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8年，纺织厂发不出工资，年轻貌美的女厂长林红决定孤注一掷，亲自押车去西藏倒腾羊毛。
而我作为全厂唯一敢接这活儿的司机，跟她挤在一辆破解放卡车里，闯进了茫茫无人区。
一路上，我们斗路霸、抗高反，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
直到车子坏在五道梁的那个晚上，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度，四周全是狼嚎。
驾驶室太小，根本睡不下两个人。
于是，为了避嫌，我抱着大衣想去车顶对付一宿。
“陈锋，你给我站住！”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车门被狠狠踹上，差点夹断我的腿。
我惊愕回头，看见平日里高不可攀的林厂长，披头散发，眼眶通红，指着那窄窄的卧铺冲我吼道：
“外面零下二十度，你想冻成冰棍让我回去背官司？大老爷们磨磨唧唧，还得我请你？”
那一夜，在生命的禁区里，所有的身份和界限都被寒冷击碎……
1988年的冬天特别冷。厂里的暖气早就停了，车间里的水龙头也冻成了冰棍。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队修车。
厂里那几辆解放CA10都是十几年的老车，零件很难找。
我钻在底盘下面，用扳手拧一颗锈死的螺丝。
可彼时手冻得不听使唤，一用力，扳手滑了，手背磕在大梁上，蹭掉一块皮，血立马冒出来，混着黑机油，钻心地疼。
我骂了一句，刚想爬出来找块布缠缠手，看见一双黑皮鞋停在我脸旁边。
是林红。
全厂都知道她现在日子难过。
前任厂长把摊子烂透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工人们天天堵着办公楼要工资。
她这个新上任的女厂长，其实就是个顶雷的。
我从车底钻出来，也没站起来，就蹲在地上擦手。
她穿着件黑呢子大衣，领口别着朵白花——她男人刚死没多久。
可她没戴安全帽，也没嫌车间脏，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递给我一根“红塔山”。
“陈锋，这车能跑长途吗？”她问。
我没接烟，手上全是油：
“跑不了。缸垫呲了，水箱也漏。这车也就是在厂里拉拉煤。”
“如果修好呢？”她把烟塞进我上衣口袋里，自己点了一根。
“那得大修。换缸垫，换活塞环，还得加钢板。费钱，也费劲。”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厂长，这时候您问这个干嘛？厂里连油钱都快出不起了。”
“我要去西藏。”她吐了口烟，眼神盯着那辆破车，“去拉羊毛。库房里压了一堆卖不出去的棉纱，我联系好了，拉到拉萨能换羊毛。羊毛拉回来，纺成毛线，厂子就能活。”
我听得直摇头。这女人真是疯了。
“您知道西藏多远吗？三千多公里。现在是冬天，青藏线上全是冰雪，那是玩命。”我指了指那辆老解放，“就这破车，还没到格尔木就得趴窝。我不去。”
“三倍工资。”她说。
“不去。我有命挣没命花。”我转身想走。
“回来升你当车队副队长。”
“我不稀罕当官。”
林红急了，几步走到我跟前，拦住我。
“陈锋，全车队就你当过兵，跑过川藏线。你不去，这厂子几百号人就真没饭吃了。你也是厂里的子弟，看着大家饿死？”
这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爸就是这厂里的老工人，现在还在家躺着等药钱。
我看着她。她脸上化了妆，但这会儿也遮不住黑眼圈。
这么冷的天，她穿得虽然厚，但明显在发抖。
“还有谁去？”我问，“这车得俩司机轮着开。”
“没人去。”她咬了咬嘴唇，“刘队长说家里走不开。王大头说那是送死，不干。”
“那就我一个人？那更不行。连个搭把手的都没有，遇到路霸或者陷车，我一个人就是死路一条。”
“我跟你去。”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押车。”林红盯着我的眼睛，“我会开车，虽然技术不行，但在平路上能替你把把方向盘。遇到事，我能拿主意。”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那个娇滴滴的厂长，那个平时连走路都怕踩着泥的女人，要跟我去钻无人区？
