也曾多次公开表态，声称要“确保黎智英获释”，并努力将这位壹传媒的创办人，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新闻自由的象征”。

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当长达二十年的刑期已经白纸黑字地写进了判决书，当黎智英的法律地位已经尘埃落定之时，他对于华盛顿而言，还剩下多少实际的利用价值？从情报角度看，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其情报价值已经基本归零。

从政治角度看，作为一个被反复炒作的政治符号，其边际效用也正在迅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美方继续高喊“营救黎智"的口号，与其说是真正有效的外交施压，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不抛弃盟友”这块金字招牌。

所能采取的成本最低的方式——因为这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行，而无需付出任何真金白银的实质性外交筹码。强生议长在国情咨文演讲上对黎采的“声援”。

和他所展现出的慷慨激昂，与白宫方面将特朗普访华议程置于优先位置的实际行动，恰好构成了一组极具讽刺意味的对照。嘴上说的是要“全力营救”，但脚下走的路，却清晰地通往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黎智英的子女们并非没有为父亲的自由而努力过。从2024年开始，他的儿子黎崇恩和女儿黎采，就开始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频繁现身。他们参加各种听证会，发表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几乎用尽了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渠道。

黎采甚至还曾给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写过一封信，请求她利用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为自己的父亲公开发声。然而，信寄出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这个细节虽然微小，却残酷而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实。当民间的游说渠道失灵时，官方渠道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2026年2月9日，香港法庭对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做出判决之后，美、英等国政府迅速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声明，诸如“压制新闻自由”、“政治迫害”之类的陈词滥调，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声明归声明，实际行动归实际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回应同样干脆利落：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要举措，香港的司法独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修辞，但它所指向的现实却坚硬如铁：外部施压的天花板，远比许多人想象中要低得多。西方的政客们需要黎智英这样一个符号，来填充他们“捍卫自由”的宏大叙事框架。

但是，当维护这个符号的成本开始触及到他们真实的国家外交利益时，那种根植于骨子里的精致利己主义本能，会迅速地接管一切。强生议长可以在国情咨文的现场，给黎采一个尊贵的座位，但他却给不了她父亲一张离开监狱的释放令。

让我们再回到法律本身。香港上诉庭此次撤销黎智英的欺诈案罪名这件事，恰恰为那个许多西方媒体不愿意承认的词——“司法独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当法庭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撑一项刑事指控时，它就会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纠偏，而不会去考虑外部的政治风向，更不会理会媒体的噪音。

与此同时，代表香港政府进行检控的律政司，在判决后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明确表态，正在仔细研究判决书的理据，并保留向终审法院提出进一步上诉的权利。

整个司法程序，从起诉、审判、上诉到最终裁决，都运转得规规矩矩，既没有因为外部的压力而对被告“放水”，也没有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对案件“加码”。

但是，这把精准的司法手术刀，所切开的，是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黎智英的欺诈案，其审理依据的是合同法的逻辑；而他的国安法案件，其审理依据的则是国家安全的逻辑。

两起案件的证据体系完全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量刑的法律依据也不同。因此，前者的撤销，并不会让后者的二十年刑期减少哪怕一天。那些试图将“欺诈案翻盘”解读为“国安法松动信号”的人，他们不是在进行理性的法律分析，而是在做一场不切实际的梦。

在高墙之外，围绕黎智英案的种种喧嚣，大概率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华盛顿的政客们，会继续在各种合适的场合，提起黎智英的名字，以彰显他们的“价值观”；伦敦的报纸，也会继续用“政治犯”这样的标签，来填充他们需要的版面。

而黎采和黎崇恩，大概也会继续出现在各种听证会上，重复那些他们已经说过无数遍的话。但是，高墙之内的时间刻度，并不会因为外界的喧嚣而有任何改变。

十八年，是一个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大成人的时间长度。当所有的声明都发表完毕，当所有的镜头都转向下一个新闻热点之后，真正需要独自面对这段漫长时间的，只有黎智英一个人。而那些曾经在聚光灯下高喊着要“全力营救”他的人，届时又会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