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演习我中弹喜欢的女军医却跑向团长,十五年后我佩将星回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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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五年后,她站在军区总医院的白色台阶上,手里的病历散落一地,像一群受惊的蝴蝶。

周围死寂,只有她用一种轻得像要被风吹散,却又清晰地足以刺穿十五年时光的声音,颤抖着叫出我的名字:“林……峰……”

那一刻,我想起的,是86年戈壁演习场上,她转身奔向团长时,留给我那个决绝的背影。



一九八六年的风,是硬的。

吹在脸上,像砂纸。

我们的212吉普车在搓板一样的土路上颠簸,卷起的黄沙能把天都染成土黄色。

车窗外面,是无穷无尽的戈壁。

除了沙子,就是石头,还有偶尔一丛半死不活的骆驼刺。

这里被我们叫做“炼狱场”。

每年夏天,全军区的精锐都会被拉到这里,进行一场代号叫“沙暴”的红蓝对抗。

我是林峰,红军尖刀连的连长。

也是全团公认的兵王。

这个称号不是自封的,是用子弹喂出来的,用汗水泡出来的。

五公里武装越野,我能把第二名甩开一整圈。

四百米障碍,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实弹射击,一百米外的靶心,对我来说就是个不大不小的黑点,想打哪儿打哪儿。

所以,我有点狂。

这份狂,让我在看大部分人的时候,都觉得他们是慢镜头。

但这份狂,在苏晚面前,会自动收敛。

她是三个月前,刚从第四军医大学分配来的军医。

很白,很静。

不像戈壁滩上的人,倒像是从江南水乡的画里走出来的。

她那身洗得发白的白大褂,在我眼里,比什么军装都精神。

第一次和她说话,是我在搞器械训练的时候,故意从单杠上“失手”掉下来。

我呲牙咧嘴地被两个兵架到医疗站。

她正在给一个被蝎子蜇了的战士上药,动作很轻,很专注。

她听完我的兵夸张的描述,只是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戈壁上空最干净的星星,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心里。

她让我坐下,捏了捏我的手腕,又按了按我的脚踝。

她的手指很凉,带着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味。

“你想休息半天?”她问。

声音不大,但很清澈。

我当时脸就红了,像被扒了皮。

“没……没,就是摔得有点狠。”我支吾着。

她没戳穿我,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卷纱布,递给我。

“没什么大事,自己擦点药吧。”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

“下次想来,可以直接走进来,不用这么费事。”

从那天起,医疗站就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

有时候是送水,有时候是报告训练中有人中暑,有时候干脆就没什么理由,只是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晃一圈。

我发现,她似乎并不烦我。

她会在我满头大汗地给她扛去一桶水后,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泡好的、带着点苦味的凉茶。



她会在我吹嘘自己射击成绩的时候,安静地听着,嘴角会有一个很浅的笑。

我知道,她在看我。

就像我知道,每次我在训练场上像头疯牛一样冲刺时,总有一道安静的目光,从那个小小的医疗站窗口投过来。

这让我浑身都是劲。

“沙暴”演习正式开始的前一晚。

戈壁滩的月亮,又大又圆,像个白玉盘子。

我揣着一个东西,溜达到了医疗站。

她正在月光下,整理第二天要带上战场的医药箱。

我把那个东西塞到她手里。

是一个用7.62毫米步枪弹壳打磨了半个多月的工艺品。

我把它磨得锃亮,在顶上钻了几个小孔,用鱼线穿起来,理论上,有风的时候它会响。

虽然这鬼地方的风,只会吼,不会唱。

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像在打鼓。

“送你的。”我说,声音干巴巴的。

她低头看着那个弹壳,月光照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没说话。

“等演习结束,”我鼓起勇气,“我带你去看日落。”

我跟她描述过,戈壁的日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太阳掉下去的时候,会把整个天空都烧起来,那种红色,壮烈得像英雄流的血。

她还是没说话,只是把那个弹壳握得很紧很紧,仿佛要把它嵌进手心里。

我把这当成了默许。

第二天,演习打疯了。

我们红军的任务,就是要在十二小时内,穿插迂回一百多公里,端掉蓝军设在“一线天”的指挥部。

高建军,我们的团长,一个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在动员会上眼睛都红了。

他说,这次演习,总部首长都在观察,谁打出彩,谁就有前途。

我的前途,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只想早点结束这场该死的演习,然后去兑现那个看日落的承诺。

