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12日凌晨,天津人民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昏黄。高云览刚刚把改到第六稿的《小城春秋》交到作家出版社编辑手中,仍不放心,拽住年轻编辑低声嘱咐:“务必把第七章里那句台词再核一核。”医生劝他保重,他只是摆手:“书要紧。”这一幕,常被家人视作他生命最后的注脚。
谁能想到,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真正的种子,其实早在1930年的厦门埋下。5月25日凌晨的枪声划破闽南港口的晨雾,十一名地下党员闯入思明监狱,四十多位革命者冲破铁门,警笛与呐喊交织。十八岁的高云览就站在街角,他看见了火光,也看见了从囚车上跳下的刘瑞生、陈伯生。那震耳欲聋的一刻,此后的二十多年,他都在寻找一种文字去复原那股堪比爆炸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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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更早,他原是厦门桥亭街小酒店老板的儿子。酒店倒闭,他为了省学费辍学自修,偷偷摸摸在报纸副刊上投诗,偶有豆腐块刊出,兴奋得一夜未睡。郁达夫的《沉沦》给了他写作冲动,陈三民寄来的《怪物》小册子则推开了革命大门。少年读书人自此把“写字”和“救国”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
1928年,父亲病逝,家境中落。他在《厦门商报》写辛辣短评,结果几周就被炒鱿鱼。辗转漳州、石码多所中学教书的间隙,他执笔写下了日记体中篇《前夜》,初版印成时,他还在为了饭钱进出小饭馆谈课时费。然而《前夜》点亮了他心底那句誓言:总得给劫狱的那些烈士留下一纸春秋。
抗战爆发,高云览跑去马来亚麻坡教书。当地土热,蚊虫猖獗,他白天管学生,夜里写社论,骂日本军国主义也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人劝他低调,他笑言:“笔底下有火,堵不住。”随后又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北上战区,跟张楚琨一道冲进炮火堆里,访叶挺、见周恩来,在中条山前线给南洋同胞写信:“祖国没倒,咱们谁也别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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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迫退到苏门答腊密林,一手写抗日传单,一手熬制“祝君早安”肥皂换粮。日军搜山时,郁达夫悄声对他说:“活下去,把故事写出来。”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48年冬,“南元”“南美”两条商船挂满红灯,自新加坡驶向北方。英舰探照灯追来,他同船长一句生硬的粤语对话成了传奇:“拼咯!”“拼!”船尾立着大字——“南侨支援祖国”。三个月后,两船将大批军需卸在烟台,完成华侨海上输送中最惊险的一跳。
新中国成立,高云览带着六口之家落脚津门。白天跑业务,晚上伏案。有人问他为何不专职写作,他说生计要顾,船卖给国家了,总不能让孩子揭不开锅。1952年春,他翻出旧稿,撕了又贴,贴了再撕,把单一的“劫狱故事”扩展为十年风云图:小城厦门的码头、市舶、书院、报馆、茶寮、监牢,一道排开;何剑平、秀苇、吴七、吴坚等各色人物,前赴后继。写到深夜,他常被自己写的对话逗笑,转瞬又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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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余,他反复重读《红楼梦》。他说曹雪芹让每个人物都“闻如其声”,那才是小说。于是他给吴七的方言加进闽腔,“阿弟,咱若不拼命,命会撂着伊人脚边。”这样一改,整段文字立刻活了。天津的朋友陈元宁读完试行稿,直言秀苇的话太像读报纸,少了味道。高云览连夜改,把书生腔揉进她的犹豫和倔强,直至听者点头。
《小城春秋》初稿脱稿时,已近三十万字。出版社精简到二十三万字,仍嫌厚。高云览却坚持留下第九章的戏台一幕,理由简单:“戏台是小城的灵魂,不能砍。”这股倔气,与当年他悼念鲁迅时说的“硬骨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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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印行后,读者回函雪片似的飞到天津,有人说读到“破监夜”血脉喷张,有人说何剑平像极了自己在南洋捐款的兄长。不到两年,印数已过二十万。来自古巴的西班牙语版样书寄到家门,高迅莹托人翻译,才知道书名被译成“La Ciudad y la Tempestad”——城市与风暴,倒也别有一番味道。
遗憾的是,作者没等到亲手翻开样书。手术后那天清晨,他合上眼睛,旁人以为他昏睡,护士轻声道:“高先生,放心吧,书已经排版。”他微微点头,嘴角带着一丝满足。次日,病房外的槐树落下一场夏雨,打在窗上,像是翻页的声音。
如今再读《小城春秋》,人们常赞它与《青春之歌》并峙,一南一北,映出乱世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两道剪影。奇妙的是,这部书的诞生同样像一次“劫狱”——从回忆里把英烈劫出来,让他们在纸面、在后辈心中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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