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你走！是你毁了我一辈子！”
病床边的呼吸机嗡嗡响着，林徽因躺在床上，手紧紧抓着床单，脸色白得吓人，说话时还喘着气，每句都像费了好大劲。
站在旁边的何雪媛，头发都白了大半，听这话往后退了半步，手在袖子里攥着，嘴角动了动，没敢应声，眼泪倒先掉了下来。
窗外的秋风刮得树叶响，像小时候夜里她听见母亲在屋里叹气的声音。
林徽因盯着母亲，声音又提了些：“你以为把我送进梁家是为我好？你就是怕我跟着你受累，怕我挡了你的路！”
何雪媛还是没说话，只是头低得更沉了。
床头柜上放着个木盒子，半开着，里面露着半张旧照片 —— 那是林徽因十几岁时拍的，身边没站着母亲。
林徽因的呼吸越来越急，眼睛却没离开母亲心想：“这么多年，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当年她送自己去梁家，到底是为了自己好，还是真怕拖累？这一辈子的疙瘩，恐怕我要带到棺材里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彻头彻尾的疯子！”
尖锐的怒吼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四川李庄江边那间矮小平房的宁静。
窗外的长江水裹挟着泥沙，浑浊地向前奔涌。
屋里的空气里，除了南方梅雨季特有的潮湿霉味，还飘着一股刚蒸好的窝头的淡香。
只是这香气，早已被此刻剑拔弩张的气氛冲得七零八落。
林徽因蜷缩在铺着旧棉絮的木板床上，连续多日的低烧让她本就单薄的身子更显虚弱。
往日里总是带着浅笑的脸颊，此刻泛着病态的苍白，唯有颧骨处透着两抹不正常的红。
她曾经能洞察建筑之美的眼眸，此刻却像燃着两簇火苗，死死盯着床前的人。
肺部的闷痛让她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滞涩，偶尔忍不住咳几声，胸口便像被巨石压住般难受。
可比起身体的痛楚，她眼底翻涌的失望与怨怼，更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得人不敢直视。
站在床边的何雪媛，手里还攥着一块刚掰下来的窝头，粗糙的玉米面碎屑顺着她枯瘦的指缝往下掉，落在沾着灰尘的地面上。
她原本有些佝偻的身子僵在原地，脸上满是难以置信，随即涌上浓浓的委屈，嘴角动了又动，最终只发出几声含混的呜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你根本不懂怎么当母亲，你就不该有孩子！”
这句话像耗尽了林徽因全身的力气，话音落下的瞬间，她猛地捂住胸口，剧烈的咳嗽声瞬间填满了小屋。
她整个人都弓了起来，单薄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才肯罢休。
梁思成刚从外面查看完一处古建遗址回来，听到屋里的动静，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进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心瞬间揪紧，他几步冲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揽进怀里，一只手轻轻抚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紧紧握着她冰凉的手，试图用自己的体温给她一丝安慰。
心疼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只能抬起头，看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岳母，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没有责备，只有深深的疲惫与恳求。
这目光里，藏着太多无奈。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样的争吵，在这个家里已经上演了三十多年，而这一次，或许会成为压垮林徽因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母女间纠缠半生的纠葛，从林徽因在杭州陆官巷林家宅院呱呱坠地的那刻起，便已埋下苦涩的种子。
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在原配叶氏病逝三年后，经家族安排迎娶的继室。
何家在嘉兴经营着绸缎庄，家底殷实，何雪媛作为家中次女，自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十指不沾阳春水，却也从未踏入学堂半步。
在那个西学东渐、思想革新的年代，她依旧守着旧时女子的生存法则——将一生的荣辱都系于丈夫的心意与子嗣的多少之上。
而她嫁入的林家，却是闽侯有名的书香世家，祖辈多在朝为官，家中藏书万卷，往来皆是文人雅士。
林长民更是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不仅精通诗文，还深谙时政，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颇有声望，身边常围绕着讨论宪政、畅谈理想的同道中人。
在这样的家庭里，何雪媛像一株误入幽兰丛中的野草，显得格格不入。
丈夫与宾客谈论的家国抱负、诗词歌赋，她一句也插不上嘴；家里珍藏的古籍字画、青铜玉器，她更是毫无兴趣，只觉得不如一块上好的绸缎实在。
她唯一的念想，就是尽快为林家生下一个儿子。
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只有儿子才能让她在这个规矩森严的大家族里站稳脚跟，才能堵住那些下人们私下议论的闲言碎语。
1904年盛夏，何雪媛历经阵痛，终于生下了孩子，可当接生婆抱着襁褓中的女婴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连抱一抱孩子的心思都没有。
她只能安慰自己，还有机会，下一胎一定是儿子。
三年后，何雪媛再次怀孕，十月怀胎后，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欣喜若狂，连忙让下人给远在京城的林长民报信，以为自己终于能在林家扬眉吐气。
可天不遂人愿，这个孩子在出生仅三个月后，就因感染风寒夭折了。
接连的打击，让林长民对何雪媛彻底失去了耐心。
本就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人，如今连最后的期盼也破灭了。
没过多久，林长民便在上海结识了年轻貌美的程桂林，将其纳为侧室。
程桂林不仅性情温顺，还颇有见识，能陪林长民聊些家常趣事，更重要的是，她接连为林长民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彻底稳固了自己在林家的地位。
