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执意迎娶村里满头白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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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国,你是不是疯了?放着好好的城里工作不要,非要娶个白毛怪!”我娘哭着捶我的后背。

我爹气得把饭碗都摔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不孝子。

可他们谁都不知道,十五年前那个下着暴雨的晚上,是她,用那瘦小的身子骨,把我从滚滚的山洪里给推了出来。

新婚那天晚上,我颤抖着手,挑开了那块红盖头。

昏黄的烛光下,盖头下面那张脸,让我当场就愣住了,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一九八九年,九月。秋风已经开始凉了。我们家堂屋里,气氛比这秋风还要凉。

我,李建国,直挺挺地站在屋子中间,像一根戳在地上的木桩子。

我爹,我们柳树村的村长李大山,一张脸黑得像锅底。

他刚刚把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砰”的一声,碎片溅得到处都是。

“你再说一遍!”他指着我的鼻子,手都在发抖。

我娘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用袖子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作孽啊,真是作孽啊……”

我那上初中的弟弟建军和刚上小学的妹妹建红,吓得躲在门后面,只敢探出两个小脑袋偷偷地往里看。

我深吸了一口这屋里沉闷的空气,把那句在心里憋了整整三个月的话,又说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爹,娘,我说了,我一定要娶她。”

“你……你这个逆子!”我爹气得嘴唇都发紫了,他顺手抄起门边的扫帚疙瘩就要往我身上抽。

我娘赶紧扑上来抱住他的胳膊,哭喊着:“他爹,你别打,你打死他也没用啊!这孩子是中了邪了!”

我说的“她”,是村东头那个独自住在破土坯房里的“白发怪女”。

村里没人知道她叫什么,也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

她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头上常年戴着一顶大大的、能遮住半张脸的竹斗笠。

她从不跟村里人说话,别人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低着头赶紧走开。

大家对她唯一的印象,就是从那斗笠边缘露出来的一头头发,不像老太太那种夹杂着黑丝的灰白,而是像雪一样,白得吓人,白得不正常。

村里的孩子们怕她,见了她就喊“白毛怪”,然后一哄而散。大人们也躲着她,都说她身上带着不干净的东西,晦气。

可我就是要娶她。这个决定,让整个柳树村都炸了锅。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大学生,是全村人的骄傲。

我爹当了半辈子村长,腰杆挺得最直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说“我儿子建国,以后是要在县城当老师的”。

我毕业证拿回来了,县教育局的工作安排通知也下来了,就等着我去报到。

可我,偏偏在这个时候,跟家里说,我不去县城了,我要留在村里,我要娶那个“白发怪女”。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遍了全村。

这几天,我们家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

东头的三婶来了,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建国啊,你可不能犯糊涂!你可是大学生,是吃公家饭的人,咋能娶个来路不明的疯婆子?你以后还要不要前途了?”

西头的二大爷也来了,蹲在门口抽着旱烟,吧嗒吧嗒地喷着烟圈,半天才说一句:“建国,听大爷一句劝,那女人邪性得很,你沾上了,怕是没好果子吃。”

就连村支书王伯伯,也特地把我叫到村委会,跟我谈了半天心,话里话外都是让我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一个“疯女人”,毁了自己,也丢了村里的脸。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我爹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在外面念书的时候,脑子读坏了。

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没疯,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我的脑子里,总会翻来覆去地出现十五年前那个画面。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冰冷的洪水淹没了我的口鼻,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就在那时候,一双手,一双瘦弱却无比有力的手,死死地抓住了我,把我拼了命地往岸上推。我只记得,那双手的主人,有一头被雨水打湿的、乌黑乌黑的长发。

我爹还在那儿喘着粗气,我娘的哭声也越来越大。

我走到我爹面前,“噗通”一声跪了下来。“爹,娘,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儿子,就答应我。这恩,我必须报。我要是不娶她,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撞在坚硬的青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爹看着我,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手里的扫帚疙瘩扔在了地上,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像是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他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罢了,罢了……我李大山没你这个儿子。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吧,以后是死是活,都别来找我们!”