我带着我最精锐的一个班,像一群狼,悄无声息地脱离了大部队。

我们靠着水壶里最后一点水,和几块压缩饼干,在正午的烈日下,翻过了一座又一座沙丘。

空气里全是空包弹的射击声,还有模拟炮弹爆炸后扬起的尘土。

那味道,呛人,但兴奋。

我能感觉到肾上腺素在我血管里奔流。

下午四点,我们终于摸到了“一线天”的侧翼。

蓝军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隐蔽的山坳里,外面有铁丝网,还有明哨暗哨。

在我眼里,那些都跟纸糊的没什么两样。

我打了个手势,身后的两个兵像壁虎一样贴着岩壁摸了过去。

我端着枪,瞄准镜里,蓝军指挥部那面代表胜利的旗子,已经清晰可见。

我甚至开始盘算,等我第一个冲进去,缴了他们的旗,这个头功,总该有我一份。

有了这份功劳,我再站在苏晚面前,腰杆就能挺得更直了。

就在我准备下令突击的那一刻。

一声很不一样的枪声响了。

不是空包弹那种“啪”的清脆。

而是一种沉闷的,“噗”的一声。

像用湿毛巾抽在了一块生肉上。

紧接着,我的左大腿像是被一根烧红的铁棍狠狠地捅了进去。

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掀翻在地。

我甚至没感觉到疼。

只是麻。

我低头,看见我那条军绿色的裤腿,迅速地被一团深红色的液体浸透,然后往下滴答。

不是演习用的红色颜料。

那是热的,带着我自己的温度。

我身边那个只有十九岁的兵,脸瞬间变得比沙子还白。

他语无伦次地扑过来,一边试图按住我的伤口,一边声嘶力竭地喊:“连长!连长!你中弹了!是真的!是实弹!”

我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我的耳朵里,像有几百只蝉在同时嘶鸣。

我的眼睛开始发花,眼前的世界,从清晰的彩色,变成了一块晃动的、正在褪色的油画。

天旋地转。

我知道我要完了。

股动脉。

书上说,这个地方破了,几分钟之内,人就没了。

在我仅存的、即将被黑暗吞噬的意识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苏晚。

医疗站就在不到五百米外的一个沙丘后面。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偏过头,朝那个方向望去。

一片模糊的黄沙中,一个白色的影子出现了。

她提着那个红十字医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正拼命朝我这边跑来。

是她。

我认得那个身影。

在那一瞬间,她就像一道撕裂黑暗的闪电。

是我下沉到无边深渊时,头顶上唯一的光。

我居然笑了。

我觉得腿好像不那么疼了。

死之前,能再看她一眼,好像也不亏。

她跑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

一百米。

五十米。

三十米。

我甚至能看清她被风吹乱的额发,和那张因为焦急而涨红的脸。

她马上就要到我面前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我以为自己能得救的时候。

不远处,那辆作为我们演习临时指挥所的北京212吉普车旁,一个人影晃了晃。

是高建军团长。

他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胸口,脸上是痛苦扭曲的表情。

然后,像一根被伐木工砍断的巨木,直挺挺地,轰然倒地。

跑向我的苏晚,脚步猛地一顿。

她停在了那里。

就那么直直地站在我和高建军之间的那片沙地上。

像一尊被时间凝固的白色雕像。

我看着她。

她看着倒下的高建军。

那一秒钟,比我过去的二十年都要漫长。

然后。

她做出了选择。

她转过身。

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回头。

提着那个本该是为我而来的医药箱,像一支离弦的箭,冲向了高建军。

我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那个白色的,被我当成生命里唯一光亮的身影,在我的视野里,和高建军倒下的身影重合在一起。

然后,在我逐渐涣散的瞳孔里,越变越小,最终和漫天黄沙融为一体。

我眼里的光,彻底灭了。

世界,终于成了一片纯粹的黑暗。

二零零一年的秋天,我回来了。

踏上的,还是那片熟悉的土地。

只是这一次,迎接我的,不是黄沙,是红毯。

我的专车开进军区总部大楼时,道路两旁,站着标枪一样笔直的士兵。

他们的眼神,崇拜,敬畏,还有一丝好奇。

好奇我这个传说中从他们军区走出去的,共和国最年轻的将军,到底长什么样。

我坐在后座,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



那颗镶嵌在大楼顶上的巨大红色五角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红得有些不真实。

十五年。

足够让一个差点在戈壁滩上流干血的连长,变成别人口中的“首长”。

也足够让一条被实弹贯穿的左腿,在每个阴雨天,都用钻心刺骨的疼痛,提醒我那一天发生过什么。

司机兼警卫员小李,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中尉,从后视镜里偷偷看我。

他很激动。

“将军,您是我们军区出去的最亮的星,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带着点颤。

偶像。

我嘴角扯出一个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弧度。

一个靠着恨意爬上来的人,也能成为别人的偶像吗?

