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5年，北京，一份上将授衔名单里，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名字。
这个人当了半辈子国民党将军，手里握过10万兵，起义前蒋介石专门派飞机来接他。
他没上那架飞机。那架飞机再也没有回来。
01
1918年秋，山西河津县到太原的官道上，一个19岁的少年背着破布包，一步一步往北走。
路边经过他的，都是坐毛驴车的有钱人家孩子，车轮碾过黄土扬起灰尘，落在他的布鞋上。
他叫董其武，口袋里揣着10块大洋，这是他东挪西凑向亲戚朋友借来的全部路费。
同行去考军校的几个同学劝他搭车，他摇头，说那钱要留着用。
他从河津走到太原，走了整整8天，800多里路，鞋底磨穿了一层。
这一年，山西督军阎锡山在太原新办了斌业中学，专门培养初级军官，消息传到河津，董其武决定去考。
董其武的家在河津县固镇村，祖父早亡，祖母借了贺财主家十两高利贷，才买了一口薄板棺材把祖父安葬。从那之后，父亲董多见一年四季给贺家炭厂拉炭，还了好多年的债。
董其武三四岁时，外祖母把他接去抚养，减少家里的口粮负担。大舅范必英是教书先生，在村里办了私塾，董其武从6岁开始跟着舅舅念书，《四书》《诗经》《易经》《左传》，16岁前全部读完。
但家里没钱，私塾读完了，就再没有地方可以继续。
他在舅舅的炕头上贴了两行字：「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浮土，几时得遇茂仙翁？」
第二年，舅舅的几位朋友来家中拜访，其中一个叫李天培的老先生看到这两行字，问：这是谁写的？
舅舅说是外甥写的，这孩子好学，可惜家里穷，送不起他去县城读书。
李天培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其余包在我身上。」
就这样，17岁的董其武去了河津县城读高小。
1918年，他听到太原招考斌业中学的消息，借了10块大洋，步行800里，赶去参加考试。
考场上，7500多人报名，只录取1200人。
第一场考国文，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
董其武提笔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
国文第一名。
第二场算术，10道题，无一差错。
算术第一名。
第三场体育加体格检查，他自认营养不足，没有把握，结果还是第一名。
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榜首。
入学后，学校包吃包住，每月还发几元补助。年底寒假，同学们纷纷回家，他留校过年，省下钱托同学带回10块大洋，把当初借来考试的路费还清了。
02
斌业中学四年，董其武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和法文出类拔萃。同学都说，他毕业后留校当教员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1924年3月，一件意外的事打断了这个计划。
学校安排学员植树，董其武那天当班长，带着10个同学在宿舍附近栽杨树。干活的地方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馆长同意，就近去馆里取水。
一个同学去挑水，碰到了督军府的副官。那副官不问情由，抬手就打了那个同学。
董其武追上去评理，副官二话不说，又动手打了他。
同学们忍不住，一涌而上，把那副官揍了一顿。
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要人，校长答应严查。处理结果下来，要求董其武写悔过书。
他不写。
于是被迫离校，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那年他快满25岁，没有文凭，没有职务，口袋几乎空空如也。
他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便辗转北上，投到傅作义门下。
一起来的几个同期校官，看到给的职务只是上尉参谋，嫌官小，多数人转身就走了。
董其武留下来，从最底层的参谋做起，每天研究军事地图，记录侦察数据，跟着傅作义的部队一个驻地一个驻地地跑。
傅作义的部队纪律严明，董其武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军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他跟着傅作义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往上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驻地，董其武当天就写了请战书，要求上前线打日本人。
那年，他32岁。
03
1933年4月30日，北平东边的怀柔县。
日军对长城沿线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第73师436团奉命阻击。团长董其武把指挥所设在最前沿的山头上，与阵地保持通话。
日军上来了。
第一次冲锋，打退。第二次，打退。第三次，第四次……
从天亮打到天黑，连续血战15个小时，日军发起了10次冲锋，每次都被挡回去。战斗中，一发炮弹落在团指挥所附近，电话兵一死一伤，另一发打穿了指挥所顶盖，气浪把董其武头上的军帽掀飞出去。
他在原地没动，继续指挥。
虽然全团伤亡惨重，但阵地没有丢。
这一仗结束后，天津《大公报》发了整版报道，标题是：「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10多次，使敌失所长。」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打响，头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
他带部队连夜出发，分几路绕到日军及伪军王英部的侧后方，拂晓前同时发起突袭，当场捣毁了日军田中隆吉和伪军头目王英的指挥部，击落日军飞机一架，缴获无线电台一部，还缴获了日本关东军发给王英的各地日伪电台联络表和密码本。
