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毓澍：百年长河之中，一位医者的步履与担当 |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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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由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心血管医学博物馆位于苏州金鸡湖畔，本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根据既往资料和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全文共约 10400 字，阅读约需要25分钟

谨以此篇祝贺石毓澍教授108岁生日快乐！

编者按：在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中，总有一些人，以个人之力，见证时代的潮涌与沉浮；也总有一些生命，在动荡与磨难中淬炼出坚韧与清醒。

石毓澍教授，天津杨柳青“石家”之后，少年时经历家道中落、姐妹早逝与父亲离散；青年时辗转战火之间，远赴法国求学；壮年归国，亲历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复杂与医疗困局；中年投入新中国医学事业，在心血管领域筚路蓝缕；晚年又历经政治风波，却始终未改其科学报国之志。

他的一生跨越晚清余绪、民国动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与改革开放，既有个人命运的跌宕，也有学术道路的拓荒，更有家族兴衰的缩影与时代更迭的印记。

本篇采访以其自传为基础，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以问答形式还原石老百年人生的脉络。这不仅是一位医学家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世纪回望。

采访者：石教授，您的祖上是天津老八大家之一——“杨柳青石家”，您怎么看家族从兴盛到衰落的变化？

石毓澍：我小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见过“杨柳青石家1”最兴盛的样子。我出生在1918年，那时所谓的“八大家”，已是余晖了。牌匾还在，田地还在，可那种气势、那种底气，其实已经慢慢散了。

图1 杨柳青石家大院宅邸，现国家4A级景区

老人们常说，我们祖上在运河上运粮起家，后来积攒了几百顷田地。杨柳青在运河边，是漕运重镇，南来北往的船都要经过。石家几代人勤劳经营，才有了家业。并不是一夜暴富，宫女带珠宝来的故事似乎也是传说。

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已经分成四门，人多了，产业却没有再扩大。家族的结构变复杂了，经济基础也在慢慢削弱。

不过，真正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清朝没了，科举没了，漕运也没落了。靠土地吃饭的模式开始动摇。你想想，一个家族几代人习惯了收租、守田、维持名声，可社会忽然换了规则，这种冲击是很大的。

我父亲是个敏锐的人。他在北京上过高等师范，看过新式教育，见识了新式社会。他知道守着田地不是长久之计。所以祖父母去世后，他不肯留在杨柳青，他看的更远，与其在衰败中慢慢耗尽，不如早点走出来，后来我们举家也就来到了北京，父亲在北洋政府中任职。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家族的兴衰？

我不觉得那是简单的“败落”，那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退潮。

采访者：那后来在北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石毓澍：起初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住在宣武门外权盛里的一个四合院。父亲在北洋政府2内务部做主事，家里有包月的人力车。那时候我还小，只觉得这样安逸的生活是理所当然。

后来北洋政府垮台，父亲失业了。

那时我才真正看到家境变化，没了收入，家里开始卖东西，旧家具、旧衣服，最难受的是卖书，书架慢慢空了。那种感觉不是心疼钱，是觉得家里的“气”在散。

还有一次，学校催学费。我被老师叫到门口，说如果再不交，就不能上课。我回家不敢跟母亲说。晚上母亲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如实告知，第二天她把自己一件稍好的衣服拿去当了，给我凑了学费。

再者，我三个姐妹相继得了肺结核。先是大姐，接着二姐和妹妹小蒲都先后离世。钉棺盖的声音，一下又一下，一次又一次，母亲的背也慢慢弯了很多。

家庭的衰落，不是一下子崩塌，是一点点耗尽。

不过，面对生活每况愈下，我们家并没有大吵大闹。母亲不哭，不抱怨。她每天照样做饭、缝补、分配食物。对我来说，那段经历没有怨气，反倒是一种更早的清醒。

采访者：您母亲在那样的打击下，从未抱怨。您觉得她给您留下了怎样的精神？

石毓澍：我母亲，她是那种“默默撑住天”的人。

图2 1946年，石毓澍（二排左一）、石毓澊、石挥（石毓涛）、石开（石毓浔）与母亲在北海的合影

她一生没有读过什么书，也不会讲大道理。可她的分量，是在沉默里。

父亲由于失业去东北寻职。他在那里另组家庭的事，我们后来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母亲知道后，脸色确实沉了几天。但她没有在我们面前指责父亲，更没有说过“他对不起我”。她只是更安静了。

