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李诚，给一个叫高振山的退伍老兵当了十年保姆，伺候他吃喝，也伺候他拉撒。
他死了，把拆迁分的四百八十万遗产，全留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远房侄子。
我帮他办完所有后事，收拾好自己那点破烂行李，准备滚蛋。
就在我一只脚踏出那个生活了十年的院子大门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律师，却把我叫住了...
周律师的金丝眼镜片后面，是一双没什么温度的眼睛。他说话的调子，就像医院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平得让人犯困。
“依据高振山先生生前，于公证处立下的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
他清了清嗓子，会议室里那台老旧的立式空调发出嗡嗡的共鸣。
我对面坐着的男人，高建军，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十个指头紧张地抠着裤子的布料。他身上有一股子火车卧铺的味儿，混着廉价烟草和没睡醒的口臭。
“……其名下，位于城南幸福里小区已拆迁房产，所获一次性补偿款，共计人民币三百二十万元整……”
高建军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声音很响。
周律师没理会，像个机器一样继续往下念：“……及其名下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所有个人存款，共计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整……”
他停顿的间隙，我甚至能听见高建军心脏擂鼓般的声音。他的脸开始涨红，不是激动，是一种血液涌上头顶的生理反应。
“……上述财产，合计人民币四百八十万元，均由其唯一在世的直系旁系亲属，其侄子，高建军先生，一人继承。”
话音落下的瞬间，高建军整个人的肌肉都松弛了下来，像一袋漏了气的米，瘫靠在椅子上。
他拼命想维持一个悲伤的表情，但嘴角那不受控制的抽搐，彻底出卖了他。那是一种中了头彩后，想放声大笑又怕别人抢钱的表情。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不合时宜的摆设。
周律师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也是最薄的一页。
他看了我一眼，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正眼看我。
“遗嘱人在此，对李诚先生十年来的陪伴与照顾，表示感谢。”
感谢。
就这两个字。像两根细细的针，扎进耳朵里，不疼，但很麻。
会议室里突然变得很安静。高建军那粗重的喘息声，像一头刚跑完长途的牲口。
他咳嗽了两声，掩饰住一声差点冲出喉咙的笑，然后用一种全新的、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眼神里带着怜悯，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驱逐意味。
仿佛在说：听见了？十年，换一句感谢，你可以滚了。
我没吭声。我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穿了三年的运动鞋，鞋边已经开胶了。我突然觉得，我和这双鞋挺像的。
十年。换来一句“感谢”。
这事儿，怎么咂摸，都像一个讲砸了的冷笑话。
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高振山的时候，可不觉得他会讲笑话。他那张脸，像是用花岗岩刻出来的，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生人勿近”四个字。
那年我二十二，刚从我们那穷山沟里出来，兜里揣着爹妈凑的八百块钱，一心想在这大城市里刨出金子。
结果金子没见着，一个自称是我“远房表叔”的男人，用一个“内部招工”的幌子，把我那八百块钱和行李卷，连锅端了。
我成了流浪汉。
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两个晚上，饿得两眼发绿。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破风声惊醒了。
一个干瘦但精神矍铄的老头，正在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舞剑。
他穿一身洗得泛黄的旧军装，手里那把剑没开刃，但在晨光里晃出一片清冷的白光。他的动作不快，但一招一式，都带着一股子杀气。
我看得入了神，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
他收了剑，朝我这边走过来。
“小子，哪儿来的？”他的声音跟他的眼神一样，像淬了火的钢，又硬又亮。
我饿得没力气撒谎，老实交代：“乡下来的，钱被骗了。”
他上下打量我，眼神像X光，把我从里到外扫了一遍。“手伸出来。”
我愣愣地伸出手。
他抓住我的手腕，翻过来看我的手心。“有老茧，是干活的手。不像个懒骨头。”他松开我，用剑鞘点了点我身边那个空空的背包，“家里缺个打杂的，管吃管住，没工资。干不干？”
我还能说什么？我当时饿得能吃下一头牛。别说没工资，就是让我给他磕头，我也干。
这个老头，就是高振山。我后来都叫他高大爷。
我跟着他穿过几条老旧的胡同，进了一个破败的四合院。院子很大，青砖铺地，缝里长满了杂草。
正房、东西厢房的门窗都褪了色，露出木头本来的灰白色。只有正房的窗户是干净的，看得出有人住。
“以前这儿是大杂院，后来邻居们都搬楼房了，就剩我一个钉子户。”他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推开了正房的门。
一股子陈旧的木头味和淡淡的草药味扑面而来。
我的活儿，就是名副其实的“打杂”。
扫院子，擦桌子，给屋角那盆快死的君子兰浇水，买菜，做饭，洗衣服。
高大爷的规矩，比我们村里的族谱还厚。
早上五点必须起，他要去练剑，我得把院子扫干净。七点准时开饭，一碗豆浆，两个馒头，一碟咸菜。晚一分钟，他的脸就拉得跟长白山似的。
吃饭不许吧唧嘴。看电视不许换台，他只看军事频道和新闻。晚上九点必须睡觉，屋里不许留灯。
最要命的是做饭。
“这面条是给猪吃的吗？都糊成一坨了！捞出来不会过一下凉水？”
