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从乌鲁木齐飞回来的航班降落在山南省城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我在廊桥上站了一会儿。不是在等行李——行李在货舱里，要到转盘上才能拿。我在等自己适应。
三年了。三年的高原紫外线把我的脸晒成了一块老砖的颜色。嘴唇干裂过无数次，现在下意识地每隔几分钟就舔一下。指甲缝里的沙土洗了三遍还有痕迹——新疆的沙子细得像面粉，钻进皮肤的纹路里就不肯出来了。
省城的空气湿润得让人不习惯。三年前我走的时候是十月，梧桐叶在机场快速路上铺了厚厚一层。现在也是十月。叶子又铺了三层。
手机响了。是姚可岚的微信。
她发了一张照片：家门口的鞋柜上摆着一双新拖鞋。男式，深蓝色，42码。旁边配了一行字：「你的拖鞋我上周买好了。原来那双放了三年有点硬了，我扔了。」
拖鞋。
三年前我走的时候没有带拖鞋。她在家门口给我留了一双，深灰色的。我记得走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把那双拖鞋从鞋柜里拿出来，在地上摆正——左脚和右脚之间留了一个人站进去的距离。
「你在那边穿什么？」
「棉拖。带了。」
她没再说话。第二天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她一直在看窗外，没看我。到了出发层她帮我拉箱子的时候，手在拉杆上攥了两秒——然后松了。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她从来没有在电话里哭过。
但她的头发白了。
上个月的视频通话里，她低头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头顶的发缝。发缝两侧有一片白，不是那种零星的几根银丝，是成片的——像一道雪线从山脊上滑下来。
她三十六岁。三年前走的时候头发全黑。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厅。十月的省城阳光很好，晃得人睁不开眼。
手提包的侧袋里装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里有一封信。
信不厚——两页纸，A4。但它从新疆跟着我飞了三千多公里，在行李过安检的时候被X光照了一遍，在我的手提包里贴着胸口颠簸了五个小时。
信的抬头是：
《关于商请协助核查"南疆基础教育援助项目"配套资金使用情况的函》
盖着受援地纪委监委的红章。
01
三年前我申请援疆的时候，没有人理解。
姚可岚不理解。我妈不理解。单位里的同事更不理解——一个三十三岁的副科级干部，在白水县教育局教研室当副主任，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但至少稳当，为什么要主动申请去新疆三年？
「你是不是在这边待腻了？」姚可岚问我。那天晚上她在收拾碗筷，背对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碗在水龙头下面多冲了两遍。
「不是腻了。是想换一种方式做点事。」
「什么方式？在这里做不了的事到新疆就能做了？」
我说不出一个让她信服的答案。
真实的原因很复杂。一部分是我确实想做点不一样的事——在教研室待了六年，写教学方案、组织公开课、编校本教材，日复一日。另一部分原因跟一个人有关。
林尚东。
县教育局局长。从市教育局调来两年了。他来之前我跟前任局长关系不错——不是那种走动送礼的关系，是业务上的信任。前任局长姓汪，是教学出身，懂业务，尊重教研。
林尚东不是教学出身。他之前在市局的法规科，管的是政策文件和行政审批。调到县里当局长，属于「镀金」——在基层干两年，回去提拔。
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人。办公室主任换了、财务科长换了、人事科长换了。三个关键岗位，三个月全部到位。
教研室他暂时没动——大概觉得教研是技术活，没什么油水，不值得花精力。但他对教研室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轻慢——拨经费的时候教研永远排最后，开会的时候教研的发言时间永远最短，跟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他的眼神会飘到手机上。
有一次我在局务会上提了一个方案——关于建立全县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方案。我准备了两周，PPT做了四十页。
汇报到第八页的时候他打断了我：「沈远征，这个方案的思路可以，但现在时机不成熟。先放一放。」
先放一放。
方案从那天起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放了半年，没有人再提起过。
然后我看到了援疆的通知。
省里统一选派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教育系统需要从基层选派教研人员到南疆受援地支持基础教育。为期三年。