真是有趣。

车停稳,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亲自在主楼门口迎接。

都是些老面孔了,只是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

司令员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晃了晃。

“欢迎林峰同志回家看看!”

回家。

十五年前,我被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这个鬼地方。

这里不是我的家。

是我的坟场。

我回来了。

不是来荣归故里,是来挖坟的。

我要挖出那个被埋了十五年的自己,然后当着某个人的面,把他彻底烧成灰。

军区为我的视察安排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座谈,汇报,参观。

流程一套又一套,说的话也都大同小异。

年轻有为,国之栋梁,前途无量。

我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安静地听着。

偶尔点点头,或者提出一两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

我像一个幽灵,飘荡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军区大院里。

我的目光扫过操场上正在训练的新兵,扫过宣传栏里陌生的面孔,扫过每一棵似乎都比记忆中更高大的白杨树。

我在寻找,又像是在抗拒。

下午的行程,是参观军史馆。

军史馆的馆长,一个戴着眼镜的文职干部,跟在我身边,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这支部队的光辉历史。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直到我停在了一面挂满老照片的墙壁前。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了。

那是一张八六年“沙暴”演习后的集体合影。

照片已经严重泛黄,边角都有些卷曲。

我一眼就找到了自己。

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咧着一张傻笑的嘴,露着两排在黝黑的皮肤映衬下显得格外白的大板牙。

像个刚从地里刨完红薯的地主家傻儿子。

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往旁边移动。

第二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站着一个穿着军装,身形单薄的女人。

是苏晚。

照片里的她,没有笑,只是安静地看着镜头。

眼神还是那么静,那么远。

仿佛周围的喧嚣都与她无关。

跟在我身边的小李,见我停了下来,立刻像个称职的导游,指着那张照片。

“将军,这……这就是您当年参加的那次演习吧?”

他很聪明,把“事故”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听院里的老前辈说过,那次演习情况特别复杂,咱们军区总医院的苏副院长当时就在现场,听说她表现特别出色,处理果断,还因此立了功呢!”

苏副院长。

这四个字,像一把小锤子,不轻不重地,敲在了我心上某个最敏感的地方。

她混得不错。

也是,当年她做了那么“正确”的选择,高团长总得表示表示。

我心里的那股火,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上冒。

“下一个地方。”

我的声音很低,很冷,像西伯利亚吹来的风。

小李愣了一下,大概是没反应过来我情绪的变化。

但他还是立刻闭上了嘴,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转身迈步。

插在军裤口袋里的那只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

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顶着布料,泛起一片惨白的颜色。

我回来,不是为了追忆往昔。

我是回来给那个躺在沙地里,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姑娘奔向另一个男人的自己,做一个迟到十五年的交代。

这个交代,不需要言语。

我只需要让她看见。

看见我今天肩上扛着的这颗星星。

看见我没有像一滩烂泥一样被那件事毁掉,反而站得比任何人都高,比高建军当年还要高。

高到,足以让我用俯视的姿态,和她说一句话。

晚上的接风宴,设在了军区最好的招待所。

酒桌上,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所有能上桌的领导都来了,一张张笑脸,一句句恭维。

我以腿伤未愈,医生嘱咐不能饮酒为由,全程端着一杯茶。

每次有人向我敬酒,提到我的腿伤,眼神里都会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惋惜和敬佩。

在他们眼里,这道伤疤,是军人的勋章。

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是刻在我骨头上的耻辱柱。



宴会终于在一种热烈而虚伪的气氛中结束。

司令员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是有几份不那么紧急,但又需要我这个从总参下来的领导亲自把关的文件。

我知道,这是为了显示对我的重视和亲近。

办公室里泡着上好的龙井,香气袅袅。

我们聊了些部队建设的现状,聊了些国际形势。

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林峰啊,这是我们军区总医院今年的高级职称评定申请名单,都是些几十年经验的老专家了,你从总部的角度,帮我们最后过目一下,签个字就行。”

