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德国总理默茨凌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身份特殊、行程备受关注。十个多月前,他才刚刚出任德国总理,这一次是他首次正式访华。这本应是一次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却因多次推迟和安排变动,成为国际观察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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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上次原计划在2023年10月访华,但德国外交团队内部因为外长约翰·瓦德富尔在访华前夕发表了针对中国亚太政策的强硬言论,导致层级对接出现波折,行程最终被搁置。延迟让德国媒体和相关行业人士对这次“破冰之旅”的期待实际变得复杂。近期,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加拿大总理都密集访华,目的明确,都是在市场压力之下寻求合作机遇,而德国却迟迟未到场。
回溯默茨此次亚洲行,他在1月份选择了印度作为第一站。在新德里受到高规格接待,仪仗队深夜守候,而且首站被安排在莫迪政治起点——艾哈迈达巴德。据观察,“先印后华”绝不是简单的路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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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他带着25家德国大企负责人,包括西门子、大众等德国制造业核心力量,摊派奖牌、谈技术、抛出军工合作意向,还试图借美国加征关税影响,把印度塑造成新的制造伙伴。但德国企业看中的只是印度14亿人口的潜力增长曲线,而印度则不断强调能源安全、战略自主,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近期才刚刚加速。
德国对华贸易远远超过对印贸易。数据显示,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持续走高,仅工业合作领域就占据德国出口的重要份额。印度虽有潜力,但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成熟度难以承接德国高端制造短期转移。德国希望稳住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又想借与印度的合作稀释依赖,这种平衡操作风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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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默茨终于踏上北京土地时,外界已把这次访问视作一次“补课”。中国不是等待说教的对象。德国国内的中国事务专家如埃伯哈德直言,“先到了印度,再来中国”,意味着德国在亚洲的战略判断慢了一拍。实际上,大国政策不会因为某位总理姗姗来迟而转向。国际舞台的机会流转,主动者先锁定项目、先谈合作,德国这一次谈判空间明显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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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访顺序与时机,已被德国媒体和学者反思为“高昂的战略代价”,不仅仅关乎外交礼节,更是立场和筹码的展示。德国工业需要清晰方向——出口型经济无法靠单边意识形态维系市场,现实反复提醒柏林,错失窗口可能意味着企业订单、战略布局都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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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印度或者中国,而在自己。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战略犹豫愈发明显:既想强化对华合作保证工业发展,又要回应欧盟与美国的价值观压力。两边摇摆,节奏失控,企业界只能自行找出路,也更渴望稳定预期。
国际政治不奖励迟到者。顺序决定信号,信号影响谈判位置。默茨访华,为德国争取合作机会,但先后的安排,客观上已把谈判空间拱手让人。德国如果继续用平衡术和战略模糊对冲结构性挑战,很可能在多极世界格局中消耗信誉。企业和公众关心订单和市场份额,而非姿态和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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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德国与中国、印度的互动,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德国外交决策以及欧洲市场动态的窗口。德国制造业未来选择,将影响亚洲产业链、跨国投资者风向和全球供应链格局。行动迟缓就是失去机会,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只有当战略判断清晰,才能把握住时代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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