“你别逗了。”我笑了，“那里没厕所，没热水，甚至没地儿睡觉。到了五道梁，高反能把人折腾得不像人样。您受不了那罪。”
“受不受得了是我的事。”她从包里掏出一叠钱，那是厚厚的一摞“大团结”，直接拍在满是油污的工作台上，“这是修车的钱，还有路费。你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开着去。反正厂子倒了我也没脸活了。”
那叠钱在灰暗的车间里特别扎眼。
我沉默了一会儿，拿起那叠钱，抽出一半塞回她手里，剩下的一半揣进兜里。
“这一半买配件和油。剩下一半你拿着，路上用得着。”我叹了口气，把地上的扳手捡起来，“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上了路，车里的事我说了算。你要是娇气，趁早别去。到了无人区，你就是个娘们，不是厂长。”
林红看着我，点了点头：“行。”
接下来的三天，我基本没合眼。
这辆车底子太差了。我把它拆散了，把能换的件都换了。
发动机重新校了，大梁加固了。
为了防冻，我给油箱和油管裹了两层棉毡子。
我还去黑市买了两个大铁桶，装满柴油，焊死在车斗里。
那时候加油站少，没备用油就是找死。
林红也没闲着。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堆军大衣、高压锅，还有午餐肉罐头。
她把那一头卷发剪短了，扎了个马尾，看着利索了不少。
出发那天早上五点，天黑得跟墨汁一样。
厂门口静悄悄的。看门的老张头披着大衣，冻得哆哆嗦嗦给我们开门。
林红提着个小皮箱上了副驾。
她换下了那身呢子大衣，穿了一身臃肿的劳保棉服，整个人看起来像个粽子。
我爬上驾驶座，打着火。老解放轰隆隆地响起来，整个车身都在抖。
“坐稳了。”我挂上一档，松离合。
车子冲出了厂门，林红一直没说话。
她侧头看着窗外倒退的围墙，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小皮箱的把手。
我知道那里面是剩下的现金，是全厂最后的救命钱。
出了城，天刚蒙蒙亮。路两边的树光秃秃的。车厢里一股子柴油味和陈旧皮革的霉味。
我看了她一眼。
她脸色有点白，但眼神挺定。
从兜里掏出一盒烟，她抽出一根叼在嘴里。
刚想点火，看了我一眼，又把打火机放下了。
“抽吧，这一路长着呢，别憋坏了。”
“怕熏着你。”
“我有鼻炎，闻不见。”
她笑了笑，点上了。火光一闪，烟雾散开。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茫茫的荒野。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趟路会走得那么长，长到足以把一个人的魂都留在那片高原上。
车子一出格尔木，路就变成了搓板路。
那种路面就像是老天爷拿着巨大的洗衣板在地上使劲搓过，车轮子轧在上面，“哐当哐当”地震，五脏六腑都跟着颤。
我和林红坐在驾驶室里，就像两粒装在铁皮罐子里的骰子。
这辆老解放没助力，方向盘沉得死死的，有时候压到个坑，方向盘猛地一回弹，能把手腕打折。我两只胳膊必须时刻绷着劲，跟那四个轮子较劲。林红虽然坐在副驾上，但也得把着扶手，不然脑袋早晚得撞在车窗玻璃上。
车里太吵了，发动机就在屁股底下轰鸣，说话得靠喊。
大部分时间我们就这么干坐着，谁也不说话。
到了晚上，我们在兵站附近的空地上停车过夜。
那时候还没有多少正规的招待所，就算有，我们也舍不得住。
为了省油，我们不敢一直着车取暖。
天一黑，气温就骤降。那个冷法是钻骨头的，哪怕裹着军大衣，那种寒气也顺着脚底板往上爬。
我们把驾驶室的窗户摇得死死的，又拿破棉絮塞住缝隙。为了取暖，我们在驾驶室中间那个凸起的引擎盖上放了个酒精炉子，烧点热水喝。
那火苗蓝幽幽的，照着林红那张被风吹得有些发红的脸。她捧着搪瓷缸子，一口一口地抿着热水，蒸汽熏得她睫毛上挂着水珠。
“冷吗？”我问。
“还行。”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有点哑。
其实我知道她冷。她那双皮靴虽然好看，但在這種地方就是样子货，底薄，不抗冻。我从座位底下掏出一双羊毛毡靴，那是给修车工穿的，又肥又大，沾满了油污。
“把这个换上。”我把靴子扔给她。
她愣了一下，看着那双脏兮兮的靴子，犹豫了。
“不想脚趾头冻掉就穿上。”我没好气地说，“出了门就别讲究那么多。在这地方，漂亮不能当饭吃。”
她没说话，默默地脱下皮靴，把脚伸进那双巨大的毡靴里。