我接过那份薄薄的几页纸。

上面的人名,大多很陌生。

我拿起桌上的派克钢笔,准备走个过场,在最后一页签上我的名字。

我的目光,很随意地从那些名字上扫过。

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

然后,我的视线,我的呼吸,我手里的那支笔,全部都在同一时间,凝固了。

在申请晋升主任医师那一栏的第一个位置。

两个无比熟悉,又无比刺眼的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眼睛里。

苏晚。

我手中的那支价值不菲的钢笔,笔尖在纸上停顿了足足有五秒钟。

然后,重重地,戳了下去。

一滴深黑色的墨水,迅速在洁白的纸张上洇开。

像一个无法愈合的,黑色的弹孔。

招待所的房间很大,很安静。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

窗外,军区大院的路灯投射进来昏黄的光,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一夜没睡。

天花板的白色,和十五年前苏晚那身白大褂的颜色,在我眼前交替出现。

我以为十五年的时间,足以把一切都风干成沙。

我以为我心里的那片戈备滩,早已经寸草不生,冷硬如铁。

原来不是。

原来在那片沙地的最深处,一直埋着一颗种子。

一颗名叫“苏晚”的种子。

它没有死,只是休眠了。

现在,这颗种子被那个签着她名字的文件唤醒,它要顶开压在它身上的十五年的土层,带着恨意,破土而出。

第二天,整个军区都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那个温和、客气、大部分时间只是微笑点头的林将军,不见了。

取而代DE是,一个严厉、苛刻、眼神像X光一样能穿透一切的监察官。

上午视察通信总站,我因为一个交换机上积了点灰,把总站站长训了半个小时。

他站在那里,汗流浃背,大气都不敢喘。

下午听取后勤部汇报,我抓住他们报告里一个无伤大雅的数据错误,要求他们连夜重做一份详尽的报告,明天一早交到我房间。

陪同我的军区副司令,几次想开口缓和气氛,都被我一个眼神给顶了回去。

我的警卫员小李,跟在我身后,走路都踮着脚尖。

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昨天的崇拜,变成了今天的敬畏和不解。

他们都以为,我是对工作不满意,是在敲打他们。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在跟我自己较劲。

我心里那股憋了十五年的火,被“苏晚”两个字彻底点燃了。

我需要一些东西来发泄,需要一些事情来压住那股即将把我吞噬的狂躁。

会议的间隙,我把司令员的秘书叫到了我的临时办公室。

他姓王,是个很干练的上尉。

“王秘书,我想看一下八六年‘沙暴’演习的所有封存档案。”

我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王秘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

“将军,那次演习的档案……因为涉及到重大事故,属于军区最高级别的加密档案,按照规定,需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共同签字才能调阅。”

我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漂浮的茶叶。

我没有看他,目光落在窗外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上。

“我现在就要看。”

我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

我的声音不大,但里面的分量,他一个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的聪明人,不可能掂不出来。

他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立正,敬礼。

“是!我马上去办!”

半个小时后,一个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封口处,盖着好几个红色的“绝密”印章。

我让所有人都出去,关上了门。

我撕开封条,里面的纸张散发出一股陈旧的味道。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

时间,地点,参演部队番号,演习进程。

都很官方,很枯燥。

直到我翻到那份独立的《“86·沙暴”演习事故调查报告》。

报告里关于我的部分,写得很简单。

“红军尖刀连连长林峰同志,在执行穿插任务时,被一枚来源不明的实弹误击,造成左腿股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生命垂危。经随队军医苏晚等同志的全力抢救,后送至军区总医院,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后面还附着一份给医疗队,特别是给苏晚请功的嘉奖令。

“全力抢救”。

我看着这四个字,嘴里泛起一阵苦涩。

我忍不住冷笑出声。

她转身冲向另一个男人的背影,也算是“全力抢救”的一部分吗?

这份报告,写得真是滴水不漏。

我压下心头的怒火,继续往下看。

关于高建军的部分,被单独列了出来。

“演习总指挥、团长高建军同志,在演习进入关键阶段时,因突发性心脏病,情况危急,现场晕厥。经抢救后,病情得到控制,后转入后方疗养。”

突发性心脏病?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高建军是全军区出了名的“铁人”,每年体能考核都是全优。

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心脏病?还是在那么关键的时候突发?