三年。很长。但对我来说，三年的新疆可能比在林尚东手下多待三年更有意义。
我交了申请。
申请交上去之后，石沉大海。
一个月没有消息。我问了人事科的小李，小李说：「你的申请在林局那里。他还没签。」
「为什么没签？」
小李用那种「你自己想」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沈主任，林局的意思是——援疆这个事要慎重考虑，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影响了家庭和工作。」
一时冲动。
我的申请书写了三页，从个人能力匹配到工作设想到家庭安排，每一段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他用「一时冲动」四个字就否了。
又过了三周。
姚可岚开始催我了：「你那个援疆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别耗着。我排课都不知道怎么排——你要是走了，接送孩子的事就全是我的。」
她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教语文。儿子沈一鸣那年上二年级，每天需要接送。如果我走了，所有的事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再等等。」
「等什么？」
「等他签字。」
她看着我的眼神变了——从催促变成了一种更深的东西。那种「你怎么连一份申请都搞不定」的失望混合着「你是不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的猜疑。
我不怪她。因为从她的角度看，一个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不应该让一份申请悬在空中两个月。
两个月后，调令突然批了。
没有任何征兆。人事科的小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声音有点急：「沈主任，你的援疆调令林局签了。出发日期——下周二。」
「下周二？」
「对。省里那边催了，说名单必须在下周三前确认。你下周二出发，正好赶上集中培训。」
下周二。距离现在——五天。
五天。两个月不批，一批就是五天倒计时。
我不是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压了两个月，是让我知道：去不去，我说了算。
突然放行，卡在五天的窗口，是让我来不及从容安排家庭的事——来不及帮姚可岚调好接送孩子的班次，来不及把手头的教研课题交接清楚，来不及跟我妈好好告个别。
他想让我走得狼狈。走得像是被赶走的。
02
出发前的五天过得像快进。
我白天在教研室交接工作——六个在研课题、两本待编的校本教材、下学期的公开课方案，全部要移交给同事老金。老金接过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吃了苍蝇似的：「远征，你这一走三年，回来之后这些活还是你的。」
他说的「还是你的」是安慰，但我们都知道——三年后回来，活在不在还两说。
晚上回家收拾行李。新疆的十月已经入冬了，南疆昼夜温差大，白天能晒到二十多度，夜里零下。我翻出了羽绒服、保暖内衣、防晒霜——这三样东西放在同一个箱子里显得很荒诞。
姚可岚在旁边给我叠衣服。她叠衣服的动作很利索——教小学的人做什么都利索，因为几十个孩子等着你，不利索不行。
她把毛衣叠成一个方块，塞进箱子的角落里：「那边冷不冷？」
「南疆还好。比北疆暖和。」
「吃得惯吗？」
「不知道。去了才知道。」
她又叠了一件。手指在衣服的褶皱上抹了两下，把褶皱抹平。
「一鸣的家长会以后我去。」
「嗯。」
「你妈那边我周末过去看。」
「嗯。」
「修水管的电话我存在手机里了，上次那个师傅靠谱。」
「嗯。」
她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用力按了按，把箱子的拉链拉上。拉链卡了一下，她用力拽了一下才合上。
然后她站在箱子旁边，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说话。
客厅里的挂钟在走。一鸣在房间里做作业，铅笔戳在纸上沙沙响。
「远征。」
「嗯。」
「你说——他为什么压了两个月才放你走？」
我没回答。
「你不肯说就算了。」她转身往卧室走。走了两步又站住了，背对着我。
「不管他为什么，你走之后——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能行。」
她进了卧室。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
我看着那道缝。灯光从缝里漏出来，在客厅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线。
第二天送一鸣上学的路上，他坐在电瓶车后座上，两只手抓着我的外套。
「爸，你去那个什么——新疆——是出差吗？」
「不是出差。是去那边工作。」
「多久？」
「三年。」