我知道,他这是松口了,尽管这松口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这只是第一步。我必须走下去。

时间退回到一九七四年,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

我才九岁,正是顽皮的年纪。那天下午,我跟村里几个小子跑到村西头河沟里摸鱼,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天变了脸,黑云滚滚而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

"下大雨了!快回家!"领头的二柱子喊了一声,大家赶紧往岸上跑。

可我脚下一滑,踩到长满青苔的石头,整个人摔进水里,呛了好几口混着泥沙的河水。等我爬起来,小伙伴们已经跑没影了。

雨越下越大,像从天上往下倒。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轰隆隆"的怪响,声音越来越大。

我回头一看,魂都快吓飞了——山上正有一股黄色泥水,像巨大的泥龙一样咆哮着冲下来。这就是大人们常说的"山洪"。

我拼命地跑,可两条小短腿哪里跑得过凶猛的山洪。

没跑多远,巨大的力量从背后推来,我整个人被卷进冰冷刺骨的泥水里。

水流太急,我像片树叶被冲得团团转,泥沙灌进眼睛、鼻子、嘴巴。我拼命挣扎,喊着"救命",可声音一下子就被巨大的水声吞没了。

就在我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那是只很瘦的手,但抓得特别紧。我借着闪电的光,模糊地看到跳进水里救我的,是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瘦弱身影,看起来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把我往岸边推。

洪水太猛,好几次我们都差点被重新卷进水流中心。

有一次,为了把我推上块凸起的石头,她的胳膊好像被水里什么尖锐的东西划了一下,我听到她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

最后,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猛地一推,我终于抓住岸边一棵歪脖子柳树的根,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岸。我趴在泥地里大口吐着泥水,咳得撕心裂肺。

等我缓过气回头找她时,却只看到她被更猛的浪头卷着冲向下游,很快消失在黑暗和雨幕中。

我只来得及看到,月光从云缝透出来的瞬间,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在浑浊水面上漂散开来,像朵黑色的莲花。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家里的土炕上。我问娘是谁救了我,娘只是含糊地说:"是个好心人救了你,已经走了。"

从那天起,我只要一有机会就追着爹娘问,到底是谁救了我。

可不管我怎么问,他们都守口如瓶,后来被我问烦了,爹还会发火骂我。

时间一年年过去,那个雨夜、那双拼命托举我的手、还有那头乌黑的长发,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我心里。我找了整整十五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柳树村,先被分到村里小学实习。村东头那间破旧土坯房旁边,住着个独居的"怪人"——满头白发、总戴着斗笠的女人。

直到那天下午,我抄近路从河边回家,远远看见她蹲在河边青石板上洗衣服。

就在我准备转身时,一阵山风突然刮过,吹掉了她的斗笠。她慌忙低头去捡,抬起胳膊的瞬间,我的心猛地一跳,整个人像被定住了。

她的左手小臂上,有道非常明显的月牙形疤痕!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十五年前那个暴雨夜,那个瘦弱身影为了把我推上石头,胳膊也被水里的东西划伤了!就是她!我找了十五年的救命恩人,竟然就是村里人人避之不及的"白发怪女"!

我冲过去想问她,可她惊慌地抱起木盆就跑,脚步踉跄,像在逃命。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爹娘发了火,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爹,你告诉我,十五年前救我的,是不是村东头那个白头发的女人?"

看我把话说到这份上,娘终于绷不住,哭着说:"儿啊,是娘对不起你……是她,当年救你的就是她……"

从爹娘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

她在救我过程中被山洪冲到下游,头撞在石头上受了重伤,在卫生院昏迷十几天,高烧不退。

她命大最后醒了过来,但一头乌黑长发竟然在几天内全都变成雪白色。她也因为头部重创变得不爱说话,不愿见人。

后来她家人找到她,可看到她变成这样,都觉得她是不祥之人。

她家人嫌她丢人,就把她送到我们这偏远山村,给了爹一笔钱托他"照顾",实际上就是把她扔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

