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德国对华接触并非背离西方，而是战略对冲

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持续衰退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常被置于意识形态或道德框架下解读，而这类解读恰恰偏离了核心。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结构性因素：经济引力、政策的可预见性，以及发达工业国家在不确定性面前的行为转变。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2月25日至26日的中国之行，尤为清晰地诠释了这一趋势。

2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建立在物质实力与政治同盟忠诚度的双重基础之上。盟友之所以接受美国的主导，不仅因其军事和金融优势，更因华盛顿曾被视作政策可预判、且始终致力于推动共同繁荣的一方。而今，这一平衡已被打破。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美国愈发倾向于通过关税、制裁和直接施压的方式行使权力——即便是对盟友也毫不例外。这般手段虽彰显了实力，却严重损害了互信。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公元1469年—1527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执政委员会秘书，著有《君主论》《论李维》等著作，提出以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奠定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基础。译者注）曾提出，若无法同时赢得他人的爱戴与敬畏，便可用敬畏取代爱戴。但敬畏只能换来顺从，而非忠诚。在供应链多元化、经济增长中心多极化的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这样的顺从不堪一击。

德国的对华合作举措，正是这一现实的体现。德国虽深度融入跨大西洋联盟，却也不得不直面冰冷的经济现实。美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国家出口市场，吸纳了德国约10%的出口额，而中国的占比约为7%至8%。但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年贸易额超2510亿欧元。

德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尤为显著。大众汽车近40%的全球销量、宝马三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梅赛德斯-奔驰超35%的汽车交付量均来自中国；巴斯夫正斥资超100亿欧元在湛江建设全新一体化化工基地，这也是其规模最大的海外单体投资项目；西门子约15%的全球营收来自中国市场。这些绝非无关紧要的数字，而是定义德国工业未来的关键指标。

2025年5月1日，在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参观者走在大众汽车展台上。（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在此背景下，默茨总理2月的北京之行，既非象征性访问，也非特殊之举，而是延续了一种趋势。过去两年，欧洲各国的总统、总理、首相、财长等政要纷纷到访中国，背后的原因实则务实：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旺盛的需求，以及以数十年为维度的长远规划视野，而美国的政策却变得愈发反复无常。

美欧经济政策的反差尤为鲜明。美国已对电动汽车、钢铁、铝、清洁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重启关税，或扬言加征关税，这种政策的不可预见性，让欧洲出口商付出了切实的代价。德国钢铁企业面临美国最高25%的关税，而汽车行业更是笼罩在加征关税的阴影之下——仅在德国，该行业就吸纳了超80万人就业。

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6%，而德国即便放弃了严格的“债务刹车”机制，赤字率仍能维持在2%至3%的区间。美国在推行财政扩张政策的同时，还要求盟友承受贸易冲击、保持战略一致、接受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德国这类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这样的要求愈发难以承受。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非主要依托军事实力，而是根植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稳定的政策延续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8%，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30%以上，在太阳能电池板（全球供应占比超80%）、电动汽车电池（全球供应占比约70%）等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2026年2月24日，工人在德资企业爱柯迪富乐精密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作业。（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能为合作伙伴提供政策的可预见性。五年规划、产业政策与长期基础设施投资，为外国合作方指明了更清晰的发展方向，这与美国动辄宣布加征关税、因大选更迭而推翻往届政府政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默茨总理在北京的会谈中，着重强调了双方在汽车产业转型、绿色科技、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这些正是德国企业寻求稳定市场、中国寻求高质量合作方的领域。

德国的选择并非个例。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多个中东欧国家，均已加强与中国的高层交往。这并非意识形态趋同的结果，而是战略考量的抉择。欧洲各国政要愈发意识到，与中国开展深入、有效的合作不仅具有可行性，更是势在必行；而与美国的关系，却变得愈发难以预判。

欧洲行业协会的调研显示，尽管存在政治紧张局势，超60%在华运营的欧盟大型企业仍计划维持或扩大在华业务布局。对许多企业而言，放弃中国市场便意味着发展停滞。当前欧洲国家的平均GDP增速仍低于1.5%，而中国即便处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速仍保持在4%至5%的区间。

虽然美国仍是全球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金融超级大国，但缺乏忠诚度支撑的实力，所带来的回报正不断递减。当盟友感受到的不再是保护，而是施压时，便会采取对冲策略。德国的对华接触并非背离西方，而是一种战略对冲，而这种对冲本身，就是美国影响力不断衰退的明证。

中国的优势，并非要求他国效忠于己，而是为各国提供参与发展的机会。中方从不要求合作方公开选边站队，只倡导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携手谋划长远发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份克制恰恰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默茨总理2月的北京之行，给世界带来的启示并非欧洲“疏远”美国，而是21世纪的国际影响力，始终是有条件的。恐惧能让人屈服，却无法让心凝聚；唯有政策的可预见性、实实在在的经济机遇与持久的战略耐心，才能构建牢不可破的联结。

（作者卓马奥特·奥托尔巴耶夫，系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著有《新大博弈阴影下的中亚经济重生》等著作）

翻 译：梁 宵

责任编辑：吕 翎

设计排版：卢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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