这一仗，击毙日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名，生俘日军电台台长八牟礼吉。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派南汉宸专程赶赴绥远，送来亲笔贺信和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1937年，忻口会战。
这是抗战初期华北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伪军投入六七万人，国民党军投入10万余人，打了整整23天，双方死伤数万人。
董其武奉命率部袭击日军板垣师团前线指挥所，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一块弹片击中左臂，血流不止。
随行军医检查后说，必须去后方医院才能取出弹片。
董其武叮嘱几个参谋和军医不要声张，简单包扎之后，继续留在阵地指挥。
第二天，傅作义通过电话得知他负伤，立刻派旅长孙兰峰赶来接替。
董其武拦住：「在这种紧要关头，我哪能因为一点轻伤就退下去？」
他和孙兰峰一起指挥，又守了好几天。
他在日记里写道：「17日，张参谋长把我受伤之事在电话里向军部报了，为此我批评了张参谋长，大敌当前不应以我负伤这等区区小事去打扰傅将军。」
1939年，董其武参加五原战役。
这是傅作义主动发起的一次反攻，目标是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五原县城。
3月20日夜间，董其武部首先行动，炸毁了日军守桥哨位，切断了增援通道。3月22日，各部协同进攻，五原城内的日军陷入被围局面。
日本皇族水川中将在突围途中阵亡，日本关东军派来考察绥西矿业资源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100多名矿业专家或死或被俘。
董其武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仗的伤亡数字：「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等日军军官300余人，士兵1100余人，俘日军军官50余人；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阵亡团长1人，营长3人及连排级军官30余人，我师3名团长也都受伤。」
他还记了一件事：「我师303团团长宋海潮在乌家河阻援战斗中，身中3弹，大肠外露。我师转移时，误认其死，因军情紧急未及掩埋，后被当地老乡刘大宽等人发现抬回家中，经抢救得以再生。」
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在战场上打了整整12年。
04
抗战12年里，有两件事在董其武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
第一件，是毛泽东送来的贺信和锦旗。
1936年绥远抗战结束后，延安派人专程送来贺信，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锦旗上绣着「为国御侮」四个字。
一个国民党旅长，收到了共产党领袖亲笔写的贺信。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第二件，是贺龙跟他讲的那些话。
抗战期间，董其武有机会与八路军将领贺龙接触，系统听了贺龙讲游击战术的理论。
贺龙讲持久战，讲以运动代替阵地，讲如何在敌后打击日军的薄弱环节。
董其武听完，当场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此后，他在河套一带作战时，刻意摒弃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打法，改用更灵活的战术打击日军，取得了不少成效。
1973年，董其武以中日友好协会成员身份访问日本，与当年在绥远地区与傅作义部交过手的日军将领会面。
对方说了一句话：「如果国民党所有部队都像傅作义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
05
1945年2月，董其武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
参加学习的，都是军长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
他在日记里写：许多人的精力根本没有放在学习上，上课迟到请假，屡见不鲜。下课之后，大多数人忙于走门子钻营，或者去饭店舞场吃喝玩乐。
1945年3月16日，他记下了当天去张灵甫家做客的经历：
「今天他请我到他的宅邸做客。走进他的豪华别墅，我目瞪口呆，这么富丽堂皇的公馆我还从没见过。沙发虽软，但我的屁股坐不住；茶虽香浓，但我喝不下去。在那里我透不过气，满脑子都是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少顷我称有事告辞了。」
张灵甫在重庆近郊花了700多万元买下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极为奢华。
而此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前线的士兵还在用命拼阵地。
两年之后，1947年5月，董其武在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围歼，师长张灵甫阵亡。
他在日记里写：「由于他骄横自负，从不把共军放在眼里，才招致全军覆没。」
张灵甫的死本身，没有让他太过意外。真正让他心里沉下去的，是这件事背后的那个问题——
国民党的军队，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在认真打仗？
0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董其武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措手不及。
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绥东的受降权，落到了傅作义部头上。
董其武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我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让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的。」
