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工：《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

文/马俊亚

　　研究运河的学者，多是傲立潮头或惬居雅舱，享把酒临风之乐，阅万里画卷之景，书春江花月之境，谱人生静好之曲。

　　而我则是一“个”修河者。古往今来，百万、千万的修河者均无名无位，是以我只能算“个”。

　　自我有记忆时起，每届初冬，家门前那条坎坷崎岖的土路上，不时行过一队队衣衫褴褛、补丁层叠的农村青壮年。满载秸草、木料的骡车、驴车嘎吱嘎吱地发出粗重的声响。他们是修河、挖河的大军，家乡话叫“上河工”。

　　上河工是乡村男子的成人礼。幼时经常站在土路边观看治河大军的我，或许是参加成人礼最多的人之一。对比后来那些夙夜从公错过儿女成人礼的干部领导，这一点我非常幸运。

　　一般男孩上河工的年纪是十七八岁，穷孩子上河工的年纪是十五六岁。对农村家庭来说，如果家长爱孩子，要送他去上河工，因为工地上可以吃上饱饭；如果家长治孩子，要送他上河工，因为河工是最不掺杂的劳动改造。

　　那时，每学期两元钱的学费，是许多农村孩子辍学的经济原因。我在小学四年级后，一直处在辍学的边缘。有位远房哥哥荣升为大队领导，给我开了后门，我十二岁时就参加成人礼了。

　　河工的工作细分为两种，一是挖，一是运。挖者通常用锹，运者主要靠扁担和独轮车。

　　大多数铁锹早已实现了人工智能化。无论是担挑或车载多是四锹泥。挖泥人对关系疏远者，尽量加得很实；对于关系近密者，则加得轻些，每人一天六七十趟地从河底把泥沙来回搬运到堤顶。不间断地干八九个小时，即便是精壮男人，一天下来，也疲惫不堪，骨如散架。在我的印象中，现在跳广场舞的青春无悔者们，当年在我们那里度过的峥嵘岁月中，未见谁出过河工。

　　想方设法偷懒，是上河工的必要技能。每个生产队分为一个小组，我们小组似乎只有我和二楞子不偷懒。“二楞子”是绰号，他对谁都是实打实地上大锹，河工们是以叫他“楞子”，大家都躲着他。大队干部则经常表扬他，称他为“X大锹”。不久，二楞子代理了生产队长，更是干劲鼓足，精神倍增。我不躲二楞子，二楞子每次都把分量给我加得很足，还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好好再练二年，将来是上河工的好料子。”我一下子有了接班人的自豪感，感激二楞子培养我。

　　工地上的早饭是稀粥、馒头，中餐多是青菜豆腐汤加大米饭，晚上是米饭或面条。隔十来天，能吃上顿肥肉炖粉条。这种伙食标准是当地城镇户口家庭的水平。这是大部分农村人上河工的初衷。

　　临时挖掘的井水咸涩混浊，大家口渴时，在井里掬一把水或是拿块冰啃食，享受工地上的特供饮料。

　　上河工是没有试用期和岗位培训的。冬季的传染病和劳动时的意外对人的伤害极大。河工们普遍抽烟，使用煤油灯照明，木料、秸秆、稻草搭成的草舍经常被火灾吞噬。工地上的饭虽然管饱，实际上只能提供热量，严重缺乏蛋白质，赤脚医生的白色小箱中没有像样的药。流感、伤寒、痢疾像地铺上的虱子、跳蚤一样普遍；似乎人人均有冻疮、皲裂、大大小小的外伤。工友们时常心有余悸地叙说数年前一条临时修筑的挡水坝突然溃塌的恐怖。

　　现在人生病，医生总叮嘱：“多休息!多喝水!”我们那时生病，最常见的医嘱：“多干活!多出汗!”看似精壮的强劳力，不断有一伤不起、一病无治者。有次河道塌方，一辆翻滚的独轮车在我的胸前、腿上划出了多块深深的伤口，至今胸前尚有两道长长的疤痕。工程完结，乡间往往有新添的工友的新坟。河工们是没有“工伤”之说的，甚至没有“农伤”类的些许照顾。

　　河槽中会掘出零散的骨骼。挖出来的一座弃坟中，没有一块棺木，只有碳化的芦席和一只粗糙的黑碗。这位殁于数百年前的穷鬼，连个葬身之处都没有，只能草草地埋在无主的河滩上，与我应是同一阶层的人。黑碗被工友一锹砸碎，连同那堆白骨被铲送到了河底。我突然想到外祖父教的那句诗：“君不见，青海头……”我想：古时无人收敛的白骨，何止是青海原头，又何止是无定河边?我当时活着的人生目标是河工的接班人，死后阴间人事部给我的安排应是这位孤魂的接棒鬼。

　　河边树丛下，挖出成堆成堆冬眠的蛇。苏北人不食蛇，这些蛇多被重新堆埋进河泥中。被打死扔在路边的蛇，则被野猫叼走。河道旁挖出的残存树根是优质灶柴，遭受附近的妇女孩童哄抢。

　　不断有衣衫更加褴褛的妇女和孩子前来要饭。她们把被泔水污染过的米饭、馒头吃掉，把品相稍好些的留下晒干，以便带回家中。几位工友对一位稍显端正的妇女起哄：“摸一下，二毛……不行，五毛怎样?”我好几次悄悄把刚装上的米饭，倒给那些与我弟弟差不多大的孩子，被大队领导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番。有位穿着烂布条绑着洋灰袋子的女槑子(精神病患者)一手紧紧握着一把铁叉，用臂膀抱着一个裹着麻袋片塞稻草当棉衣的幼儿，一手拿着饭碗讨饭，晚上则睡在工地的麦穰堆中，宛如从山顶洞中穿越来的我的二万代祖先。孩子脏如淤泥的小手，始终攥着一本塑皮小红书。

