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是个只要胆子大就能发财的九十年代，满大街都在唱着流行歌。
所有人都在拼了命地往大城市挤，想抓住机会翻身做人上人。
宋运辉那时候可是东海化工厂说一不二的大当家，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笔挺的白衬衫，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谁不夸他是最有出息的大学生？
本来嘛，部里的调令都已经拍在桌子上了，只要他宋运辉点个头，就能带着漂亮媳妇程开颜去北京当大官，住进分配的大房子，彻底告别那一脚泥一身灰的苦日子。
可谁也没想到，就为了给那个带他走出大山的莽汉姐夫雷东宝挡住背后的暗箭。
为了不让小雷家几千口人的饭碗被人砸了，这个平时最精明的宋运辉，竟然在暴雨夜亲手撕碎了去北京的调令。
他宁愿被老婆误会一辈子，宁愿背上个陈世美的骂名，也要一个人留在东海守住那条底线.
这一守就是整整三十年，直到躺在病床上快咽气了，才敢把这辈子的委屈说给最爱的人听。
01
ICU里的灯光总是亮得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
那是一种惨白的、不带一点温度的光，照得人心里发慌。我就躺在这光底下，身子底下垫着的医用床垫又硬又凉，尽管护工已经给我垫了最软的褥子，可我这把老骨头还是硌得生疼。
肺里像是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每一次呼吸都得拼尽全力。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在这个死寂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刺耳，像极了当年金州化工厂那个老旧的鼓风机，转不动了，还在那儿死撑。
我叫宋运辉，这辈子被人叫过小辉、宋工、宋厂长、宋厅长，临了临了，我又变回了那个连翻身都得求人的糟老头子。
门口有了动静。
护士小声说着什么，然后门被推开了。逆着光，我看见一个人影走了进来。
哪怕我的视力已经模糊得像是在看毛玻璃，哪怕隔了三十年，我也能一眼认出那个走路的姿势。有点拖沓，脚后跟不怎么抬起来，带着一股子以前在金州厂里养出来的娇憨，只是现在，那娇憨变成了蹒跚。
是程开颜。
她老了。真的老了。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羊毛开衫，里面是一件碎花的棉布衬衣，领口洗得有些发白。头发染过，但发根那里还是倔强地冒出了一茬白茬。她手里拎着一个皮包，我眯着眼睛仔细看，那包的边缘都磨破皮了，露出了里面的衬布。
我心里猛地抽了一下。这包，好像还是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我去上海出差给她买的。那时候她背着这包，在厂区里走得那叫一个趾高气扬，见人就说是宋运辉送的。
如今，包旧了，人也旧了。
护士把椅子搬到床边，轻声说：“只有十五分钟。”
程开颜没说话，点了点头。她坐下来，离我不远不近，正如我们离婚后的这些年，隔着山海，互不打扰。
房间里静得可怕，只有监护仪发出单调的“滴——滴——”声。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那里面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全是恨意，也没有多少久别重逢的喜悦，更多的是一种茫然，还有一种……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似的打量。
“老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刚哭过，又像是感冒了很久，“你也有今天。”
这一句“你也有今天”，硬邦邦的，像块石头砸在我胸口。
我想笑，却牵动了肺里的管子，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我整个人都在床上蜷缩起来，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
她没动，就那么看着我咳。
过了好几秒，她叹了口气，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过棉签，沾了点水，递到我嘴边。
“张嘴。”她命令道，语气跟当年让我把脏衣服脱下来时一模一样。
我听话地张开嘴，那湿润的棉签涂在干裂的嘴唇上，凉凉的，有点甜。我贪婪地抿了抿，喉咙里的火烧感稍微下去了一点。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能风风光光的。”她放下棉签，手在膝盖上搓了搓，那是她紧张时的小动作，“听说你后来又升了，大官儿了。怎么现在身边也没个伺候的人？”
我费力地喘着气，努力让声音清晰一点：“都……都支走了。我只想……见见你。”
程开颜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一声，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见我？见我干什么？看我笑话？还是想跟我忏悔？宋运辉，咱俩早就没关系了。要不是女儿哭着求我，我今天不会来。”
提到女儿，我心里更酸了。猫猫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知道，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心里总是有个洞。那个洞，是我和程开颜一起凿出来的。
“开颜……”我叫她的名字，声音哑得像破锣，“你身上……有雪花膏的味儿。”
她下意识地抬起手腕闻了闻，有些局促：“瞎说，现在谁还用那老古董。是……是给外孙女擦手剩下的。”
虽然嘴上否认，但我闻得真真的。那是上海牌雪花膏的味道，淡淡的茉莉香，混杂着她身上那股子常年在这个岁数的老太太身上特有的油烟味。这味道一下子就把我从这个冰冷的ICU拽了出去，拽回了三十多年前的金州，拽回了那个筒子楼。
那时候，我下班回家，一推门也是这个味儿。她在厨房里忙活，虽然手艺不怎么样，但总会把菜弄得热气腾腾。她会扑过来，像个树袋熊一样挂在我身上，那一身雪花膏的香味就直往我鼻子里钻。
