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大学高材生到汉奸外长：他死在除夕夜的枪声里

1939年的除夕夜，上海下着冷雨。

这雨从中午就开始下，到了傍晚，雨丝变成了雨线，又密又斜，打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花园洋房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洋楼里灯火通明，不时传出一两声笑闹——陈公馆的仆人们正在厨房里忙活年夜饭，油炸的香气混着雨水的潮气，飘出老远。

下午四点，一个年轻人叫了辆人力车，往法租界的霞飞路去了。

他叫刘戈青，二十九岁，暨南大学毕业，福建华侨的儿子。上车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那里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十六发子弹。还有一把日本造的，十五发。这是今天下午刚从沧州饭店分到手的。

他要杀的这个人，此刻正坐在愚园路的洋楼里。

陈箓，六十二岁，福建闽侯人。说起来，刘戈青和这位今晚的目标还算是福建老乡。但这层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在刘戈青眼里，陈箓只有一个身份——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一个当了汉奸的中国人。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即将死在除夕夜的人，曾经是中国外交界最耀眼的名字。

三十年前，陈箓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是第一个在法国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参加清政府的廷试，被授予法科进士。民国成立后，他做过外交部次长，代理过外交总长，参与过巴黎和会的决策，当过八年驻法全权公使——晚清和民国时期，没有一个驻法使节比他干得更久。

他精通法语，熟悉国际法，人称“法国通”。1915年在恰克图，他作为全权专使，跟俄国人和外蒙古王公谈判了九个月，硬是把外蒙古从“独立”拉回了“自治”。那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外交礼服，在谈判桌上引经据典，寸步不让。

谁能想到，二十四年后的除夕夜，他会成为军统的枪口下一条必死的命。

傍晚六点，八个人在愚园路的渔光村会齐了。天已经黑透，雨还没停。他们在愚园路上走了一趟，发现陈公馆门口人来人往——都是来拜年的。这时候动手，太扎眼。刘戈青一摆手，几个人进了路边一家酒吧，坐着等。

七点。雨更大了。

八个人从酒吧里鱼贯而出，分两拨向愚园路668弄扑过去。雨声盖住了脚步声，路灯昏黄，看不清人脸。

陈公馆的大门口，只有一个保镖值班。

他叫宋海林，带着枪。等他看清两边来人的时候，刘海山已经冲到他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没等他喊出声，一块布就塞进了嘴里。平福昌和朱山猿把他拖进庭院，按在角落里。

刘戈青带着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绕过花园，摸进了厨房。

厨房里热气腾腾，几个男女正在灶台前忙活。门突然被推开，四个穿雨衣、握短枪的人闯了进来。谭宝义一挥手里的枪，示意他们让开。没人敢出声。尤品山举着枪，守在厨房门口。

刘戈青和徐国琦穿过厨房，推开了通往客厅的门。

客厅里灯火通明。大圆桌上摆满了酒菜，陈箓穿着玄色暗团花长袍，正靠在沙发上，跟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

他刚从南京赶回来过年，下午三点才到上海北站。儿子陈友涛带着保镖去接，一路护送到家。为防刺客，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从外表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进了家门，陈箓才算松了口气。

鞭炮在院子里炸响，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他换下外出的衣服，坐在客厅里等着七点祭祖。这时候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两个穿门卫制服的人闯进来。

他想发火——手下人怎么这么没规矩？

没等他开口，枪响了。

徐国琦甩手一枪，子弹贴着陈箓的耳朵飞过去，钻进沙发靠背。陈箓猛地抓起一个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地上。

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了什么？没人知道。也许是三十年前巴黎大学的教室，也许是恰克图谈判桌上俄国人的脸，也许是驻法公使馆里那些愤怒的留学生朝他扔来的骂声——1921年，他刚当上驻法公使，就跟勤工俭学的学生闹翻了。学生们要工作，要上学，他得到北京政府的命令是：没钱的就遣送回国。他请法国警察来维持秩序，默许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学生，从此成了留法学生的“公敌”。

后来有人朝他座车开枪，没打中。

今天打中的这两枪，躲不掉了。

刘戈青大步冲上前，对准他的头部连开两枪。一枪打在脖子上，一枪打在头上。血溅在地毯上，溅在沙发扶手上。陈箓闷哼一声，不动了。

从外交精英到汉奸外长，这条路他走了六十二年。

刘戈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扔在尸体上。纸上写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是“中国青年铁血军”。

楼上突然响起枪声。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带着保镖冲下来，朝客厅射击。刘戈青和徐国琦一边还击，一边往厨房退。守在厨房门口的两个陈家保镖——何鹏和赵玉定，跟着他们一起跑了。

这俩人是刘海山安排的。

陈友涛没敢追。他不知道刺客有多少人，只能指挥保镖朝弄堂口开枪，想把附近的人引来。可隔壁意大利兵营的宪兵听见枪声，以为是陈家放鞭炮，没人出来看一眼。院子里的保镖早就喝得晕头转向，听见枪响，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

等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人接到报案赶到时，八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的头版，全是这条消息：《沪上毙一大汉奸，陈逆被刺身死》。

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沪宁两地下半旗，发给家属十万抚恤金。刘戈青后来奉命去了香港领赏。

三十年前，陈箓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上，学的第一条国际法原则是什么？他大概早就忘了。但那年除夕夜，愚园路668弄25号客厅地毯上的血迹，擦了很久才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