　　现在有人每周过着礼拜天，而到年底前的六七天，却拼命反对商家装饰些松柏类绿植。这似乎不像是真心反对某种风习。对某种风习反得最彻底的是我们这些河工。河工们使用的是旧历年。工地上没有人在年底用小星星装饰松柏，甚至从无周末!后来知道，旧历年也是洋鬼子汤若望在明末编订的，这让我很郁闷。

　　只有大雪天，我们才可以美美地窝在草舍里，光吃饭不干活，享受喇叭里说的那种优越性。此时的工地成了穷苦人的拉斯维加斯，赌钱是主要的娱乐。有些人围坐在晚上所睡的地铺上，生满冻疮的脚用被子盖着，有些人则穿着二三毛钱一双用芦花编成的毛窝子，每个赌注从二分到二毛不等。工地上是没人出老千的，职业赌徒受不了河工之苦；且出老千主要靠托儿助力，三五个托儿在数十民工面前，被打得腿断膊折或是被绑上冻饿两三天是常规际遇。

　　在工友们的亲切教导下，我平生首次也是惟一一次上了赌台。金钱在我心目中泰山般的分量，使我一下子升华到了老赌棍的爱财境界。我手握二分钱的赌码，开足了脑海中的超级计算机，像经验丰富的猎手一样耐心地等待着獐狐兔狸的出现。我很快发现，庄家总是与最大的下注者斗智斗勇。对于胜率高的庄家，我与下大注者反着押，往往有较高的胜算。

　　那个下午，我赢了整整四毛二分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实现了人生第一个小目标。

　　晚饭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堕落到了这步田地。我由一位共产主义的好少年、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沦为了卑鄙无耻的赌徒。父母亲讲述的赌徒败家的故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我觉得自己再也没资格与那些阳光下奔跑的纯洁的小伙伴为伍了，再也没脸与那位经常被请到全校会场上唱歌的漂亮女同学说句话了。我的晚饭难以下咽，如同输掉了身家性命，睡觉时转辗反侧。我赢来的那些硬币，像沾满了毒液病菌，我首次没有把钱护贴在胸口上。

　　思想斗争了半夜，我想好了对策。次日早餐时，我找到了蜷缩在作为伙房的那个草棚角落中的女槑子母子，把赢来的钱全部给了她。我发现女槑子居然也会笑。别人或许以为我是好心，我实际上是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日常文化生活是工地大喇叭的每天三次广播或是一两场露天电影及公社宣传队的巡演。营养良好的宣传队员喊出的“战天斗地”“不怕牺牲”之类的口号振聋发聩。

　　每个茅舍住着约十名精壮男性。晚上躺进十名，但早上会变成为九名或十一名，常有人起夜后，迷迷糊糊地睡回到了别人的铺上。我所在的茅舍中，均为强劳力，倒下后一起打发着漫漫寒冷的冬夜，畅聊着不含任何杂质、从不跑偏、需要打上马赛克的话题。工友们的媳妇、嫂子、女知青、女赤脚医生、女代课教师、村里的俊俏妇女、公社的女宣传员……总之，所有标致些的女性，都是夜谈话题中的领衔主演。

　　二楞子是夜谈生活的顶流巨星。天黑一倒头，工友要么竭力撺掇他谈论与媳妇的晚间日常，要么起哄架秧子逼他描绘躲在暗处对宣传队遮挡不密的出恭处的详细观察。面对劳动群众的盛情推举和殷切期待，二楞子的态度是有料自然会得意洋洋地大肆渲染，没料也要脑洞大开造些假货满足大家的热烈需求。

　　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的发育严重滞后，工友们亟亟向往的“一日三餐”，我有三餐就已足够。我对他们的启蒙课堂有些厌学，疲劳使我很快进入甜蜜的梦乡。

　　邻近村落中驰名的女性常让一些河工长吁短叹，一元钱一次的边际价位让他们左右为难。花钱消费过的河工成了工地上的高端人士，如同今天拥有了私人飞机的成功者。某位不需要干活，整天只在转悠的大队干部是这类业务的常客，不断地向大家回味所经历的美好时光。河工中是没有举报者的。有人不断地进行精准的物价换算，却万分苦恼地难以做出消费决断：一元钱可买12包半“经济”牌香烟、可买约一斤半猪肉、等于五天艰辛的劳动……其选择的艰巨性，不亚于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决定是否对日开战。

　　祭灶前的两三天，工程结束了。那一年，整劳力分得了九元多。我原是三分工，后来提薪了，变成四分，即拿强劳力的四成，分得了近四元。离开工地前，每个工友都笑容满面地到附近的集市上给家人买礼物。我把淤泥中捡来的两只空瓶子洗得干干净净，花了一块多钱给父亲买了两斤散装白酒，花三毛钱给小我六岁的弟弟买了辆小风车。

　　我把剩下的两元多钱留作了小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学费。

　　再后来，我开启了长期萦绕在心的河流研究。

　　不论是巨川还是小溪，河流总是人们含情脉脉颂扬的对象。

　　我从不歌颂河流，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歌声常被听者视为杀器，疑我不轨，而是每当看到河流，我则有别样的感觉，沉淀的痛楚常常像涡漩一样往上腾涌，陈年的辛酸像河水一样滔滔不绝。

　　我景仰、感谢所有的运河研究者，受益于每一个学理性的见解，振奋于对运河的每一句赞语。我对运河的研究，只是想用挖河者的口来说上两句内心想说的话，罪我、唾我，我皆理解。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