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独秀的儿子，建国后在窑厂做工，毛主席特批：可以照顾

1958年5月下旬，长江水位渐涨。毛主席的专列缓缓驶出安庆站，他临窗眺望江面，忽然问身旁的地委书记：“陈独秀的后人情况怎样？”一句随口提起，把在窑厂拉坯、满手泥浆的陈松年重新拉进了人们的视线。

地委书记答得很实在，说陈松年如今在郊区砖瓦厂当工人，几个孩子正上学，日子紧巴巴。毛主席沉吟片刻，只留下一句：“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安庆方面旋即落实，每月三十元补助，当月就送到陈松年手里。这笔钱不算多，却让一家人彻底松了口气。

话题回到1910年。那一年，陈松年在安庆府西席子巷呱呱坠地，恰赶父亲远赴上海，母亲高晓岚独自料理家事。短短三年后，袁世凯的旧部倪嗣冲搜捕“乱党”，冲破灵堂，幼小的松年差点被带走。邻家大嫂急中生智，把他塞进澡盆，一边搓背一边应付士兵，才救下这条命。逃出后院的延年、乔年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而松年的命运则被泥水与家计牢牢牵住。

1927年6月，大哥陈延年在沪被捕。姐弟二人踏着梅雨赶到上海，却连最后一眼都没能见到，只能在黄浦江边烧纸。第二年5月，陈乔年牺牲，国民党仍不准收尸。两张白纸、几柱香，这位三弟的悲恸埋在喉头，没喊出声。接踵而至的噩耗击垮了长姐陈玉莹，她在精神错乱中离世。至此，松年年仅十八，却已接连送别三位至亲。

1930年，高晓岚缠绵病榻，临终拉着幼子手臂嘱托要守住家风，仅此一句就撒手人寰。两年后，陈独秀因“危害民国罪”被判十三年。彼时祖母尚在，家族老屋却空空荡荡，靠松年一咬牙维系。那段岁月，坊间把陈家说成“人去楼空”，并非夸张。

抗战爆发，安庆城危在旦夕。1938年夏，松年先把祖传字画与累赘家具埋进乡间祠堂，随即护着祖母、妻子窦珩光和幼女辗转武汉，终于与获释的父亲重逢。再折重庆，再赴江津，一家人安身于长江对岸的德感坝。两口子在九中教书，一支粉笔、半袋米，苟且度日，却不敢松劲。父亲此时婉拒延安与重庆双方邀请，名义自由，实际潦倒。陈松年常抬船过江，买最便宜的糙米，扛回屋顶漏雨的草棚。

1942年末，祖母辞世；1942年12月27日，陈独秀因中风并发症在江津去世。出殡那天，松年摸着空空口袋，只能用薄棺草席安葬，“等以后太平了再迁回故里”——这是他对父亲的承诺，也是欠下自己的一笔心债。战后，他托人在福建借到一副杉木棺，1947年春，把祖母与父亲合葬于安庆独秀山麓，总算了却夙愿。

新中国成立，陈松年携家回到安庆。一张教师资格证没能解决温饱，他只得辗转在会计所、粮行、最后落脚郊外窑厂，手捏砖胚，脚踏泥水。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摆手说：“我这点苦，算什么？”妻子窦珩光脾气更硬。两个女儿念到高中想去纺织厂，她拍桌子：非得上大学。为筹学费，她到窑场抬土，到修筑皖赣铁路的工地推独轮车，晚上还要缝补孩子的单衣。遗憾的是，熬到1954年底，窦珩光积劳成疾撒手，留下瘦弱的丈夫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日子最难时，家里仅剩半袋高粱糠。正是这种当口，1958年的那声“可以照顾”落到纸面。补助到手，学费有着落，老屋也能添张新桌。后来陈松年的三十元补助一直领到离世，邻居打趣叫它“主席粮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庆成立市政协，老同学推举他进常委。他还被吸收为市文史馆馆员，将家藏的父亲手稿、《每周评论》合订本等资料整理、上缴。1984年，江津方面请他回原址参与修缮独秀旧居，他仔细核对尺寸，连父亲曾坐过的藤椅位置都尽量还原，颤声道：“就放这里，不能动。”

1990年夏末，八十岁的陈松年在晨练途中突发心绞痛，抢救无效。遗物中有一张写于1950年的便笺——“守住家风，勿倦学业”——寥寥八字，像钉子一样钉在纸面，也钉住了他一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