那双脚很白，脚趾头冻得通红。穿上毡靴后，她明显松了一口气，脸上那种紧绷的神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这一夜，我们就在狭窄的驾驶室里和衣而睡。中间隔着档杆和手刹，那是楚河汉界。她蜷缩在副驾上，尽量把自己缩成一团。
我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像狼嚎一样，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三天，车子开始爬昆仑山口。
海拔表上的指针过了四千，天就变了脸。刚才还是大太阳，转眼就飘起了雪粒子。
老解放更是喘得厉害，挂二档都费劲，只能挂一档慢慢爬。水温表一直指着红线，我得时不时停车，拿个破桶去路边的冰河里敲冰取水，给水箱降温。
林红也不行了。
起初她只是不说话，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后来就开始头疼，像是有把锯子在脑子里拉。
她抱着那个装钱的小皮箱，死死地抵着肚子，好像那样能减轻点痛苦。
“想吐就吐，别憋着。”我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看她。
“没事……”她刚说完这两个字，突然推开车门，冲下去，蹲在路边的冻土上就开始哇哇吐。
风很大，卷着沙石打在她背上。她吐出来的全是黄水，连膽汁都吐出来了。
我停好车，拿着水壶跟下去。她蹲在那儿，整个人浑身都在发抖。
那一刻，她不再是什么女强人，只是个脆弱的女人。
“起来，回车上。”我想扶她，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怕碰到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她摆摆手，想站起来，结果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架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隔着厚厚的棉衣都能感觉到她在抖。
回到车上，她瘫软在座位上，好半天没动静。
过了许久，我听见她低声骂了一句：“这鬼地方。”
声音很小，但我听见了。
“后悔了？”我递给她几片止疼药。
“后悔顶个屁用。”她把药片干咽下去，连水都没喝，“到了拉萨就好了。把货换了，厂子就能活。”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个女人，真是不要命。
也就是那天下午，我们遇上了那档子事。
路况越来越差，到处是坑。前面突然出现了几块大石头横在路中间。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脚刹车踩死。
“怎么了？”林红惊醒过来，紧张地抓着扶手。
“坐稳了，别下车。”我伸手摸到了座位底下的那根钢管。
两个穿着脏皮袍子的藏族汉子从路边的土坡后面转出来，手里晃着藏刀，腰里别着铁家伙。他们也没说话，拿刀背敲了敲车窗玻璃。
路霸。
在这条线上跑车的都知道，遇上这帮人，要么给钱，要么拼命。但这荒郊野岭的，拼命多半是把命送了。
我把车窗摇下一条缝，冷风灌进来。
“朋友，借个路。”我递出去两包“红塔山”。
那个领头的汉子没接烟，那把刀直直地插在反光镜的缝隙里，用生硬的汉语说：
“过路费，五百。”
五百块，那时候顶我一年的工资。
我握紧了手里的钢管，刚想推门下车跟他们干。
林红一把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全是冷汗，但按得死死的。
“别动。”她喘着粗气说，“给钱。”
“那是咱们的油钱！”我急了。
“命比钱重要。”她从怀里掏出那个缝在内衣里的布包，哆哆嗦嗦地数出几张大团结，顺着窗缝塞了出去。
那汉子拿了钱，还嫌不够，那双贼眼盯着林红手腕上的那块梅花表。
“表。”他用刀尖指了指。
林红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捂住手腕。那是她结婚时的信物，也是她那个死鬼男人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给他。”我在旁边低声说，“这时候别心疼东西。”
她咬了咬牙，把表摘下来，连同那两包烟一起扔了出去。
路障被搬开了。
车子重新发动后，林红像是被抽干了筋。
