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中软肋！后普京时代4场景曝光，中俄外交关系能否稳住大局？

随着2026年俄乌和谈进入深水区，有关未来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的话题备受关注。

近日，有西方智库详细探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四种场景，分别为：激进场景、缓和场景、碎片场景和西化场景。

下面一一介绍。

1、激进场景

经过长达四年多的战争状态，莫斯科的“鸽派”早已销声匿迹，主流政治人物都在互相飙车看谁对西方更强硬。

以大家熟悉的梅德韦杰夫为例，他在2008至2012年担任总统期间曾被认为是亲西方代表，如今则成为放狠话最多的俄罗斯政客。

比如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不排除派兵到乌克兰”后，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

“每天都会出现西方政客大脑衰退的例子。拿破仑的渺小后人试图重新戴上两百年前摘下的金色肩章，渴望以拿破仑的气魄复仇，胡诌关于北约个别国家向基辅派兵的残暴言论……”

除梅德韦杰夫外，像国家杜马主席沃格金、国务委员会秘书久明等，激进色彩也都十分浓厚，许多俄罗斯政治精英甚至将普京在动员等问题上的克制视为对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障碍。

因此不排除未来出现一位更激进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进一步推向高潮。

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久明——1972年出生的久明曾是普京卫队负责人，后历任俄罗斯陆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图拉州州长、总统助理、国务委员会秘书等职，被视为潜在总统候选人。

久明与普京年龄差20岁，叶利钦与普京差21岁，俄政坛似乎很喜欢这种隔代交接的方式。

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自开战以来，米舒斯京专注于内政，是极少数没有激烈批评西方的莫斯科高层，也不被认为是普京核心圈子成员。

按照俄国法律，总统换届后总理必须率领内阁总辞，新总统重新提名总理人选，在总统不能履职时，总理作为第一顺位继任人担任临时总统。

2、缓和场景

外界所能联想到的典型缓和案例，主要是斯大林逝世后莫斯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迅速发生180度大转弯，谁都没想到，首先提出解决朝鲜停战问题的竟然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回到苏联外交部后立即要求下属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称“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

不仅如此，原先被视为强硬派的贝利亚也十分积极，好像之前的“强硬”都是为了表演给斯大林看一样。

3月11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发表讲话时公开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可能与美国进行停战谈判。

3月18日，莫洛托夫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苏共新领导层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

3月21日晚，苏共领导层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

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

再后来等到赫鲁晓夫完全掌权，苏联提出所谓的“三和路线”，追求适度的经济改革，并缓和与西方的升级。

赫鲁晓夫当然也有强硬的一面，但他的强硬更多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

回到今天的俄罗斯，缓和场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的敌对关系——很难想象普京的继任者短期内完全撤出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放弃已经公投入俄的土地。

但该场景下俄罗斯有可能收缩战线，同意现状停火方案并严格遵守协议，发起一些示好举动换取西方解除制裁。

3、碎片场景

当普京这样拥有巨大权威的总统退出历史舞台后，实际上很难将权力完全移交到某一个人手中，继承他的有可能是一个接班团队，类似“三人小组”或“四驾马车”。

这种情况下，领导层更迭将分散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克里姆林宫对一线军事将领和车臣等地方实力派的掌控力，甚至有可能导致战时军事团体的分裂。

此时俄罗斯有可能选择逐步退出在乌克兰的战争，也有可能因权威受损导致重大决策权下移至军方将领手中，使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事实上，俄罗斯武装力量原本就有“半私营化”“山头林立”的特征，序列非常复杂。

比较关键的有国防部（含总参谋部与特别军事行动指挥部）、近卫军总局、联邦安全局、联邦警卫局、对外情报局、内务部（相当于公安部）、总统特别计划总局等。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下属的军事武装或准军事武装，也都有自己的领导。

长期以来，普京在团结俄罗斯核心领导层和社会精英方面做得非常好，正因如此，各方才会对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感到忧心忡忡。

梅德韦杰夫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讲道：“若我们未能团结精英阶层，作为单一国家的俄罗斯将可能消失，其后果相当可怕，苏联解体与现代俄罗斯之崩溃相比，可能也不过如幼儿园日场电影一般。”

4、西化场景

西化场景即俄罗斯主动或在外力干预下产生亲西方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考虑到普京时期已经边缘化并收编了俄罗斯精英中的亲西派，西化场景看起来可能性较小。

因为军事力量在权力更迭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俄罗斯国内的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佐洛托夫、帕特鲁舍夫、小卡特罗夫、前线军方将领、情报部门负责人等实力派均深度卷入了与西方的冲突，他们的名字都在欧美制裁清单上。

另一方面，除统一俄罗斯党外，俄国内最大的反对党是俄共，而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是当年苏共内部的保守派，曾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

一种极端情况是俄罗斯爆发内部危机，来自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导致亲西方政治人物上台，然后欧美趁机解除制裁并施加经济援助，帮助其巩固局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利钦就频频因债务和货币危机向克林顿寻求帮助，美国则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

“后普京时代”俄罗斯领导层的变革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时刻，虽然很难评估每种场景的概率，但从沙俄和苏联过去的更迭历史来看，场景2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在西方学者看来，普京个人与俄乌战争早已高度绑定，他执政的时间越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就越差。

因此欧美高度关注莫斯科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动，他们期待下任克里姆林宫主人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给自己也是给欧美解套。

最后回到中国的视角。

中俄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各界高度关注俄罗斯领导层更迭可能对中俄关系产生的影响，站在中方角度，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

1、无论俄国内政局如何变动，中国防止西方利用中俄矛盾的根本方法，是时刻保持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大于中国与西方的矛盾。

2、中俄本质上都不愿意冒险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卷入重大冲突，考虑到中俄与西方的关系存在一定联动效应，中方其实不希望看到俄乌战争局势进一步升级，最好是让俄罗斯与西方保持“微微紧张”状态。

3、当未来俄罗斯出现权力更迭时，新政府往往迫切需要来自强力盟友的支持（比如1954至1957年间的赫鲁晓夫），短期内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或将增大而不是减小。

4、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点，正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驾驭不了中国一样，即使今天的俄国已经明显衰落，但中国在双边关系中仍无法完全驾驭俄罗斯，这是由其历史和民族特质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