档案的最后,是一份关于高建军的处理决定。

“鉴于高建军同志隐瞒个人重大疾病史,对演习指挥造成重大风险,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批准其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役的申请。”

他的履历,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一个前途无量的上校团长,就因为一次“突发心脏病”,和一个语焉不详的“指挥风险”,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这太不正常了。

我放下高建军的档案,又让王秘书,用最快的速度,把苏晚的人事档案调了过来。

她的档案,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从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军区总医院。

八六年的那次演习后,获得嘉奖。

之后,就是按部就班的晋升。

业务骨干,先进个人,优秀党员。

所有的评语,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无可挑剔的。

我一页一页地翻,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的个人信息栏。

婚姻状况。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两个铅字:

未婚。

我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停了很久。

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脑子里升起。

如果,十五年前,她是为了荣华富贵,为了一个更有前途的男人,才放弃了我这个生死不明的小兵。

那为什么,她没有和高建军在一起?

为什么高建军会那么狼狈地提前退役?

为什么她这十五年来,一直没有结婚?

一个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长得又不差,条件这么好,三十多快四十岁了,居然还是单身?

这不合逻辑。

我一直以为我恨的是一个清晰明了的背叛故事。

一个女人,在一个生死垂危的士兵,和一个前途光明的团长之间,做出了最现实的选择。

简单,直接,虽然残酷,但符合人性。

但眼前这些档案,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却在告诉我,故事可能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个我赖以支撑了十五年的恨意,那个我用来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燃料的恨意,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裂痕下面,不是释然,而是更深的,更浓的迷雾。

我感到一阵烦躁。

我不能再坐在这里,对着这些冰冷的纸张猜谜了。

我要一个答案。

一个活生生的,热乎乎的答案。

我要亲眼见到她。

我要亲口问她。

我站起身,心中的那股躁动,变成了一股不顾一切的冲动。

我拉开门,对守在门口的王秘书和警卫员小李说:

“下午所有的会议和视察,全部取消。”

王秘书愣住了:“将军,这……行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突然取消的话……”

我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了他。



“通知下去,我要去军区总医院。”

“现在,立刻,马上。”

我的目光越过他们,投向了医院所在的方向。

“去看看我们那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军区总医院的那栋主楼,还是一副老样子。

典型的苏式建筑,厚重,敦实,墙皮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斑驳,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常春藤。

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每一道裂纹里,都藏着故事。

我的黑色奥迪,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主楼前的台阶下。

门口很安静,只有几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在散步,还有几个行色匆匆的小护士。

他们好奇地看着这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轿车,还有车头那面小小的红旗。

深秋的阳光,穿过路两旁已经变得稀疏的法国梧桐,在地面上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

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警卫员小李快步下车,替我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我下了车,站在那里,没有立刻迈步。

我整理了一下军帽,又伸手拉了拉军装的下摆,确保每一颗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

小李想说点什么,比如“将军,我先进去通报一下”,但他看到我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可能觉得,将军今天的气场,不是来视察的。

是来问罪的。

我迈上了台阶。

那是一段很长的,白色的花岗岩台阶。

我的军靴踩在上面,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咯噔”声。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自己十五年前的心跳上。

就是从这段台阶,十五年前,我被几个士兵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火急火燎地送进了手术室。

后来漫长而痛苦的康复期里,我躺在楼上的病床上,无数次地看着这段台阶。

看着人来人往,看着日出日落。

想象着苏晚穿着白大褂,每天从这里走上走下的样子。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为什么。

今天,我终于重新踏上了这段台阶。

不是来寻找怜悯,是来寻找答案。

我走进一楼大厅,一股熟悉的,混杂着来苏水和各种药剂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个味道,曾经是我一整年的噩梦。

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腿上那道丑陋的伤疤。

大厅里很喧闹,挂号的,缴费的,等候的,咨询的……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嗡嗡作响。

我站在大厅的正中央,穿着一身与这里格格不入的将官常服,像一座被投进池塘的石子,瞬间在周围激起了一圈涟漪。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大概是接到了门口警卫的电话,连滚带爬地从走廊尽头跑了过来。

他跑到我面前,额头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首……首长!您……您怎么突然来了,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没有理会他。

我的目光像雷达一样,快速地扫视着整个大厅。

我在找那个名字。

苏晚。

副院长办公室。

我正准备开口,用我那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带我过去。

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视线,被大厅右侧那座典雅的旋转楼梯吸引了。

一个人,正从二楼的楼梯上,缓缓地走下来。

她穿着一件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大褂。



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但依然能看见几缕藏不住的银丝,在阳光下微微闪着光。

她低着头,怀里抱着一叠厚厚的病历。

脚步很轻,很稳。

似乎在专注地思考着什么医学上的难题。

即使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

即使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即使她的容颜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青涩,添上了岁月的痕迹。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苏晚。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被钉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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