她摸着空荡荡的手腕，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别哭了。”我点了根烟，狠吸了一口，“只要人没事，东西以后还能买。”
“你不懂。”她突然抬起头，眼睛通红，“那是最后一点念想了。”
那一刻，我没法接话。只能狠狠踩了一脚油门，让那辆破车吼叫着冲进前面的风雪里。
过了那个路卡，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想发疯。
我开得飞快，想赶紧离开这鬼地方。车速表指针一直往右偏。
就在我们以为能顺利翻过五道梁的时候，车底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
紧接着整个车身猛地一震，像是撞上了一堵墙。
发动机还在吼，但车子不动了。
我知道坏事了。
熄火，下车。寒风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我趴到车底下一看，心凉了半截。
传动轴断了，断口整整齐齐，像是被切断的一样。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人区，零下二十多度，车坏了就等于判了死刑。
我爬出来，满身是雪，看着林红期待的眼神，摇了摇头。
“断了。走不了了。”
林红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连最后那点血色都没了。
“那……那怎么办？”
“等。”我从后斗里把那床备用的破棉被拽出来，“要么等过路车借个件，要么等天亮我想办法焊上。但这大晚上的，哪来的车？”
四周黑得像墨水，风呼呼地刮着，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狼嚎。
我们只能缩回驾驶室。车熄了火，暖风也就没了。不到十分钟，车里的温度就降到了冰点。哈出的气瞬间变成白雾。
林红的高反更严重了，头痛欲裂，加上冻的，整个人抖得像筛糠。驾驶室太小，那排座位平时坐两个人还行，要想睡觉根本伸不开腿。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找出来给她盖上，还是不行。
“不行，这得冻死人。”我看着她青紫的嘴唇，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你……你想干嘛？”她看见我盯着她，本能地往后缩。
“挤挤。”我说，“要想活命，咱俩得抱团取暖。”
我说的是实话，但这实话听着怎么都像流氓话。
林红没说话，死死盯着我。我被她看得发毛，心里那股火也上来了。
“你要是不愿意，我去车顶睡。”我把心一横，抓起那件满是机油的帆布大衣，“你是厂长，金贵，我在上面冻一宿死不了。”
说完，我推开车门。
那风瞬间灌进来，像是无数把刀子在割肉。我一只脚已经踏出去了，正准备往车顶爬。
可就在我回头的一瞬间，原本蜷缩在座位上连气都喘不匀的林红，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突然弹了起来。
她直接抬起脚，狠狠地踹在了半开的车门上。
“咣！”一声巨响。
车门贴着我的后背重重地砸了回来，门框上的铁皮震得嗡嗡响。
我被这股大力撞得一个趔趄，差点没跪在座位上。
我惊愕地看着她。
此时的林红，披头散发，指着我旁边那块狭窄的空地吼道：
“你给我滚回来！外面零下二十度，你想冻成冰棍让我回去背官司？大老爷们磨磨唧唧，还得我请你？”
这一脚，这一吼，把那个端庄的、高傲的女厂长形象全给踹碎了。
我愣在那儿，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愣着干什么！关门！你想冷死我啊！”
听见吼声，我赶紧把车门拉死，插上插销。
车厢里重新回到了那种死寂的寒冷中，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没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一把拽过我手里的那件脏兮兮的帆布大衣，又把自己身上那件军大衣猛地抖开。
“过来。挤挤。”
我僵硬地挪过去。
驾驶室实在太窄了，我们要想都坐下，必须紧紧贴在一起。
她把那件厚重的军大衣像张网一样罩在我们俩头上，把外界的寒冷隔绝开来。然后，她不再犹豫，身子一歪，直接靠进了我怀里。
“别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