“又放酱油！跟你说过多少遍，我口淡！菜要吃本味儿！”
“这米饭怎么回事？夹生的！你没长手吗？不会多放点水？”
头一个月，我感觉自己活在地狱里。他骂人的词儿不带重样的，有时候骂得我耳朵嗡嗡响，真想把手里的锅铲扔他脸上。
好几次，我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趁他睡着了就溜。可一想到外面那冰冷的长椅，我又把行李给拆开了。
人不能跟肚子过不去。
我开始琢磨他的套路。他说面条坨了，我就掐着秒表煮，捞出来立刻在凉水里涮三遍。
他说酱油咸了，我干脆把酱油瓶藏起来，炒菜就用盐和一点点糖提鲜。他说米饭夹生，我就把米提前泡半个小时。
有一天中午，我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清炒豆芽。我记得他说过，西红柿要去皮。
他夹了一筷子鸡蛋，放到嘴里，没吭声。又夹了一筷子豆芽，嚼了半天，眉头拧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等着挨骂。
结果他把筷子放下，看了我一眼：“盐，下次少放一撮。”
从那天起，他骂我的声音，小了很多。
在这个院子里，日子过得没有波澜。像那口老井里的水，不好，也不坏，就那么不咸不淡地存着。
我慢慢地，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腿上有旧伤，年轻时在战场上留下的。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我从一个老中医那里学了点土方子，用艾草和生姜给他热敷。
每次敷完，他都长出一口气，嘴上却说：“瞎折腾。”但下一次阴天，他会主动把腿伸过来。
他喜欢下象棋，棋瘾大，棋艺臭。院子里没人下得过他，因为没人敢赢他。我不会下，他手把手教我。
教会了之后，就天天拉着我杀两盘。我摸清了他的路数，故意卖个破绽，让他吃了我的“车”，他能高兴一整天，走路都带风。
有一年我过生日，我自己都忘了。那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扔给我一个纸盒子。
“路过看到的，顺手买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电子表。不是什么名牌，但走时很准。
我抬头看他，他已经扭过头去看电视了，耳朵根却有点红。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院子，有点家的味道了。
我不是没想过离开。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同龄人都在外面谈恋爱，挣大钱。我也出去找过工作，在餐馆当过服务员，在工地搬过砖，在写字楼送过快递。
但每次干不了多久，我就自己跑回来了。
外面的世界太快，太吵，人心隔着肚皮，谁也看不透谁。我应付不来。还不如回到这个小院里，听高大爷骂我两句“没出息”，心里反而踏实。
有一回我回来晚了，快十一点了。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见他穿着单衣，就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盯着大门的方向。
夜风挺凉的。
“高大爷，你怎么还不睡？”
他看到我，像是松了口气，立马又把脸拉下来：“你还知道回来？死外面了？”
我嘿嘿笑了两声，没顶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可能我这辈子，就这么着了。守着这个老头，给他养老送终。
挺好。
高大爷的身体，是从三年前急转直下的。
先是那把跟了他几十年的剑，他舞不动了，只能拄着它在院子里走两圈。
后来，是连走路都费劲，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那张磨得发亮的太师椅上，看着院子里的槐树发呆。
最后那一年，他彻底躺下了。
我辞掉了外面所有的兼职，全天候守着他。
日子开始用“次”来计算。一天喂三次饭，两次药。一天擦洗两次身子。一天换洗三四次床单被褥。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大小便开始失禁。
那股子味道，一开始我闻着就想吐。后来，我闻习惯了，甚至能从味道里分辨出他今天吃的东西消化得好不好。
邻居张大妈偶尔会隔着门窗探头看一眼，每次都捏着鼻子，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小李啊，你这真是……造孽啊！比亲儿子伺候得都周到。老高这辈子，值了。”
我只是笑笑，手上的活儿不停。值不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离不开我。
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说胡话的时间越来越多。
有时候，他会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瞪得溜圆，像是回到了战场上，嘴里喊着：“冲！给老子冲上去！”
有时候，他又会变得很脆弱，像个孩子，嘴里反复念叨一个名字。
“建军……高建军……”
“高大爷，高建军是谁啊？”我凑到他耳边问。
他的眼神变得很遥远，充满了愧疚：“我对不起他爸……我那大哥……当年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后面的话，就含糊不清了。
我只当是他烧糊涂了说的胡话。
直到有一天，他难得清醒了一阵子。他把我叫到床前，呼吸很微弱。
“小李……”
“哎，高大爷，我在呢。”
他用尽力气，指了指床底下那个积满灰尘的旧木箱子。“打开。”
我把箱子拖出来，打开。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些勋章，几本发黄的相册，还有一沓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他让我把油纸包拿给他。
他颤巍巍地从里面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一个地址和一个电话。又拿出另一个信封。
“这个地址和电话，是高建军的。这个信封，是给一个姓周的律师的。”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我不行了……就找他们。”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高大爷，你说啥胡话呢，你好好的，过几天我带你下楼晒太阳。”