村里传言越来越多,说她逆了天意遭到"山神"惩罚,久而久之,她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怪人"。

我听完这一切,心里像被大石头堵住,又酸又疼。

我找了十五年的恩人,原来一直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过着被人嫌弃、与世隔绝的日子。

她用自己的青春,换回了我的命。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不能让她再这么孤苦伶仃地过下去。

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一个无比坚定的念头。我看着爹娘,一字一句地说:"爹,娘,我要报恩。我要娶她。"

我决定要娶秋月——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家里人给她取的名字。

这个决定,像一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池塘,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秋月自己。我拿着我娘准备的一些米面粮油,第一次正式地去敲她那扇破旧的木门。

门关得紧紧的,我敲了半天,里面才传来一个沙哑又微弱的声音:“你走吧,我这里没什么东西。”我隔着门板对她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是李建国。十五年前,是你救了我。现在,我想娶你为妻,照顾你一辈子。”

门里一下子就没了声音。

过了好久好久,我才听到她带着哭腔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你快走吧……我已经是个怪物了,你不要为了报恩,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你走啊!”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越是这样,我心里那个念头就越坚定。我把东西放在她门口,对她说:“我明天再来。”



接下来,压力从四面八方朝我涌了过来。

县教育局的王科长,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特地坐着颠簸的班车来到了我们村。

他把我叫到村委会,很严肃地跟我谈话:“李建国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听说了。你可是我们县里重点培养的年轻教师,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你如果要娶一个……一个精神和背景都有问题的女人,这会给你的个人形象和教师队伍的声誉,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不要自毁前程啊!”

还没等我从王科长的“教育”中缓过神来,我那个通过媒人介绍、只见过几面的“未婚妻”家里,也派人来了。

来的是她哥哥,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年轻人。

他连我们家门都没进,就站在院子里,把当初订婚时收的彩礼钱扔在了地上,一脸嫌弃地说:“我妹妹的命金贵着呢!我们可不敢让她嫁给一个中了邪、要娶白毛怪的人!这亲事,就这么算了!”说完,扭头就走,连口水都懒得喝。我娘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村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村支书王伯伯看劝不动我,竟然召集了全村的村民,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开起了村民大会。

大会的主题,就是讨论要不要把秋月这个“不祥之人”从村里赶出去,免得她“带坏了村里的风气”,“连累了村里的好青年”。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人都支持把她赶走,说她待在村里一天,村里就一天不吉利。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冲到人群中间,对着所有人大声喊道:“你们谁都不能赶她走!十五年前,发山洪那次,就是她救了我的命!她不是不祥之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话让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可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建国,你是不是糊涂了?你说她救了你,谁看见了?我看你就是找个借口,好跟她不清不楚地搅和在一起!”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根本没人相信我的话。都说我是读书读傻了,被那个“白毛怪”给迷住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建国说的,是真的。”说话的是我们村的老村医,孙爷爷。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德高望重,村里人都很敬重他。

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人群前面,清了清嗓子说:“当年那个女娃娃被送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给她看的。她头上的伤很重,烧了十几天,人都快烧糊涂了。她那一头黑头发,就是在那之后,慢慢变白的。我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受的伤,但她是为了救建国才变成这样的,这事儿,错不了。”

孙爷爷的话,像一块巨石,镇住了所有人的议论。大家虽然还是半信半疑,但至少没人再嚷嚷着要立刻把人赶走了。

最大的阻力,来自我的家族。

我爷爷那一辈的族长,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被人从邻村请了过来。他召集了所有姓李的族人,在我们家祠堂里开了个家族会议。

族长爷爷坐在太师椅上,用拐杖指着我,声色俱厉地说:“李建国!你作为李家的子孙,未来的读书人,竟然要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妖物,败坏我李家的门风!我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还执迷不悟,我就代表列祖列宗,把你从族谱上除名!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李家的人,是生是死,都与李家无关!”