她每天早起，烧火做饭。煤球烟味呛得人咳嗽，她也不说苦。冬天手冻裂了，用布缠上继续干活。她给我们分窝头，总是最后一个拿。我们问为什么她不吃，她就说：“我不饿。”

那时我年纪还小，不完全懂。后来想起来，她其实是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身上压。

母亲给我留下了怎样的精神？

我想那是一种坚强的心态，一种责任，一种活法。

采访者：后来您是怎样获得去法国留学的机会的？

石毓澍：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经济很困难。但母亲认为要挣扎出当前的困境，唯有得到更高一点的学历，才好找到工作。但我们又没有钱交学费，所以要想法找到收费不高的学校才好升学。恰好一位同学建议我和他一同去考中法大学高中3。那里学费不高,但教学质量很好。经母亲同意,便去投考，我们都被录取了。

图3 原中法大学建筑群

1935年，我从中法大学高中毕业，报考了医预科。因为医预科只上两年，而理工科要四年，家里无法承担学费。预科两年后如果考进前四名可直升入里昂大学医学院。

1937年，预科毕业考的人很多，有一百九十多人，还有大学生来考，但名额只有四个。第一场是笔试，考完以后，我心里其实没底。放榜那天，我挤在人群里看，榜上只列了八个人的名字，我排第七。

第七名，等于落选的边缘。

我回到家，心里闷闷的，已经开始盘算别的出路了。口试也不想去了，觉得希望不大。那天下午我一个要好的同学得知我这情况，极力劝我“初试只是筛选，不是终局，如果我不去口试，就等于自己把门关上了。”这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动力。最终，我以第三名成功被录取。

采访者：在赴法留学的路上是否惊险重重，有哪些经历让您至今难忘？

石毓澍：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内那短短一个月的辗转，真的是步步惊心，1937年夏天，我是从北平出发，经天津、青岛、上海，然后登船离开中国。卢沟桥事变4发生在7月7日，我们出发就在那之后不久。局势紧张，但还没有完全失控。

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车上人心惶惶，一路走走停停，原本两小时的车程走了十几个小时。出站时要接受日军检查，我误打误撞排错了队，竟然躲过搜查，稀里糊涂过了桥，才知道自己已经逃过一劫。到了天津我也不敢多花一分钱，在码头附近的难民帐篷住下，并睡在自己行李箱上，可到了第二天准备上船之际，才发现船早已满员，船票也形同虚设。最后我是花了两元钱请码头工人用绳子把我“吊”上船，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渤海中。

船行至青岛，因淞沪战事5爆发，所有船只改去香港。我当然不能去香港，只得退一半船费下船，我们一百多名北平学生聚在车站，人人身无分文，没几个人能买得起车票，可能真是上天眷顾，绝望之际，一列专列停靠——是宪兵送日本外交人员家属回国的车。我们请求宪兵队长允许搭车去南京，他竟然答应了。

列车一路几乎不停，两天后抵达南京。

到了南京后，买好了去上海的票，当晚准备出发。谁知正在等车时，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我们提着箱子冲进树林躲避。那一个多小时，我心里不断地想：若是炸弹落下，我的一切努力也就此结束。

警报解除后，火车终于开动，第二天清晨抵达上海北站，当来到福开森路世界社6门口，我按下门铃，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成功抵达目的地。

图4 上海世界社旧照

这一路让我明白：个人的计划，在大时代面前是脆弱的。能够顺利赴法留学，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了。

采访者：在法国留学又是怎样的生活呢？起初是否有不适呢？

石毓澍：我到法国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理想实现后的重新开始，但绝不是轻松惬意的日子。刚到里昂时，确实有不少不适应。

图5 留法期间与同学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位石毓澍教授、第七位钱三强教授

1937年10月我们抵达法国里昂，住进建在炮台山上的中法学院7。房间简单，两人一间，铁床、书桌、书架，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十月的里昂已经很冷，而暖气并不充足。第一晚躺在床上，我几乎没有睡好。一方面是寒冷，另一方面是思乡。夜里教堂的钟声每十五分钟响一次，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虽然在国内已经刻苦准备法语，甚至能看报纸，但教授的语速、医学术语以及法国式的逻辑表达，与课本完全不同。第一堂解剖学课，我几乎听不懂。

