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党员生涯：革命者的信仰底色与无悔坚守

1998年，一个87岁的老太太走了。她留下的遗愿只有一条：把骨灰撒在井冈山。

不要八宝山，不要北京，要回那座打过仗、生过孩子、送走过丈夫的山。没有碑，没有名字，就埋在小井红军医院旁边一棵树底下。

这个女人，一生蒙受8次党纪处分，送走两任丈夫，亲手把三个孩子送进别人家，却到死都说——无怨无悔。她叫曾志。

1911年，湖南宜章，一个女孩子出生了，取名曾昭学。

父母给她订了娃娃亲，对方家里有钱，按那个年代的逻辑，这条路走得通。但她没走。1926年，15岁的曾昭学考进了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志"——她说，就是要替女人"争志气"。

同年10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再没有"退路"这个选项了。

1927年，她和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了婚。这段婚姻不是儿女情长，是两个革命者并肩干事。但1928年3月，夏明震在湘南起义的"反白事件"中被打死，连尸体都没能好好收。曾志没有时间哭，因为她发现自己怀着他的孩子。

1928年4月，她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同年11月7日，在大井村的一间土屋里，她生下了这个孩子。是个男孩。

孩子生下来，部队还在打仗。带着奶娃上战场？不可能。她把孩子托给了当地一户姓石的人家，那户人家的男人叫石礼保，是王佐部的副连长。孩子改叫石来发。

1929年1月，曾志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看。

这一走，就是约23年。

在井冈山，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候的毛泽东，个子高，头发中分，没什么架子，坐下来就跟人聊家常。曾志后来说，与其说他是上级领导，不如说他像个大哥哥，说话风趣，肚子里装着大量历史典故。这个印象，在她心里刻了一辈子。

离开井冈山之后，曾志的人生进入了更复杂的战场。

夏明震死后，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结了婚，两人一起赴福建开辟根据地。1931年，她在厦门生下第二个孩子。这一次，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孩子送给了一个叶姓中医。曾志后来得知，孩子活了二十多天，得天花死了。

1933年，第三个孩子出生，生下来13天，再次送人。

三个孩子，一个死了，两个下落不明，而她始终没有开口说"不"。

不是她不疼。是她心里那把秤，已经把"革命"放在了最重的那头。

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在厦门牺牲。曾志痛，但没有倒下。就在这前后，她已经和陶铸走到了一起。两人最初是假扮夫妻搞地下工作，后来弄假成真。陶铸，是她这一生里陪得最久、伤得最深的那个人。

1939年底，曾志被组织安排去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5年，随陶铸赴东北战场前，她做了一个外人很难理解的决定——在阑尾炎手术的同时，主动要求做绝育手术。她对医生说："孩子生下来只会跟我受苦，我现在是完全属于党的。"

陶铸的态度是："尊重曾志同志的意见。"

临行前，他们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听完，说了一句话："这才是陶铸和曾志！"

4岁的女儿陶斯亮，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托付给长征战士杨顺卿。曾志走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1966年，历史踩下了急刹车。

5月，陶铸调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的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是当时中国政坛的"第四号人物"。同年9月，曾志到北京休养，陶铸亲自去机场接她。曾志后来说，这是他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种高光，只持续了几个月。

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被扣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软禁在中南海。那段时间，连警卫员都可以对着他破口大骂。曾志一直守在旁边，放下了所有的好强，给丈夫洗衣、做饭、端药。

一个曾经在闽东指挥打仗的女人，就这样蹲在灶台前，守着一个被踩进泥里的丈夫。

1968年8月，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在天安门召开。有病在身的曾志也被拉去陪斗。陶铸在台上看到了她，当众流泪——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哭出来。

1969年1月，陶铸确诊胰腺癌，做了手术。组织不允许家属探视，曾志给汪东兴写信，苦苦哀求，只求每天能去医院看护。她的女儿陶斯亮后来说，母亲是那么坚强的人，却在那封信里低到了尘埃里。

9月，陶铸被疏散到安徽合肥。临行前，他从枕头旁边掏出一张纸，递给曾志。那是用钢笔手写的一首诗，题目叫《赠曾志》，最后两句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这张纸卷起来，一针一线缝进了衣服里。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

陶铸走后，曾志被安置在陕西临潼"休养"。

这个词拆开来看就是：靠边站。

她的户口、口粮、工资、医疗、党组织关系，分属四个不同部门管，日子过得混乱。一般人遇到这种处境，多半忍了。但曾志直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讲的是生活安置问题，字里行间却是她一贯的倔——你让我靠边站可以，但麻烦把事情安排清楚。

毛泽东批示了，汪东兴来办，给出两条路：留在陕西，或者回北京恢复工作。曾志选了回北京。

1971年3月，她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对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离开"场"，才是真正的死。

1980年，她又主导考察选拔了200余名中青年高级干部，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标准筛人。干活的方式还是井冈山那套——没日没夜地跑，找人谈话，逐一核实。

就在她位居中组部副部长的这段时间，有记者去采访她，然后发现了一个细节：她那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护林员的儿子石来发（后改名蔡石红），始终没有沾她一点光。没有"农转非"，没有调动，就在大井村种地、护林，始终是个普通农民。有人问她，曾志说，不能因为我的关系就给他特殊待遇。

也是在1998年6月21日，她在北京病逝。

遗愿只有一条：骨灰撒回井冈山。

不是八宝山，不是北京，是那座她十七岁爬上去、二十多岁离开、一辈子再没真正离开过的山。那里埋着她的战友，那里有她送走的孩子，那里有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那个下午。

她在72年的党员生涯里，挨过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经历了长达40年的政治审查。两任丈夫先她而去，三个孩子送出去没能要回来。

但她说过一句话，到死都没有改口："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这不是套话。这是一个把账算得极清楚的人，算完了之后，心平气和说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