被家族除名,这在农村,是比死还难受的惩罚。

我爹娘吓得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族长磕头,求他饶了我。我看着祠堂里挂着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爹娘,我心如刀绞。

但我知道,我不能退。我一旦退了,秋月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我挺直了腰杆,对着族长爷爷,也对着所有的族人,一字一句地说:“族长爷爷,各位叔伯,我李建国今天把话撂在这儿。秋月,我娶定了。你们要是觉得我丢了李家的脸,那就把我除名吧。这个恩,我必须报。这个人,我必须救。”说完,我转身就走出了祠堂,再也没有回头。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农历八月二十九。

是个好日子,宜嫁娶。我和秋月的婚礼,就在这一天举行。说是一场婚礼,其实冷清得还不如村里谁家办丧事。

没有宾客,没有鞭炮,没有酒席,甚至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我爹娘最终还是没拗过我,他们不可能真的不要我这个儿子。

婚礼那天,我爹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抽闷烟,一句话不说。我娘则红着眼睛,默默地帮我把新房收拾了一下,在床头贴了一对红色的“囍”字剪纸。

那红色,在这冷冷清清的屋里,显得格外刺眼。我弟弟妹妹想来帮忙,被我爹吼了一顿,不准他们参加这个“丢人现眼”的仪式。

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新郎要亲自去接新娘。秋月没有娘家,我就一个人走到了村东头她那间破土坯房。

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自己穿上了一身红色的棉袄。那是我托人去镇上扯了布,我娘连夜给她赶做出来的,是她这十几年来,唯一的一件新衣服。

她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红盖头。那满头的雪白长发,根本遮不住,从盖头的边缘丝丝缕缕地露了出来,白得触目惊心。

我牵着她的手,带她回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上来道喜。村民们都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口,或者聚在巷子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我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议论声。

“真是疯了,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就这么毁了。”

“你看那白毛怪,盖着红盖头也遮不住那一头白发,真是晦气!”

“等着瞧吧,娶了这种不祥之人,早晚要遭报应的。”那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身上,也扎在我身边这个不停颤抖的女人身上。



我能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冰凉冰凉的,全是冷汗。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想给她一点力量。

回到家,堂屋里就摆了一张小方桌,上面点了两根红蜡烛。

我爹黑着脸坐在太师椅上,算是充当了长辈。拜堂的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司仪是我找来的一个远房堂哥,他念得有气无力,好像巴不得赶紧结束。

我们俩就在我爹冷漠的注视和我娘压抑的哭声中,草草地完成了仪式。没有掌声,没有祝福,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礼毕,我牵着秋月,把她送进了我们那间唯一贴了“囍”字的新房。房间里很简陋,除了一张土炕,一个旧木柜子,就没别的像样家具了。

炕上铺着我娘刚弹的棉花被褥,也是崭新的。屋里没有电灯,只有桌上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豆大的火苗在灯罩里轻轻地跳动着,把我们俩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好长,不停地摇曳。

我关上房门,把外面的所有声音都隔绝了。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秋月端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尽管这场婚事是我一意孤行坚持下来的,可真到了这一刻,我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十五年了,我找了她十五年,可我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她的脸。

她救我的时候,天太黑,雨太大。

后来在村里见到她,她总是戴着斗笠,把头埋得低低的。我只知道她有一头白发,有一道月牙形的疤痕。

可她到底长什么样?是一个因为常年与世隔绝而面容枯槁的女人,还是一个因为被传言困扰而神情怪异的妇人?

我不知道。

我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她,照顾她一辈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她面前。煤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发出“噼啪”一声轻响。我看着她头上的红盖头,伸出了手。我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一下一下,重重地敲在我的胸口上。

我终于,用颤抖的指尖,捏住了那块红色盖头的一角,然后,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将它掀了起来。

我的手抖得厉害,那块薄薄的红盖头,在我手里仿佛有千斤重。

随着盖头被一点点掀开,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雪白的发鬓,在昏黄的烛光下,泛着一种近乎不真实的光泽。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终于,那块红布被我完全掀开了。

烛光下,一张脸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就在看到那张脸的一瞬间,我的呼吸猛地一滞,大脑一片空白,伸出去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整个人都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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