我坐在阶梯教室里，拼命记笔记，却发现理解得十分有限。那一刻心里是有些发慌的：我是否真的跟得上？要知道法国医学院一年只有一次大考，没有补考机会，若连续两年不及格就要被遣送回国，压力非常大。

学习节奏也和国内完全不同。每天上午必须到医院实习，下午到医学院听课，一周六天，没有松懈的时间。解剖学既有笔试，又有口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其他科目大多是口试，当场抽题作答。用法语进行医学逻辑表达，本身就是挑战。起初答题时常常词不达意，心里想得清楚，嘴上却表达不完整，这种挫败感很真实。

不过，法国同学待人友好，我也是强迫自己多开口，多请教，多讨论。大约半年之后，我突然感觉法语“通”了。听课能跟上，笔记能完整记下，口试时也能较为流畅地表达，这是一个质的转折点。

采访者：您在留法期间正值欧洲也处于二战的阴影中。当时发生了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石毓澍：在里昂读书，战争是一步步逼近的。

当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消息传来时，我们还在正常上课。无线电每天播报战况，却常常只是说：“战场无可报告，有些炮击。8”那种表面平静、内里紧张的气氛，让人心里发紧。

而战争真正影响到我们，是从学院被征用开始的，随后就是食品定量配给，挨饿成了法国的普遍现象。法国人多少还能靠农村亲友接济，我们这些客居他乡的中国学生，却只能依靠有限的配给。

不过我这一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所以对挨饿并不陌生。

让我震动的，是法国的迅速战败。1940年德军转向西线，很快攻占比利时、荷兰，随后法国不支，在巴黎近郊签署投降书。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夏天，学校刚考完试，德军就进了里昂。我们站在窗前，看着摩托化部队进城。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片寂静。没有喧闹，没有抵抗，只有沉默。

那一刻，我亲眼见到一个国家战败的样子。

采访者：您提到法国留学是边实习边学习的，那实习期间有什么故事吗？

石毓澍：对，前面说过，我们是上午在医院实习，下午在医学院学习。不过我也是在高年级阶段，才算是真正进入临床实习阶段。我到里昂Hôtel-Dieu医院9，跟随Croizat教授学习血液病，并开始做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出血后贫血所引起的骨髓变化。在那里，我第一次系统学习胸骨穿刺和骨髓检查。

后来为了将来回国治疗肺结核，我专门到巴黎Cochin医院10学习肺科。在那里，我学习气管镜检查，并接触人工气胸及粘连切断术等技术。气管镜操作要求非常细致，既要熟悉解剖，又要有耐心。每当镜子进入气道，我都在心里默念步骤，生怕给病人带来痛苦。

后来，我到法国中部城市讷韦尔的医院做住院医师。那是一家有五百张病床的大医院，但因战争缘故，我到时竟只有我一个住院医师在岗。我可以参加各种手术，但必须每天负责急诊处理，工作十分繁重。有时夜里刚躺下，又被叫去急诊室。战争时期医疗条件有限，但正因为条件艰苦，我学到的反而更多。

可以说，我是在病床边成长起来的。

采访者：抗战胜利后，您是直接去到天津的吗？当时国内医院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石毓澍：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随船北上，被暂委以“专员”名义去天津接收医院。那时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人，心里还带着一点天真，以为胜利了就能像法国解放后那样，大家齐心建设国家；可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从“接收沦陷区不要丧失人心”到“不要丧尽人心”，才慢慢意识到：现实远比想象复杂，老百姓甚至把“接收”讥为“劫收”。

我回到天津后，卫生局分配我参加接收传染病院。当时医疗问题还是很多的，比如我所在的医院制度和工作作风参差不齐，更多还是靠医生个人意志支撑，领导当时直接让我一个刚留法回来的住院医生全权负责内科的实际工作，我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但在那样的局面里，哪里还容得你“准备充分再上岗”？只能边做边学，边做边把科室撑起来。