他沉默了几秒。七岁的孩子对「三年」没有清晰的概念，但他知道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我的生日呢？」
「你生日的时候我给你打视频电话。」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打电话看不到蛋糕。」
我在红灯前停下来的时候，感觉他的手在我后背上攥紧了一点。
出发那天，姚可岚和一鸣没去机场。我让她别去——一鸣要上学，她要上班，折腾一趟没必要。
其实是我怕自己在安检口回头看他们。
早上出门的时候，一鸣已经上学去了。姚可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递给我——装了热水。
「路上喝。」
「嗯。」
我拉着箱子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之前，她从门口探出来说了一句——
「到了打电话。」
声音很正常。像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时她说的那种「路上小心」一样。
但我注意到她的另一只手——没拿保温杯的那只——扶在门框上。手指把门框攥出了指印的痕迹。
03
到了南疆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更差。是更荒凉。
受援地是一个县——塔里木盆地边缘，沙漠和绿洲交界的地方。县城很小，两条主街交叉，走路二十分钟能从南到北。街上最高的建筑是县政府的四层办公楼。
我被分配到了县教育局教研室——对口岗位。职责是协助当地建立教研体系、培训教师、编写适用于本地的教学辅助材料。
工作比预想的难得多。
不是技术上的难——教学研究我干了六年，专业上没问题。难的是语言、文化和基础条件的差距。
当地的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很多村级教学点只有一两个老师，身兼数科。教研活动？他们听都没听过。
我的第一个月几乎全在跑学校。全县四十多所中小学（含教学点），我用一个月时间跑了三十八所。每天早上七点出发，坐破吉普车在沙漠公路上颠三四个小时，到一个教学点，听两节课，跟老师座谈，然后再颠三四个小时回来。
有一次去最远的一个教学点，路上车爆了胎。司机换胎的时候我蹲在戈壁滩上等，四周什么都没有——沙砾、低矮的骆驼刺、远处的天山雪线。风很大，把沙子吹到脸上，一粒一粒地打。
等了四十分钟，手机没有信号。
我在那四十分钟里想了很多事。想姚可岚。想一鸣。想家里那双摆在鞋柜上的拖鞋。想林尚东在我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是走的前一天晚上打来的。
「远征，明天走啊？」他的语气轻松得像在问天气。
「是。明天中午的飞机。」
「路上注意安全。到了那边好好干。三年很快的。」
三年很快。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隐约的满意——像是终于处理掉了一件悬而未决的事。
「家里的事你放心。可岚在咱们系统里，有什么事局里会照顾的。」
他说「照顾」两个字的时候，尾音往上扬了一点。那个扬不是承诺的语调，是暗示的语调。
暗示什么？暗示他的手伸得到。
车胎换好了。司机叫我上车。
我从戈壁滩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
消息是到新疆后第三个月传来的。
姚可岚打视频电话的时候，她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背景是一排绿色的铁皮柜——以前她的办公室在四楼教研组，背景是窗户和窗外的梧桐树。
「你换办公室了？」
她的表情顿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个顿——不到一秒——然后她笑了：「对，学校调了一下。这边宽敞点。」
铁皮柜。一楼。一鸣的学校我去过很多次，一楼是体育组和后勤组，四楼才是教研组。
从四楼到一楼，从教研组到——什么？
我没有追问。她不想说，我不逼。
过了几天，我妈在电话里漏了嘴。
「远征，可岚最近忙得很。她跟我说学校给她调了岗——不教语文了，让她去管什么图书室。」
图书室。
一个教了八年语文、带过三届毕业班、拿过县级优质课一等奖的小学语文老师，被调去管图书室。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当天晚上我打了电话给以前的同事老金。老金在教研室跟我搭了六年，为人厚道。
「老金，可岚的事你知道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远征，你在那边别着急。这边的事——我跟你说，但你听了别冲动。」
「你说。」
「可岚被调岗的事，是上个月县教育局发了一个通知——全县中小学教师岗位优化调整。通知里有一条：『配合全县教育资源整合，部分学校的非核心岗位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什么叫非核心岗位？」
「通知没有明确定义。但可岚的学校——实验小学——把她从语文教研组调到了图书室。理由是：教研组超编，需要分流一人到教辅岗位。」
「教研组超编？」
