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为啥叫圣诞节，《圣经》咋不叫《主经》、《神经》？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南京路上飘着细雨。报童挥舞《新闻报》吆喝：“张裕葡萄酒，圣诞特惠！”路人抬头看广告，有人嘟囔：“圣诞？是皇帝生日，还是洋教节？”混杂的疑惑就此写进了近代城市的冬日风景。

追溯得再早些，公元六三五年，景教僧阿罗本率队抵达长安，带来的并非“圣经”，而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提到的《典籍》。唐人称呼耶稣为“大秦景教宣元本真”，既无“主”字，也未出现“圣”字，当时“圣”字在汉语里多与帝王、贤哲并列，层次高却并不轻易施用。

唐肃宗至代宗间，李白在《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序》中写下一句“纪圣诞之节”。这里的“圣诞”，专指唐玄宗的生日。皇帝是“天之子”，诞辰即“圣诞”，普通人不敢借用。于是，圣诞一词自此与君主形影不离，几百年间意涵稳固。

到了明末，利玛窦、金尼阁等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如何把《Bible》译成汉语，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利玛窦尝试用《天主实录》《圣教要义》标明信仰，却没有直接译出“圣经”二字，一方面受制于礼仪之争，一方面也忧虑“圣”字会触碰皇权。可见在皇帝仍高坐宝座的时代，把耶稣的经典称作“圣”，风险不小。

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刻印《神天圣书》，首次用“圣”与“书”组合，但很快发现“神书”二字欠缺庄重。“书”字泛泛，而中国文化对“经”有天然的敬重——《周易》《老子》皆称经。于是，一八二三年，第一部完整中文《旧新约全书》问世，标题定为《神天圣书》，内页却频繁出现“圣经”用语。这一试水，为后来“圣经”定名打下伏笔。

清末民初，皇权土崩瓦解，“圣诞”不再是龙椅专属。正是这种语境，耶稣诞辰借壳“圣诞”顺理成章。把“Christmas”直译为“基督弥撒”在口感上生硬，说成“外国冬至”又缺乏宗教意味。“圣诞”二字既保留了尊荣，又不再威胁世俗权力，因此商家、教会和报纸一拍即合。这就是为何报童会在南京路喊出“圣诞特惠”。

“那不叫主诞节更直接吗？”一位茶客当年在福州台江码头追问过传教士。传教士笑答：“主，易惹误解，诸侯亦称国主；圣，则在诸神之上却未必等同皇帝。”短短一句打消了不少顾虑。确实，“主”字在汉语里常与王侯相连，容易落入凡俗层面；“神”则过于玄远，并且“神经”一词自清末医学译介后已有“nerve”与“疯癫”双重含义，若把Bible译作《神经》，讽刺意味不请自来，难登大雅之堂。

值得一提的是，教廷文件原用拉丁语Sacra Scriptura，英文“Holy Bible”强调“holy”。汉语直接音译显得莫名其妙，意译为“圣”最贴切。“圣”兼具道德、智慧、权威几重含义，与《诗》《书》《易》《春秋》并列的“经”字并用，顺势构造出一种与儒家经典平起平坐的气场。这种翻译策略，被语言学者称为“本位化”，既彰显尊崇，又降低陌生感。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租界的百货公司争相在十二月布置彩灯、推销“基督奶油蛋糕”。《申报》广告页里，“圣诞老人”“驯鹿雪橇”成了新奇景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语文课本已将“圣诞节”列入外国风俗简介。词义演化由宫廷专属到宗教通用，最后滑向商业营销，这条轨迹折射出近代中国都市化的节奏。

不过，在广大乡村，老百姓依旧对“圣诞”一词心存尊敬。桂北某县志一九四三年修订本记载：“十二月二十五日，教民聚祀圣诞。”再往后，五十年代，官方出版的《英汉词典》定稿时，终以“圣诞节”对应Christmas，以“圣经”对应Bible。至此，名称尘埃落定。

语言的选择背后是历史的权衡。若当年译者执意采用《主经》，《主诞节》，恐怕在礼教尚存的年代很快便会被视为僭越；若是《神经》，则难逃调侃命运。只有“圣”字，既够庄严，又带着中国语境里对道德楷模的天然敬意，恰到好处。

有人统计，近代来华传教士先后提出过十余种译名——《宝卷经》《活命经》《天道书》皆在列，唯独《圣经》走进了民众生活。无声的市场投票，往往比神学论战更有决定力。圣诞节同理。当权力光环褪去，语言成为最柔软也最顽强的纽带，把远方的宗教故事编织进本土记忆。

时间再向后推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商业复苏，“平安夜”“圣诞树”开始在大城市重现。虽然节日意义在消费洪流中被淡化，“圣诞”二字却依旧坚守着最初的翻译选择。词在，史在；称呼一旦稳定，便像碑文刻下，任岁月风雨，也难轻易改版。

今天提起圣诞，年轻人想到的是交换礼物、促销红包；而对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那一代人来说，记忆里闪回的或许是外滩霓虹初亮时的惊奇。名字的演变，恰似一架望远镜，把唐碑上的“圣诞”与霓灯下的“圣诞”并置，让人看到语词在千年间的漂泊与回归。

如果说耶稣的降生只是西方信仰的源头，那“圣诞”与“圣经”这两枚汉字，却记录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印迹。它们证明：词汇不是冰冷符号，而是活的生灵，会在时代风里改名、迁徙、落户，最终成为街头报童口中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