还有一些接收恶习，有人把接收来的药品拿去卖，把医院的焚化炉连同地皮都卖掉发财；听说还有接收天津市政府的官员把接收来的楼房当作自家住宅。这是我在天津最早接触到的一类“战后现实”。

如果再把镜头拉远一点，战后天津医院的底色其实是四个字：艰难潦倒。内战很快又打得激烈，社会秩序和民生一起下滑。后来我在第三医院工作时，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医院食堂“每人只供二两米饭”；自来水里杂质多到“无法入口”，真是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医生想“把业务搞好”，往往不是缺热情，而是缺最基本的稳定与保障。

采访者：您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我看这张照片上写的是您参与了反细菌战的工作，这又是怎样的经历？

石毓澍：我是1951年11月1日来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那一年我从昆明回到北方，先四处了解各医院情况，我的心愿是进一家“有老大夫、有教学”的医院，而不是被推到前台去独当一面。最后我选择了天津医学院，关键原因是有朱宪彝11教授领衔指导，附属医院又是原“中央医院”，规模、制度、水平在当时国内都算很好的，我到天津面谈、参观后，当即谈妥任主治大夫。

图6 50年代天津总医院心内科合影，前排左二石毓澍教授、左三周金台教授

至于你提到的反细菌战的工作是在1952年8月初，背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夏，我国方面认为美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细菌弹12，为此国家组织科学家去东北和朝鲜调查取证、做实验室检查，同时还组织国际调查来核实情况。

图7 石毓澍教授参与反细菌战工作照片

卫生部需要我当天就前往沈阳，参加相关国际科学调查工作的法文翻译，在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决定让我参加反细菌战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3，出国前的会议上我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代表团大约18人，我负责法文翻译，在大会结束后，我们先后到前苏联、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巡回宣传反细菌战。

采访者：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您开展了哪些心脏病方面的工作？

石毓澍：我真正走上心脏病这条路，要从1950年代初说起。朱宪彝院长考虑把大家按专业门类划分，使临床与研究更深入，我被分派专做心脏病，于是下决心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当时设备落后，只有老式双极心电图机。我从国外杂志看到单极心电图的新进展，买书自学，弄懂原理后，和电工一起把机器改装成功，后来我还对单极导联心电图进行了一些推广工作。

图8 石毓澍教授在导管室开展工作

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国内较早开展心导管检查技术。当时国内并没有现成的器械，我们用导尿管改制心导管，用自制玻璃管测血氧，用脑脊液压力表测压，在简陋的30毫安X光机下完成检查。正是依靠这项技术，我们在1956年配合心外科成功实施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使天津的心脏病诊疗一度走在全国前列。

1958年，我们又在国内首次以较大系列病例报告了急性心内膜下心肌坏死，对当时国内关于心肌梗死部位的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

学科要发展，不能只等条件成熟，要自己创造条件。

采访者：您的履历上写1974年-1996年的单位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后来又是如何重新开展工作的呢？

图9 石毓澍教授在办公室

其实这之前还有一段军医的经历。 1971年我被调到北京部队医院，但是在1973年我已经56岁了，到了部队退休的年纪，便转业回到了天津。那时医学院刚刚成立第二附属医院，我一心想着开发新的工作领域， 所以并未回到总院，而来到了第二附属医院。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4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努力工作，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那时我已六十了，但热血一下子又重新沸腾起来，多年来埋藏在我心底的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又死灰复燃了！

我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

到了二院，我开始思索如何建立一个以高学位医生为基础的集医疗、教学及研究为一体的心脏病科室，正好医院新楼落成，老楼空出一层，我向院领导申请建立心脏科，并明确提出：现代心脏病学一定要发展介入心脏病学，必须建立由心脏科掌握导管室。当时一台新型心血管造影机价格高达上百万美元，不现实。后来抓住机会，仅用25万美元从香港购得一台使用两年的1200毫安C形臂X光机。设备运回后，我们自行改造房间，下挖地面、腾出空间、重新布线，几个月后导管室正式建成。从此可以开展心导管检查和介入性治疗，学科水平迈上新台阶。