从那时起，何雪媛的人生便坠入了谷底。
在那个看重子嗣的大家族里，没有儿子的她，彻底成了边缘人。
丈夫很少再踏入她的房门，下人们也渐渐怠慢起来，连家族里的亲戚见了她，也多是带着几分轻视的目光。
满心的委屈与不甘，在她心中渐渐发酵成怨毒。
她不敢对丈夫和程桂林发作，便将所有的怒火都撒在了女儿林徽因身上。
她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常常对着林徽因无端指责。
童年的林徽因，总是在小心翼翼中度过。
她记得无数个夜晚，自己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坐在床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念叨着：“若不是你，我怎会落到这般田地。”
有时，她只是因为帮程桂林递了一件东西，就会被母亲锁在房间里，一整天都见不到阳光，也吃不上一口饭。
母亲把她当成了宣泄情绪的工具，却又在旁人面前，刻意冷落她，仿佛这个女儿是她人生最大的污点。
这种畸形的相处模式，像一道伤疤，刻在了林徽因的心里。
她早早地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察言观色，却也对“家庭”这个词，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和疏离。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林徽因在心里暗暗发誓。
时光荏苒，林徽因长成了才貌双全的女子。
她曾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多国，在巴黎的艺术展馆里汲取灵感，在罗马的古建筑群前埋下对建筑学的热爱；后来又与梁思成一同远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潜心钻研，最终成为中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用学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她曾满心期待，以为走出林家老宅，拥有了广阔的天地、全新的生活，就能彻底挣脱母亲带来的阴霾。
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
在那个强调“孝道”的年代，作为何雪媛唯一的女儿，她无法摆脱赡养母亲的责任。
于是，何雪媛的身影，从福建的深宅大院，一路跟到了北京总布胡同那座充满文人气息的宅院，再到抗战爆发后，他们辗转迁徙的长沙客栈、昆明小屋，以及最终落脚的李庄居所。
何雪媛的“不满”，也换了新的方式在生活中蔓延。
她见不得林徽因与梁思成之间那种相互尊重、彼此扶持的夫妻情谊。
每当林徽因和梁思成围坐在桌前，一起翻看建筑古籍，或是轻声讨论图纸上的细节时，何雪媛就会故意在屋里来回踱步，把桌椅挪动得发出刺耳的声响，或是突然大声召唤仆人，硬生生打断两人的交流。
“你们俩整天腻在一起，也不管管我这个老太婆。”何雪媛嘴里嘟囔着。
林徽因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妈，我们正讨论事情呢，您先坐会儿，等会儿陪您聊天。”
“讨论什么重要事情，能比我重要？”何雪媛不依不饶。
梁思成也赶紧打圆场：“妈，您别生气，等我们说完这点事儿，就陪您。”
可何雪媛依旧不罢休，继续在屋里制造着噪音。
她也容不下女儿身边的朋友。
每当有客人来访，无论是金岳霖带着亲手做的点心前来小坐，还是沈从文兴致勃勃地分享新写的文稿，何雪媛总是躲在一旁，用带着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们。
等客人走后，她便对着林徽因抱怨：“这些人整天围着你转，没安什么好心，你眼里只有外人，没有自己的母亲。”
林徽因皱了皱眉头，说：“妈，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对我很好，您别这么说。”
“好？我看未必，反正我不喜欢你和他们来往。”何雪媛气呼呼地说。
她像一块沉重的乌云，时刻笼罩在林徽因的生活上空，试图抹去她身边所有的光亮与温暖。
为了让母亲安心，林徽因和梁思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家里采光最好的房间始终留给何雪媛；每次做了可口的饭菜，总是先给她盛上满满一碗；平日里母亲有任何需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即便何雪媛偶尔发脾气，夫妻俩也总是耐着性子安抚，从不愿与她发生争执。
林徽因还尝试着引导母亲接触新事物。
她给何雪媛买了简单的识字课本，每天抽出时间教她认字，希望能让她的眼界开阔一些，减少些抱怨。
“妈，这个字读‘人’，我们人都是有感情的。”林徽因耐心地教着。
何雪媛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反而把课本扔在一边，还嘟囔着：“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干嘛，我又不用识字。”
“妈，识字可以看看报纸，了解了解外面的事情。”林徽因解释道。
“我不看，我就在家里待着，了解那些做什么。”何雪媛固执地说。
之后，她依旧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跟邻居或是仆人争论不休。
这样毫无保留的迁就，换来的却是何雪媛愈发过分的挑剔。
她总是能找到不满的理由，要么嫌饭菜不合口味，要么抱怨居住环境太差，仿佛所有人都欠着她，要用无尽的补偿才能弥补她所谓的“不幸”。
“我怎么这么倒霉，嫁到这个家，受这么多罪。”何雪媛常常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林徽因心里很无奈，但也只能继续忍耐，她想着只要自己多付出一些，母亲总会慢慢改变的。
1940年，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为躲避日军的炮火，梁思成与林徽因带着家人，一路辗转来到四川宜宾的偏远小镇——李庄。
这个地图上需放大数倍才能找到的地方，成了中国营造学社最后的安身之处。
一家人挤在当地农户闲置的土坯房里，屋顶漏雨、四壁透风，每到雨天，地面便积起一层泥泞。
生活的窘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林徽因的肺病，骤然加重。
持续的高烧让她浑身滚烫，剧烈的咳嗽时常带出血丝，漫漫长夜更是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眠。
死神的气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萦绕在她身边。