傅作义叹了口气：「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
内战就这样开始了。
这段历史，董其武后来在回忆录里反省过，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愧疚。
1946年，董其武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在任期间，扩大生产，治理黄河，改善民生，兴办教育，主张经济民主和政治平等，力图缓和蒙汉矛盾。
他与中共方面保持着相对克制的态度，没有大规模推进对抗，也没有主动配合对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全面清查。
但局势不由人。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当天就给北平傅作义处打了电话，要求派飞机来接他。
他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里，对绥远只字未提。
绥远怎么办？
07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直接去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把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然后说：
「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
董其武当即表态：「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
他当天飞回绥远，开始秘密筹备。
他很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不是解放军的枪口，而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南京方面得知北平和平解放后，立刻停发了绥远全部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
这是釜底抽薪的手段。
经费一断，部队军饷没有着落，人心浮动，起义的基础就会动摇。
董其武的应对方式是：组织自救。他把绥远境内能动员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资源全部调动起来，维持部队基本运转。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的特务机关开始在绥远境内大规模活动。
08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达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
傅作义问：绥远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傅作义没听明白：「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解释：「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他内部的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贸易做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等」。
等什么？等绥远内部的人心转过来。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的完整内容：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向这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
消息传到绥远，董其武说：「有了绥远方式，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了底。」
但他同样清楚，真正的麻烦，这才刚刚开始。
09
董其武开始逐一找人谈话。
旅长以上的干部，一个个单独谈。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分批交换意见。高等法院院长、省议会会长，也都分别见面。
春节期间，他亲自下部队，走遍各驻地，跟一线官兵和中下层干部开小型座谈，问大家的真实想法。
摸底的结果是：大多数士兵和下层军官对和平持欢迎态度，真正担忧前途的主要是中上层干部。
他的得力助手卫景林负责具体做工作，找旧同学、旧同事谈，一个一个劝。
其中一次，卫景林去找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
「过去我们跟傅先生、董先生多年，现在仍然要跟着他们走才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形势逼人啊。」卫景林说。
张世珍沉默了一会儿：「看来共产党是要成功，国民党已经不行了。」
但也有不吃这套的。
骑兵旅长包贵庭，见了卫景林，当场拍桌子：「我姓包的宁死不投降，我准备把部队撤到西藏去。」
卫景林说：「你的部队本地人很多，家属也不少，恐怕到不了宁夏部队就散了，不如留在绥远。」
包贵庭直接翻脸：「你是在拉我下水。」
谈话就此结束。
后来包贵庭真的率部西撤，途中部队溃散，最终覆灭。
对于坚持对立立场的顽固分子，董其武直接解除职务。对于在绥远境内作恶的破坏分子，坚决打击。对于军统、中统在绥远的特务组织，直接取缔，要求全部坦白登记、立功赎罪。
与此同时，南京特务在绥远砸毁了进步报馆，破坏了境内铁路交通，组织人员上街游行示威，还向南京密报，称绥远局势不稳，建议派兵介入。
南京方面除断绝经费之外，还以派飞机接他去广州为由，试图把董其武从绥远调离。
飞机来了，停在机场，等候登机。
董其武站在机场上，看了一眼，没有动。
后来他对人说，那架飞机在返回途中，于兰州附近坠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