有了导管室，我又想到：临床必须与科研结合。利用购机节余资金，并争取市里支持，我们建成一座三层、约450平方米的研究楼，设立生化、病理生理、电生理等实验室。这就是我们心脏病学研究室的雏形，后来发展为心脏病学研究所。

图10 80年代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合影，二排左六石毓澍教授

回头看，从改装一台心电图机，到建立导管室，再到建成独立研究楼，每一步都不大，却层层递进。这些靠的是集思广益，大家的力量。

采访者：您是我国心脏病领域的先驱，可以分享下您的一些研究内容与成果吗？

石毓澍：前面有提到50年代开展心导管检查等工作，到了70年代，我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领域。1974年，我与周金台教授合作，成功开展埋藏式锂碘电池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并在1995年获授“中国开创心电生理学奖牌”，2017年获得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终生成就奖”。2021年，获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的“鮐背奖”。

之前在留学期间，我不止是拿到了医学文凭，也拿到了生理学、普通化学和生物化学的文凭，这对我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帮助很大。80年代，我们建立了各类实验室，率先开展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电压钳与膜片钳技术研究，使天津在离子通道与心肌电生理领域处于国内较早、较系统开展的行列。从L型钙通道到钾、钠离子通道电流，我们逐步把研究推进到分子生物学层面，实现了基础与临床的结合。

此外，我们团队也长期重视RAAS系统、心力衰竭机制及基因多态性研究，强调基础研究必须服务于临床问题。我一直主张：医生既要会看病，也要会做实验，真正做到临床与科研并重。

图11 石毓澍教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Yalow教授（右一）交流

采访者：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哥哥是有着“中国话剧皇帝”的石挥先生，您对他是怎样的印象？

石毓澍：时常我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作为石挥15的弟弟，我对这位被誉为“中国话剧皇帝”的兄长，究竟有怎样的印象？这既是一个外人关心的艺术话题，也是我内心深处极为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回忆。

图12 石挥先生（右一）《我这一辈子》剧照

我们小时候都叫他“气哥”。他比我大三岁，我们家境衰落得很快，父亲失业、姐妹早逝、生活困顿，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而气哥却始终保留着一种不甘平庸的气质。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埋头苦读的孩子，读书成绩平平，却对演戏有着天然的敏感和热情。小学时在游艺会上，他就常被选出来表演，神情、动作都极为生动。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爱演戏的少年，日后会在中国话剧与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家庭遭遇变故之后，他曾在北宁铁路当车童，又做过牙科诊所学徒，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些经历，对他影响极深。他真正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懂得小人物的心酸与尊严。这也是后来他在银幕上塑造人物如此真实动人的原因。我始终认为，他的艺术是在生活的泥土中扎根、生长的。

然而，作为兄弟，我看到的不只是“话剧皇帝”的光环。我看到的是一个性情倔强而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父亲当年的行为一直难以释怀，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他在事业巅峰时期，也并非没有苦闷与压力。艺术家的敏感，使他更容易受到时代风浪的冲击。后来政治风波中，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这对我来说，是终生难以释怀的痛。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也许还能创作出更多杰出的作品。可历史没有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时代紧紧纠缠。作为弟弟，我为他自豪，也为他惋惜。但无论如何，他已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采访者：还有一个问题，您今年已经108岁了，是否有长寿秘诀或者固定的生活习惯？

石毓澍：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够活这么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就是好喝绿豆稀饭。

其他爱好也就是踢足球，当然现在就只能看足球、听听京剧了。其实，最好的秘诀就是心态，保持乐观和对人宽容。与人为善是我做人的准则。

图13 石毓澍教授煮粥（拍摄时间2023年，拍摄者：Who Does The Dishes栏目组）

采访者：您亲历二战、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百余年的经历有哪些感悟可以分享？

石毓澍：百年回望，我常想，回忆过去，其实就是回忆生命。一个人行走时要向前看，思考如何稳妥抵达目标；可当停下来时，总会回头望望风雨与阳光。只是过去终究已成过往，沉溺其中并无意义。生命不像房屋，坏了可以重建，逝去的岁月不会重来。

