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的“官场死局”——广州巨富为何宁死也不去浙江赴任？

问得好。这俩问题，恰恰是理解潘仕成悲剧的钥匙。

在回答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被皇帝亲自点名，外放做个年薪几十万两的盐运使，你会去吗？

搁一般人，怕是连夜打包行李、雇八抬大轿直奔衙门。可在晚清广州，有个人偏不。

潘仕成，这个从十三行发家的巨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接到了一封足以让天下商人眼红的圣旨——特旨补授两广盐运使。

这是个什么官？从三品，掌管一省盐务，放在今天就是省盐业局局长（可能类比为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更合适）兼省税务局局长，油水厚得能流油。而且是在自己的老家广东任职，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简直人生巅峰。

可潘仕成干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他死活不肯去。

他“禀大吏固辞”，说不敢当，硬是推掉了这个肥缺。朝廷只好改授他浙江盐运使，让他去外地任职。结果呢？他还是不去。

咸丰三年（1853年），皇帝急了，专门下旨严催：“广东在籍候补盐运使潘仕成，于上年十月简放浙江盐运使，迄今未据咨报到省……着该省及沿途各督抚，迅即严催，饬令赴任，不准再有逗留。”

皇帝的口气已经很重了——“不准再有逗留”。可潘仕成依旧纹丝不动，死守广州，直到被抄家、被亲侄扔在地上咽气，也没踏上去浙江的路。

这事搁谁都想不通：一个商人，梦寐以求的不就是官身吗？好不容易爬上了三品大员，为什么死活不去？

今天，咱们就聊透这个谜——潘仕成的“官场死局”。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看潘仕成的真实处境。

很多人以为，潘仕成是先富后官，靠捐输买了个官衔，挂个虚名充门面。其实不是。邱捷教授的考证说得很清楚：潘仕成在道光年间是真真正正的实缺官员——先放甘肃平庆泾道，后改广西桂平梧郁道，最后补授两广盐运使。这些都是实职，不是虚衔。皇帝是真的想让他去当官、管事的。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既是官，又是商。

按清朝官制，官员不许经商，更不许在本省任职时插手盐务。可潘仕成呢？他的“潘继兴”商名，正在承充广西临全埠盐商总商。临全埠是广西最大的盐埠，据《两广盐法志》记载，下辖57个分埠，每年额定盐饷七万三千多两，牵扯着半个广西的食盐供应。

如果他去当了两广盐运使，会是什么局面？

他自己管自己？自己给自己批盐引、核盐课？那不成了一手遮天？朝廷再糊涂，也不会让一个盐商去管盐政。

唯一的出路，就是辞掉盐商身份，专心做官。可潘仕成为什么不辞？

《尺素遗芬》里有一封陶恩培给他的信，道破了天机：“临川埠光景如何？但使经理得宜，日有起色，不难弥补积亏。惟尊府酬应甚广，恐致入不敷出，则依然不能宽裕耳。”

看懂了吗？潘仕成根本不是不想辞，是辞不掉。

他接手的临全埠，本来就是个烂摊子——前任李念德堂亏空一百多万两，这笔债全背在潘仕成身上。如果他去当官，盐务交给谁？交给族人？族人早就在旁边盯着他的家产；交给伙计？伙计哪有能力填这个窟窿。

有人可能会问：区区一百多万两，对潘仕成这样的大富豪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

这就要说清楚晚清的银子有多值钱了。当时清朝全国一年的盐课收入，也就几百万两。潘仕成一个人背的债，抵得上朝廷小半年的盐税收入。

要知道，这笔钱不是他自己欠的，是整个临全埠历年积亏的总账，是前任留下的、同行欠的、官府摊派的，全算在他这个“总商”头上了。他不是欠了一百多万，他是替整个广西盐商和两广官场背了一百多万。

更致命的是，临全埠的盐务牵扯着两广官场的利益。广西巡抚、广东盐运使、地方州县，哪个不等着盐商的“报效”？哪个不指着盐商的捐输？

这又是个持续失血的系统，得不断往这个无底洞里填银子。可实际上，各级官府找他要的各种报效、摊派、规费，不仅没少，反而因为听说来了个有钱的新总商，变本加厉。

一旦他撒手不干，整个链条就断了——那些指着盐商吃饭的官员，能饶得了他？

所以潘仕成只能死扛。他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潘仕成和耆英的关系里。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耆英是道光朝后期最有权势的满洲贵族之一，做过两广总督，主持过《南京条约》的谈判。而潘仕成，正是耆英在广东最倚重的“商人幕僚”。

