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去朝鲜之前，我以为自己挺懂事的。
四十出头，在丹东做了小二十年生意，攒了点钱，见过些世面。这次报团去平壤，纯粹是好奇——隔着江看了大半辈子，总得过去瞧瞧。
没想到，这一瞧，瞧出我一身的不是。
大巴车刚进平壤，团里就热闹起来了。
“这楼得有五十年了吧？”“街上怎么连个红绿灯都没有？”“你看那人穿的，像咱们八十年代。”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前排的朝鲜导游听见。导游姓朴，三十来岁，中文说得比我这丹东人还标准。她笑了笑，没接话，继续介绍窗外的万寿台纪念碑。
中午吃饭，团里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掏出手机，把屏幕亮给旁边人看：“今早汇率，人民币兑朝币1：1200，咱们这一顿饭钱，够他们吃一年。”
旁边几个人跟着笑。我也跟着笑。但笑完之后，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朴导游就坐在隔壁桌，面前是一碗冷面，一小碟泡菜。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是在数米粒。
第二天去少年宫看表演，团里有人拎了一大袋零食。
“给孩子们带的，”她说，“咱们中国产的，比他们这儿的强。”
到了地方才发现，根本送不出去。朝鲜老师礼貌地摆手，孩子们训练有素地表演，眼神始终落在舞台前方，从不往观众席的零食袋上瞟。
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表演结束后在后台门口探头探脑。那袋零食最终还是递了过去，小男孩接住，愣了一下，然后跑回去，把袋子塞给了一个年龄更小的女孩。
那女孩捧着袋子，没拆，就那么捧着，像捧着一件宝贝。
团里有人小声嘀咕：“至于吗？就几包辣条。”
我没吭声。但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把袋子紧紧抱在胸口，转身跑进里屋，再也没出来。
第三天晚上，自由活动。
我和团里两个人溜达到平壤火车站附近，想看看当地人的生活。路边有个卖烤玉米的老太太，支个小摊，炉子上的玉米烤得焦黄。
团里那个服装老板走过去，掏出一张十块人民币：“来三个。”
老太太摆手，指了指旁边一张纸，上面用朝鲜文和中文写着：每根两千朝币。
服装老板愣了：“两千朝币？那不就一块多人民币？这么便宜？”
他硬塞过去十块钱，拿了三根玉米，转身就走。老太太追上来，手里攥着一把朝币，非要找零。服装老板不接，她急得脸都红了，嘴里叽里咕噜说个不停。
旁边一个懂朝鲜话的路人帮忙翻译：“她说，不能多收，这是规矩。”
那十块钱最终还是被塞回了服装老板手里。老太太拿着三根玉米的钱，数了两遍，确认没错，才松了口气，冲我们鞠了个躬。
回去的路上，服装老板一直没说话。走了半条街，他突然冒出一句：“咱们在国内，少找一毛钱都得跟人急。人家倒好，多收一块钱都不干。”
最后一天去板门店，同车有个二十出头的小伙，一路上手机没离过手，拍风景、拍同伴、拍自己，时不时还开个直播。
“老铁们看看，这就是板门店，对面就是韩国，咱现在站的这可是朝鲜……”
朴导游轻声提醒他：“先生，军事区最好不要直播。”
小伙不乐意了：“咋了？我这是给他们宣传，让他们看看朝鲜啥样。”
朴导游没再说话。但我看见她把脸转向窗外，很久没有转过来。
回平壤的路上，车厢里难得安静。小伙后来关了直播，靠在座位上，盯着窗外发呆。经过一处村庄时，有几个孩子站在路边，冲大巴车挥手。小伙下意识举起手机，又放下了。
“算了，”他说，“拍了也不知道往哪儿发。”
回国那天，在丹东海关排队过关。
前面是个朝鲜妇女，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东西。过关时，海关人员让她打开检查——包袱里是几床棉被，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塑料袋干辣椒。
“这都啥呀？”后面有人小声议论。
旁边一个常跑边境的商人接话：“给亲戚带的呗。朝鲜那边，这些东西金贵。”
我忽然想起那个抱着辣条跑进里屋的小女孩，想起那个追着找零钱的烤玉米老太太，想起朴导游吃冷面时数米粒的样子。
过了关，踏上丹东的土地，熟悉的高楼大厦扑面而来。团里有人长出一口气：“还是咱们这儿好啊。”
没人接话。
前几天又去江边散步。
对岸新义州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楼，稀稀拉拉的人。江这边，丹东的夜景亮得晃眼，霓虹灯把江水染成五颜六色。
身边走过几个刚下火车的游客，操着南方口音，指着对岸大声说笑：“那边就是朝鲜啊？这么近？”
其中一个举起手机，对着江对岸拍了又拍，嘴里念叨着：“太落后了，太落后了，跟咱们没法比。”
我站在旁边，忽然很想问他一句：你见过那个追着找零钱的烤玉米老太太吗？你见过那个把辣条紧紧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吗？
我没问。问了也白问。
有些东西，得自己亲眼看见，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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