我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动荡；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过“牛棚”，也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复兴与繁荣。时代如大江奔流，个人不过是其中一叶小舟。风浪来时，身不由己；风平浪静时，也不可得意忘形。历史的巨轮从不会因个人的喜怒哀乐而停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每一个时代尽自己的本分。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一生尝尽酸甜苦辣，却并不以苦为憾。所谓“苦尽甘来”未必处处应验，重要的是在困顿时不失希望，在成功时不得意忘形。只要风暴过去而一息尚存，便依然坦然前行。

图14 石毓澍教授与妻子张季鸿女士于澳洲家中（拍摄时间2023年，拍摄者：Who Does The Dishes栏目组）

结语

如果说口述历史是一种回望，那么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是那些细微而具体的瞬间。

是石毓澍教授母亲典当衣物换学费的背影，是在码头被绳索吊上远洋轮船的惊险，是战时里昂清晨街头驶过的摩托化部队，是简陋条件下改装成功的第一台心电图机，是导管室里彻夜不眠的灯光……这些片段，并不喧哗，却构成了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来源。

石教授的人生轨迹，没有刻意铺陈的豪言壮语，也少有戏剧性的自我渲染。他更像一位始终在“做事”的人，一步一步，缓慢而扎实。

农历正月十二是石教授108岁的生日，回望访谈中的种种细节——那些关于家国、亲情、学业与医学的片段，此刻似乎都变得从容而平静。百余年人生，本身已是一种见证。更难得的是，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心有所向、行有所守。

图15 石毓澍教授在澳洲近照（拍摄时间2026年）

值此一百零八岁生日之际，谨祝石毓澍教授福寿绵长，身心康健，岁月安然。

参考资料

《世纪回眸—石毓澍自传》

《天津医大 60 年征程》

《成才之路铭记石毓澍老师的教诲与恩情》

https://whodoesthedishes.com/mr-shi-yu-shu-%E7%9F%B3%E6%AF%93%E6%BE%8D/

专家介绍

石毓澍（1918- ）

中国心血管病学专家

天津心脏病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病学科创始人，天津医科大学终身教授。194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常委、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常务编委、天津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医药杂志主编等30余种学术职务。

20世纪50年代起，他主持改造心电图机实现12导联记录技术（1952年），在国内率先开展心导管检查研究（1955年）并完成首例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检查（1956年）。1958年系统报道心内膜下心肌坏死病例，改变国内心肌梗死诊断标准。60年代建立首个临床电生理实验室，提出充血性心力衰竭水电解质平衡理论。70年代牵头研发人工心脏起搏技术，其团队研制的锂碘电池起搏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主编《心律失常的诊断与治疗》专著。

馆藏文物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馆藏·A0115——《医峰玉树》

注释

1杨柳青石家 清代至民国初期天津地区的八大豪门巨富家族之一，后绝大多数都退出历史舞台。

2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 由北洋军阀主导的中央政府，定都北京，实行总统制共和制，实际权力由袁世凯及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替掌控。

3中法大学 成立于1920年，1950年多个院系并入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旧址位于东黄城根北街甲20号，现为中国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4卢沟桥事变 发生于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 。

5淞沪战事 又称八一三战役，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为保卫上海与日军发生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战役自1937年8月13日始，至11月12日终，历时三个月。

6福开森路世界社 1936年，由李石曾利用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设，现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

7中法学院 又称里昂中法大学，是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见证并记录了中法两国一段特殊交往史。

8战场无可报告，有些炮击 指的是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英法两国对德宣而不战，绥靖政策的延续，欧洲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局面。

9里昂Hôtel-Dieu医院 里昂旧天主医院是里昂一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开业医院，建筑主体始建于1184年。

10 Cochin医院 科钦医院始建于1780年，由牧师为穷人所建的一所医院。

11朱宪彝（1903年1月—1984年12月）， 天津人，临床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3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51年创建新中国成立后首所高等医学院校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并任首任院长（任职33年）。

12细菌弹 也称生物弹或四格弹，触地后自动裂开释放病原体，病原体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10余种病菌，通过花蝇、黑跳蚤等昆虫传播。

13世界和平大会 又称1952年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于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最终通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和《致五大国政府书》。

14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着重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5石挥 （1915年3月2日-1957年），原名石毓涛，中国著名演员、导演，被誉为“话剧皇帝”。代表作有《我这一辈子》《太太万岁》等，表演风格细腻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