他笑了，那笑容很虚弱，但很真实。“傻小子……人哪有不死的。记住我的话。”
说完，他就又昏睡了过去。
高大爷是在一个星期后的清晨走的。
那天阳光特别好，金灿灿的，透过窗户洒在他脸上。他睡得很安详，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微笑。
我像往常一样去叫他起床，他的身体已经凉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他床边坐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张大妈过来敲门，问老高今天怎么没在院子里骂人，我才像个木偶一样，站起来，去开门。
后面的事，都像是在梦里。
我打了周律师的电话。然后，我揣着那个地址，买了张长途汽车票，坐了七八个小时，找到了那个叫高建军的男人。
那是一个破败的小县城，一个老旧的家属楼。我敲开门，一个穿着跨栏背心、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探出头，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你找谁？”
“我找高建军。”
“我就是。你谁啊？”
我说明了来意。他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他问的第一句话是：
“我叔……他……他留下什么东西了？”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对“亲戚”这个词的幻想，破灭了。
高大爷的葬礼办得很简单。高建军全程面无表情，既不悲伤，也不多话，像个来走过场的演员。来送行的，除了我，就只有张大妈和几个老邻居。
然后，就是今天，在周律师的事务所里。
当那句“表示感谢”从周律师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看着对面高建军那张瞬间活过来的脸，我终于明白，这场梦，该醒了。
高建军跟着周律师去里屋办交接手续了，让我“在外面等着”。
我没等。
我一个人回了那个院子。
一进门，就看到高建军的老婆和儿子已经在了。他老婆正拿着一块抹布，嫌恶地擦着高大爷那张太师椅的扶手。他十几岁的儿子，正好奇地翻着高大爷书桌上的东西。
他们像一群占领了新巢穴的鸟，叽叽喳喳，充满了兴奋。
我没理他们，径直走进我住了十年的那间小小的西厢房。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个旧手机，还有高大爷送我的那块电子表。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塞进我的背包里。
高建军回来了，满面红光，走路都带飘的。
他一进门，就以主人的姿态，清了清嗓子。
“哎，那个……李诚是吧？”他走到我门口，靠在门框上，“你收拾得怎么样了？动作麻利点啊，我下午约了中介过来看房，这破地方，得赶紧出手。”
我没抬头，拉上了背包的拉链。
“你在这儿白吃白喝了十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吧？”他绕着我走了一圈，啧啧有声，“也挺可怜的。这样吧，”他指了指外屋，“那屋里那些破烂家具，你看上哪个，就搬走，算我发善心，送你了。别说我这当侄子的不念旧情。”
他老婆在旁边附和：“就是，那个木柜子看着挺沉的，虽然样式老了点，但好像是实木的，拿出去卖废品也能换两个钱。”
那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
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背上包，站了起来，从他们身边挤了过去。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高建军在我身后叫了起来，“给你东西你还甩脸子？真是不识抬举！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耽误我们办正事！”
我拉开了院子的大门。
外面是喧闹的街道，车水马龙。阳光有点刺眼。
我站在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院子。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比我刚来时茂密多了。树下那张石桌，还摆着我和高大爷没下完的那盘残局。
十年。
我把十年青春，埋在了这个院子里。
然后，被人用一句“感谢”，连根拔起，扔到了门外。
我心里说不上是恨，也说不上是怨。就是空，空得发慌。像被人活生生把心挖走了一块，冷风嗖嗖地往里灌。
算了。
我对自己说。
回老家去。这座城市，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我深吸了一口胡同里混杂着油烟和尘土的空气，抬起脚，准备迈出大门，彻底离开这个地方。
就在我一只脚的脚尖已经越过门槛，马上就要踏上外面街道的时候，一个异常冷静，甚至有些突兀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李诚先生，请留步。”
我回过头，是周律师。他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了过来，就站在院子当中，表情严肃。高建军一看到他，立刻不耐烦地嚷嚷：“周律师，还有什么事啊？钱和手续不是都办完了吗？我们这儿忙着呢！”
周律师看都没看他，他的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他迈步向我走来，从那个从不离手的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了另一个用牛皮纸包裹、并且用火漆封口的厚重文件袋。
他的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郑重。
他对我说：“高振山先生生前与我所签订的，是一份特殊的、分步执行的遗嘱协议。刚才在事务所，当着二位的面宣读的，只是协议的第一部分。”
他顿了顿，在院子里所有人，包括高建军和他老婆儿子震惊的目光中，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
“先生，这里还有一份最终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