「实验小学语文教研组一共八个人，满编就是八个。上个月新调进来了一个人——市教育局某领导的亲戚。九个人八个编，多了一个。分流的那个，是可岚。」
我握着手机，站在宿舍楼的走廊上。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模一样的门。远处是窗户，窗户外面是南疆的夜空——星星很密，密得不像话。
「远征，你听我说。可岚被调的事——你知道是谁的手笔。林尚东那个通知就是冲着你来的。你走之前没给他面子，他一直记着。」
我知道。
他压了我两个月的调令，是第一刀。
等我走了，动我妻子，是第二刀。
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星星在窗外一颗一颗地亮着。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南疆十二月的风，冷得像刀。
那天晚上我给姚可岚打了视频。
她在家里，一鸣已经睡了。她坐在沙发上，穿着那件旧的家居服——灰色的，袖口磨出了毛球。
「小岚，图书室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
她的表情很平静。太平静了。像是早就准备好了面对这个问题。
「说了你能怎么样？你在那边三千多公里，你能飞回来？」
「我可以打电话——」
「打给谁？」她的声音微微提了半个调。「打给林尚东？让他觉得你连在新疆都不安心，回来之后更有理由整你？」
「打给教育局纪检组——」
「纪检组管得了岗位调整吗？通知是局里发的，学校执行的，程序上挑不出毛病。」
我说不出话了。
她看着手机屏幕里的我。三千多公里的距离被压缩在一块五寸的屏幕里。
「远征，你听我说。」她的声音降了下来，恢复了那种平时的温度。「图书室就图书室。我又不是不能干。那些书也需要有人管——你知道实验小学的图书室什么样？五年没整理过，借阅系统瘫了三年，一半的书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她把毛球撸了撸：「我用一个学期把它整出来。不比教语文差。」
我看着屏幕里的她。灰色家居服，头发随便扎了一下，额前散着几缕。灯光从上方打下来，在她眼窝里投了一小片阴影。
她的眼角没有泪。她不是那种会在视频电话里哭给你看的人。
但她的头发——我注意到发缝那里，白了几根。
不，不止几根。
「远征。」她说。
「嗯。」
「你在那边好好干。家里的事我来。」
她说「我来」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稳的。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声音不高不低，字正腔圆，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但她说完之后低了一下头——去够茶几上的水杯——头顶的发缝完全暴露在灯光下。
白了一片。
04
我在南疆的三年，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本职工作。
全县四十二所中小学，我用了三年时间建了一套教研体系——从零开始。
第一年搭框架：组建学科教研组，确定骨干教师，制定教研活动规范。第二年推内容：开发适合当地学情的教学资源包，编了两本校本教材，组织了三轮教师培训。第三年促常态化：把教研活动纳入学校常规管理，建立了跨校的教研联盟，让教研不因某一个人的离开而停下来。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第一年的第一次全县教研活动，通知发了三遍，来了不到一半的人。有的学校说「路远来不了」，有的说「没人代课」，有的干脆不回复。
我挨个打电话。打完电话挨个去——不是催他们来开会，是我自己跑到他们学校去。
三年跑了多少路我没算过。司机老阿布提的那辆破吉普车换了三次轮胎。有一次在沙漠公路上遇到沙尘暴，能见度不到五米，老阿布提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在车里等了三个小时。沙子把挡风玻璃打出了一层毛——不是刮花，是打毛了。
老阿布提是维吾尔族，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的，但人实诚。有一次我发烧了还要去下面的教学点，他把我按在车里不让动：「沈老师，你死了谁来教老师？」
这句话的逻辑有点奇怪，但意思是到位的。
第二件事是跟姚可岚的通讯。
三年里我们保持着固定的联系频率——每天一次微信，每周两次视频电话。时间通常是晚上十点——南疆和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我这边十点她那边八点，一鸣刚做完作业。
视频电话里她通常汇报三件事：一鸣的学习情况、我妈的身体、以及「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的」是她的口头禅。
一鸣考了双百——「没什么特别的，二年级的题本来就简单。」
我妈血压高了住了两天院——「没什么特别的，调了药就好了。」
学校又安排她兼管了体育器材室——「没什么特别的，反正图书室的活也不多。」