梁思成的心像被揉碎一般，一边要寸步不离地照料病重的妻子，翻遍仅有的几本旧医书寻找缓解之法；一边还要为了维持生计，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堆积如山的古建筑测绘资料，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外文词典和怀表拿去变卖，只为换一点米粮和最便宜的草药。
“徽因，你再坚持坚持，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的病。”梁思成握着林徽因的手，眼里满是心疼和担忧。
林徽因虚弱地笑了笑，说：“思成，别太担心，我会好起来的。”
这本该是全家同心、共渡难关的时刻，何雪媛却将这里变成了宣泄自私的场所。
她抱怨李庄的糙米难以下咽，抱怨潮湿的空气让她的关节酸痛难忍，抱怨镇上的郎中医术拙劣，更抱怨林徽因的病拖垮了整个家，让她跟着“遭这份罪”。
她像个不知疲倦的碎嘴婆，从清晨到深夜，嘴里的抱怨从未停歇。
她完全看不到女儿正与死神抗争，也无视女婿早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在她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不适与委屈才值得被关注。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嫁到你们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何雪媛常常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林徽因心里很委屈，但她还是劝母亲：“妈，现在大家都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等战争结束了，生活会好起来的。”
“好起来？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我看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何雪媛悲观地说。
那场压垮一切的爆发，发生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
林徽因已经高烧数日，意识时常模糊。
梁思成急得团团转，托了好几层关系，才从重庆的朋友那里弄到一小瓶当时极为稀缺的西药——盘尼西林。
这在当时是治疗肺部感染的救命药，梁思成视若珍宝。
他小心翼翼地按照说明书调好药，反复叮嘱何雪媛，每隔三个时辰，一定要给林徽因喂一次。
安顿好一切后，他不得不赶往营造学社的临时办公点，处理一份急需上报的古建筑保护文件。
“妈，您一定要记住按时喂药，我很快就回来。”梁思成不放心地又交代了一遍。
“知道了，知道了，你快去快回。”何雪媛不耐烦地说。
可梁思成刚走没多久，何雪媛就因为隔壁农户晒衣服时占了她家的晾衣绳，与对方吵了起来。
她双手叉腰，站在院子里扯着嗓子骂，用尽了刻薄的话语，足足吵了近一个时辰，直到把对方骂得闭门不出，才带着“胜利”的得意回到屋里，全然忘了女婿的嘱托。
那瓶能救林徽因性命的药，就静静地放在桌角，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傍晚时分，梁思成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一进门就察觉到不对劲。
他快步走到床前，摸了摸林徽因的额头，温度高得吓人，林徽因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胡话。
他心头一紧，转头就看到了桌上原封未动的药瓶。
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窜到头顶。
他声音发颤地问：“妈，您……没给徽因喂药？”
何雪媛这才猛然想起，可她第一反应不是愧疚，而是辩解：“我……我忙着跟邻居理论，忘了！不就一次嘛，能有多大事？她自己身子弱，怪得了谁？”
梁思成，这位素来温文尔雅、待人谦和的学者，此刻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第一次对着岳母厉声喊道：“这是救命的药！您知道这会让她有生命危险吗！”
而何雪媛的反应，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见女婿动怒，她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嘴里喊着女儿女婿联手欺负她这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婆”，哭着说自己“活着没指望了”。
“你们就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故意欺负我。”何雪媛边哭边说。
这场荒唐的闹剧，成了压垮林徽因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在高烧的迷糊中，清晰地听到了母亲的每一声哭喊。
那哭喊里没有半分对女儿的担忧，只有对自己“受委屈”的控诉。
几十年来积压的委屈、愤怒、压抑与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她用尽全身力气，从病榻上挣扎着抬起手，指向那个在地上撒泼的女人，发出了那句震彻人心的狂吼。
“你简直不可理喻！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你这样的折磨。”林徽因在心里呐喊着。
梁思成赶紧抱住妻子，轻声安慰道：“徽因，别激动，别激动，会好起来的。”
林徽因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说：“思成，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正当林徽因的怒吼声渐渐平息，屋内的气氛紧张到极点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原来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被梁思成提前请来，以防林徽因病情有变。
医生一进门，就察觉到屋内异样的气氛，但他没有多问，径直走到林徽因床前，开始为她检查身体。
“梁太太的病情很严重，必须尽快送医，这里的环境和药物都有限，再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严肃地说。
梁思成望着林徽因苍白的脸，眼底翻涌着决绝，转身时对着医生说了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