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6年6月12日凌晨，天津人民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昏黄。高云览刚刚把改到第六稿的《小城春秋》交到作家出版社编辑手中，仍不放心，拽住年轻编辑低声嘱咐：“务必把第七章里那句台词再核一核。”医生劝他保重，他只是摆手：“书要紧。”这一幕，常被家人视作他生命最后的注脚。
谁能想到，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真正的种子，其实早在1930年的厦门埋下。5月25日凌晨的枪声划破闽南港口的晨雾，十一名地下党员闯入思明监狱，四十多位革命者冲破铁门，警笛与呐喊交织。十八岁的高云览就站在街角，他看见了火光，也看见了从囚车上跳下的刘瑞生、陈伯生。那震耳欲聋的一刻，此后的二十多年，他都在寻找一种文字去复原那股堪比爆炸的信念。
追溯更早，他原是厦门桥亭街小酒店老板的儿子。酒店倒闭，他为了省学费辍学自修，偷偷摸摸在报纸副刊上投诗，偶有豆腐块刊出，兴奋得一夜未睡。郁达夫的《沉沦》给了他写作冲动，陈三民寄来的《怪物》小册子则推开了革命大门。少年读书人自此把“写字”和“救国”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
1928年，父亲病逝，家境中落。他在《厦门商报》写辛辣短评，结果几周就被炒鱿鱼。辗转漳州、石码多所中学教书的间隙，他执笔写下了日记体中篇《前夜》，初版印成时，他还在为了饭钱进出小饭馆谈课时费。然而《前夜》点亮了他心底那句誓言：总得给劫狱的那些烈士留下一纸春秋。
抗战爆发，高云览跑去马来亚麻坡教书。当地土热，蚊虫猖獗，他白天管学生，夜里写社论，骂日本军国主义也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人劝他低调，他笑言：“笔底下有火，堵不住。”随后又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北上战区，跟张楚琨一道冲进炮火堆里，访叶挺、见周恩来，在中条山前线给南洋同胞写信：“祖国没倒，咱们谁也别掉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迫退到苏门答腊密林，一手写抗日传单，一手熬制“祝君早安”肥皂换粮。日军搜山时，郁达夫悄声对他说：“活下去，把故事写出来。”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48年冬，“南元”“南美”两条商船挂满红灯，自新加坡驶向北方。英舰探照灯追来，他同船长一句生硬的粤语对话成了传奇：“拼咯！”“拼！”船尾立着大字——“南侨支援祖国”。三个月后，两船将大批军需卸在烟台，完成华侨海上输送中最惊险的一跳。
新中国成立，高云览带着六口之家落脚津门。白天跑业务，晚上伏案。有人问他为何不专职写作，他说生计要顾，船卖给国家了，总不能让孩子揭不开锅。1952年春，他翻出旧稿，撕了又贴，贴了再撕，把单一的“劫狱故事”扩展为十年风云图：小城厦门的码头、市舶、书院、报馆、茶寮、监牢，一道排开；何剑平、秀苇、吴七、吴坚等各色人物，前赴后继。写到深夜，他常被自己写的对话逗笑，转瞬又落泪。
写作之余，他反复重读《红楼梦》。他说曹雪芹让每个人物都“闻如其声”，那才是小说。于是他给吴七的方言加进闽腔，“阿弟，咱若不拼命，命会撂着伊人脚边。”这样一改，整段文字立刻活了。天津的朋友陈元宁读完试行稿，直言秀苇的话太像读报纸，少了味道。高云览连夜改，把书生腔揉进她的犹豫和倔强，直至听者点头。
《小城春秋》初稿脱稿时，已近三十万字。出版社精简到二十三万字，仍嫌厚。高云览却坚持留下第九章的戏台一幕，理由简单：“戏台是小城的灵魂，不能砍。”这股倔气，与当年他悼念鲁迅时说的“硬骨头”如出一辙。
小说印行后，读者回函雪片似的飞到天津，有人说读到“破监夜”血脉喷张，有人说何剑平像极了自己在南洋捐款的兄长。不到两年，印数已过二十万。来自古巴的西班牙语版样书寄到家门，高迅莹托人翻译，才知道书名被译成“La Ciudad y la Tempestad”——城市与风暴，倒也别有一番味道。
遗憾的是，作者没等到亲手翻开样书。手术后那天清晨，他合上眼睛，旁人以为他昏睡，护士轻声道：“高先生，放心吧，书已经排版。”他微微点头，嘴角带着一丝满足。次日，病房外的槐树落下一场夏雨，打在窗上，像是翻页的声音。
如今再读《小城春秋》，人们常赞它与《青春之歌》并峙，一南一北，映出乱世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两道剪影。奇妙的是，这部书的诞生同样像一次“劫狱”——从回忆里把英烈劫出来，让他们在纸面、在后辈心中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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