我知道她在用这四个字过滤掉所有她不想让我操心的东西。
她不说的事，我从别的渠道知道了一些。
老金在微信上偶尔跟我提两句——不多，他也怕被人知道他跟我通消息。
提到的内容包括：姚可岚在学校被边缘化得越来越厉害。除了图书室和体育器材室，学校还安排她负责了校园广播、宣传栏和家长接待——全是琐碎的杂务，没有一样跟教学有关。
她原来带的那个班，换了新老师。新老师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教学经验不足，第一学期的语文成绩从年级第二掉到了年级第六。
有家长打电话问她：「姚老师，你怎么不教了？新来的老师教得不好。」
她说：「学校安排的。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
她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但老金告诉我——有一次他去实验小学听课，在走廊上碰到了她。她从图书室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旧杂志，头发用橡皮筋随便扎了一下，额前的碎发粘在额头上——出了汗。
她看到老金的时候笑了一下：「金老师，来听课啊？」
「嗯。你这是——」
「整理旧刊。好多杂志过期了，要淘汰。」
她抱着杂志走了。老金在走廊上看着她的背影——背微微弯着，杂志太重了。
老金在微信上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加了一句：「远征，嫂子瘦了很多。」
第三件事，是我认识了一个人。
阿不都热合曼·艾力。受援地纪委监委的副书记。维吾尔族，四十出头，身材壮实，笑起来一口白牙——新疆人笑起来都好看。
认识他不是通过什么特殊渠道。是因为工作。
援疆项目里有一个子项目叫「南疆基础教育援助项目」——由援助省份拨款、受援地执行，用于改善当地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包括修缮校舍、配备教学设备、培训师资。
这个项目在我到任之前就开始了，我参与的是第二期。第二期的重点是「教学设备配置」——给全县中小学配电脑、投影仪、实验器材。
项目经费由援助省份的教育厅统一拨付，经过受援地的财政系统，再分配到具体的学校。
我负责的是教研培训部分——配了设备之后，要培训老师怎么用。但在走访学校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比如：有几所学校的设备清单跟实际到位的设备对不上。清单上写了「多媒体教学一体机」，到了学校一看，是普通的液晶电视加一个机顶盒。功能差一截，价格差更多。
比如：有一所学校的实验器材到了之后没人用。我问校长为什么不用，校长说：「设备开箱发现有问题，联系供应商换了，但换回来的还是有问题。后来就没人管了。」
这些事我记在了工作笔记里。不是故意记的——做教研的人有记录的习惯。每到一所学校我都会记：学校名称、在校人数、教师情况、教学设备状况、存在的问题。
记了两年，本子写了三本。
阿不都热合曼是在我到任的第二年认识的。
他来学校检查工作——纪委监委每年会对援助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例行监督。他带了两个人，在全县的学校里转了一周。
有一天他到了我正在做教研活动的那所学校。活动结束后他找到了我——他知道我是援疆干部，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们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聊了半个小时。他的普通话比老阿布提好得多，偶尔用词不太准确，但逻辑很清楚。
他问了一个问题：「沈老师，你在这些学校走了两年，设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想了想：「问题有一些。设备配置跟清单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我遇到过几次。但我不是搞设备采购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他的眉头压了一下：「不一致？哪些学校？你记得吗？」
「记得。我有工作笔记。」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东西——是一种确认。
确认你是不是那种会把事情记下来的人。
「沈老师，你的笔记——方便借我看看吗？」
「方便。」
我把三本工作笔记借给了他。他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约我又见了一面。
这一次他的表情比第一次严肃了很多。
「沈老师，你记的这些情况很重要。有几所学校的设备问题跟我们掌握的线索对得上。」
「什么线索？」
他没有直接回答。纪委的人不会随便透露调查方向。但他说了一句：「你记录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对一些事情的核查有帮助。」