鸦片战争后，清廷急需熟悉洋务的人才。潘仕成恰好符合条件——他会外语，懂洋行，造过战舰，制过水雷，跟英美商人打过无数交道。耆英把他当成了“洋务顾问”，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844年，耆英去澳门和美国使臣顾盛谈判，带的随员里就有潘仕成。谈判之余，潘仕成还在妈祖阁旁的石壁上题了一首诗：“奇石如伏虎，奔涛有怒龙。偶携一樽酒，来听数声钟。”

这首诗写得不算多好，但能跟着钦差大臣去谈判、还能在名胜古迹留题，说明潘仕成在耆英眼里的分量。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潘仕成才被破格重用——实授道台、加布政使衔、补授盐运使，全是耆英保举的结果。耆英对道光皇帝说，潘仕成“留于广东，以道员差遣，该督可收臂指之助”。说白了，就是：这人我得留着用。

可问题是，耆英能保他上去，也能拖他下来。

咸丰继位后，耆英迅速失势，咸丰八年（1858年）因奉命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却擅自回京，被咸丰帝赐自尽。潘仕成虽然没受牵连，但朝中靠山倒了。新上来的官员，谁还认得他潘仕成是谁？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里有个细节特别扎心：同治年间，杜凤治去潘家催迁，潘仕成已经半身不遂躺在床上。杜凤治问他为什么不早搬走，潘仕成只说了一句话：“人多难觅屋。”

一个曾经能和钦差大臣平起平坐的人，现在连一个七品知县都要低声下气地哀求。这种落差，比抄家更残酷。

所以，潘仕成不去浙江赴任，还有一个原因：他不敢走。

广州是他的地盘，这里有他的人脉、他的产业、他的根基。一旦去了浙江，人生地不熟，朝中又没了靠山，万一有人参他一本“在籍经商、以官谋私”，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留在广州，至少还能靠着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周旋。可事实证明，这层关系网在他失势后，脆弱得像纸一样。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潘仕成难道没想过全身而退吗？

他当然想过。

咸丰年间，他就开始淡出政坛，“养疴里门，不复出”。《广州府志》说他“晚岁困盐车，至破其家”，其实就是想从盐务里抽身，但已经抽不出来了。

他被两广的盐政黑洞彻底吸住了——前任的亏空他要背，同行的欠款他要背，朝廷的捐输他要背，地方官的勒索他还要背。背上背的东西越来越多，直到把他压垮。

同治八年（1869）九月，上谕下来：“潘仕成着即革职，勒限追缴。”罪名是“亏欠课款甚巨”。可谁都知道，这笔巨款里，有多少是潘仕成自己花的，有多少是替别人背的？

还有一个细节：潘仕成被抄家后，盐运使钟谦钧替他“弥缝殆尽”，说是已经把亏空处理得只剩三千两。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但不管如何，足以说明潘仕成的亏空，根本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可最终承担后果的，只有他一个人。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1874年5月），潘仕成死在广州一间破屋里。

死之前，他被亲侄子从床上拖到地上，摔得奄奄一息。曾经造战舰、办洋务、刻典籍、建名园的一代巨富，死的时候连一点尊严都没剩下。

他一生没去浙江赴任，一生没离开广州。有人说他恋栈，有人说他糊涂，可在我看来，他只是太清醒了——他早就看清，在那个腐朽的王朝里，商人无论爬多高，终究只是朝廷的提款机。当提款机里没钱了，就会被一脚踢开。

可他又不够清醒——他以为靠着人脉、靠着功劳、靠着多年经营，总能在夹缝里活下去。他不知道，在晚清的官场上，没有靠山，就没有活路。

潘仕成的一生，是晚清商人的缩影：他们被制度捧起来，又被制度摔下去；被权力需要，又被权力抛弃。

唯一留下的，是那些藏在古籍里的刻印、藏在石碑上的题诗、藏在紫砂壶底的“潘”字印，沉默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悲欢。

【潘仕成系列·后四篇】

第一篇：红顶商人的“官场死局”——广州巨富为何宁死也不去浙江赴任？第二篇：首富的儿女们——潘仕成被抄家后，他的孩子去哪了？第三篇：十三行巨富的遗产——海山仙馆藏书被抄后，流落何方？第四篇：红顶商人的生死局——潘仕成们为什么注定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