然后他加了一句：「沈老师，你是援疆干部，你的记录有独立性——你不是受援地的人，也不是拨款方的人，你是第三方。第三方的记录在核查中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从那以后，我跟阿不都热合曼建立了一种不算频繁但很稳定的联系。不是私交——是工作层面的。他偶尔会找我核实某所学校的设备情况，我如实回答。
三年下来，这种联系积累了一种东西——信任。
不是那种称兄道弟的信任，是更扎实的那种：你说的话我信得过，因为你记录的东西经得住查。
05
第三年的夏天，姚可岚的头发白了一大片。
视频电话里她开始戴帽子了——各种帽子，棒球帽、渔夫帽、针织帽。理由是「懒得洗头」「防晒」「头疼要捂着」。每个理由都合理，但她以前从来不戴帽子。
有一次一鸣在旁边抢过手机：「爸！妈今天又没戴帽子！我看到她头上好多白头发！」
姚可岚在背景里一把把帽子扣在了脑袋上：「你这孩子——」
一鸣被她推到了镜头外面。她的脸占满了屏幕，帽檐压在眉毛上方，遮住了额头。
「没事。我前两天去理发店问了，说是压力大导致的白发，不影响健康。」
我说：「小岚——」
「别小岚了。你还有几个月就回来了，这边的事等你回来再说。一鸣——去做作业——」
她匆忙挂了电话。屏幕暗下去的一瞬间，我看到她摘了帽子——那一闪而过的画面里，她的头发从发际线开始，有三分之一变成了灰白色。
三十六岁。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在宿舍里坐了一夜。
窗外是南疆的夜空。星星像撒了一把碎钻石。北斗七星很低，几乎擦着天山的轮廓线。
我想了很多。
想她一个人带着一鸣，每天早起做饭、送上学、上班、接孩子、做饭、辅导作业、收拾家。
想她在学校里被从教研组调到图书室再到兼管体育器材再到负责广播和宣传栏——一个人被一点一点地剥去专业身份，变成一个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是的杂务人员。
想她每次在视频里说「没什么特别的」的时候，嘴角那个微微下压的弧度。
想林尚东。
他在三千多公里之外，坐在县教育局局长的椅子上，大概已经把我忘了。但他没有忘记我的妻子——因为她还在他的手能伸到的地方。
06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第三年的秋天。
阿不都热合曼找到了我——不是在学校，是在县纪委的办公室。
他的表情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严肃。桌上放着一摞文件，厚得像一本电话簿。
「沈老师，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你说。」
「『南疆基础教育援助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我们查了一年了。有些问题在受援地这边查不到底——因为资金的源头在内地。从拨款到受援地之前，中间要经过省级教育厅和对口援助县的财政系统。如果中间环节有截留或者挪用，我们这边只能看到末端的异常，看不到上游的源头。」
他推了一份文件到我面前。文件上标注着几所学校的设备采购清单和实际到位设备的对比表——跟我之前发现的问题一致。
「我们查到的情况是：部分设备供应商虚开了发票。设备的合同价格和实际采购价格之间存在差额。这些差额的资金去向不明。」
他的手指点了点文件的最后一页——一个资金流向示意图。从拨款方（省教育厅）到受援地（县财政局）到设备供应商到——一个问号。
「差额资金可能回流到了拨款环节的某个人。但这个人在你们省，不在我们这里。我们的调查管辖权到不了内地。」
他看着我。
「所以——我们需要向你们省的纪检监察部门发一份协查函，请他们配合核查资金在内地端的流向。」
协查函。
我懂了。他们查到了问题，但问题的根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内地。他们需要内地的纪委配合。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笑了一下——不是那种轻松的笑，是一种「你知道跟你有关」的笑。
「沈老师，你是援疆干部。你在这三年里跑遍了全县的学校，你的工作笔记里有第一手的设备核查记录——哪些学校的设备对不上、差在哪里、差多少。这些记录是我们发协查函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他停了一下。
「另外——你即将回到内地。如果你愿意，协查函可以由你带回去，转交给你们省的纪检监察部门。这比邮寄更安全，也更快。」
我看着那份文件。资金流向图上的那个问号像一只眼睛在盯着我。
「阿不都热合曼书记，协查函的内容涉及哪些层面？」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用一种很平的语气说了一句话——像是在陈述天气预报：
「拨款方——也就是你们县教育局——经手这笔资金的审批人。协查函请求核查的是：审批人有没有参与或授意资金截留。」
审批人。
县教育局经手援疆教育资金拨付的审批人。
只有一个人有这个签字权。
林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