“老宋，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她看着我发呆，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回过神来，看着她那张不再年轻的脸。以前那张圆润、饱满、透着傻气的脸，现在变得消瘦、松弛，嘴角紧紧抿着，透着一股子生活磨砺出来的刻薄和坚硬。
这些年，她过得不好吧。我知道她后来没再嫁，一个人守着女儿，守着那个空荡荡的家。
我也没好到哪去。虽然仕途顺遂，位置越坐越高，可心里的那个位置，始终是空的。后来的妻子很贤惠，很懂事，能帮我打理好一切官场上的应酬，可我们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却也相敬如冰。
我想起今天叫她来的目的。那个秘密，那个压在我心底三十年，像块烂石头一样腐蚀着我五脏六腑的秘密。
我要死了，我不能把它带进骨灰盒里。
“开颜，”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试图去抓她的手。我的手在床单上蹭着，一点点挪过去，终于碰到了她的指尖。
她的手很凉，而且很粗糙。以前她的手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嫩得像葱白。现在，指节粗大，手背上还有好几个深色的老年斑。
她颤了一下，想缩回去，但最终没动，任由我那只枯树皮一样的手覆在她的手上。
“咱们……说会儿话吧。”我看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凉飕飕的，“就当是……最后一次吵架也行。”
程开颜吸了吸鼻子，把脸别过去，看着窗外：“有什么好吵的。都过去了。你宋大厂长做的大事，我一个家庭妇女哪懂。”
“你还记得……”我停顿了一下，积攒了一点力气，“还记得1992年吗？”
她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1992年。
那是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我们虽然有矛盾，但还能在一个锅里吃饭。在那之后，我们就成了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直到最后分道扬镳。
“提那个干什么？”她的声音冷了下来，把手从我手里抽了回去，“那是你飞黄腾达的一年，也是咱俩日子过到头的一年。怎么，临死了还要跟我炫耀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炫耀你为了前途甩了我这个包袱是对的？”
“不是……”我急着辩解，却又是一阵咳嗽。
“行了，别说了。”她站起来，似乎想走，“你要是只想说这些，那我走了。宋运辉，我承认我当年是配不上你，我没文化，我只会看电视、逛街，我不懂你的理想，不懂你的东海。但我也没对不起你吧？你至于到现在还来揭我的伤疤吗？”
她激动起来，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看着她，心里只有疼。她恨我，这恨意并没有随着时间消散，反而像陈年的酒，越酿越烈。她恨我当年的绝情，恨我为了那个所谓的“东海厂长”的位置，置家庭于不顾。
所有人都以为，那一年我死赖在东海不走，是为了权，是为了利，是为了要在那个位置上证明自己。连她也这么认为。
可谁知道真相呢？
“开颜，你坐下。”我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你听我说完。就一句话。”
她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1992年，我拒绝部里的调令，我不肯回北京，也不肯去省厅……”我死死盯着她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说，“不是因为我贪恋东海的权位，也不是因为我嫌弃你。”
她猛地转过身，眼睛通红：“那是为了什么？为了梁思申？为了能跟那个洋婆子在一起？”
这是她心里的一根刺，一根扎了三十年的刺。
我摇摇头，苦笑一声：“跟梁思申没关系。我是为了……为了东宝哥。”
程开颜愣住了。她张大了嘴巴，像是没听懂我的话：“雷东宝？这关雷东宝什么事？那时候他不是在小雷家干得好好的吗？”
“好好的？”我闭上眼，那年的风雨雷电在脑海里炸响，“那时候，有人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我要是走了，刀就落下来了。那个来者不善的人，就在东海等着我走呢……”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思绪开始飘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晃晃悠悠地飞回了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
飞回了1990年代初的东海化工厂。
02
人老了，记忆就变得很奇怪。昨天吃过什么饭我不记得了，可三十年前东海厂那种特有的咸湿海风味，我现在闭着眼都能闻得见。
那是一股混合着海水、铁锈、化学原料和尘土的味道。
1990年到1991年，那是东海化工最疯狂生长的两年。我们就想是在一片荒滩上硬生生造出了一座钢铁城池。
那时候的我，三十出头，正是男人最想干一番事业的年纪。我每天就像个上了发条的陀螺，在厂区、会议室、施工现场连轴转。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是英雄。看着那一根根耸立起来的管道，看着反应塔里冒出的白烟，我觉得我正在改变世界，至少是在改变中国的化工行业。
可对于程开颜来说，那两年是噩梦。
从金州搬到东海，对她来说不仅仅是换了个地方住。金州是她的舒适圈，那里有她的父母，有看着她长大的叔叔阿姨，她在那里是“厂长的千金”，走到哪都有人捧着。
到了东海，她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宋厂长的家属”。
而且，东海那个地方，那时候真不是人待的。到处都在搞建设，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家属院是刚盖好的，墙皮都没干透，到了回南天，家里墙上全是水珠子，被子永远是潮的。
我们的矛盾，就是在那时候像墙角的霉斑一样，一点点长出来的。
那天大概是1991年的冬天。
东海的海风格外硬，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厂里的一期工程正处在试车的关键阶段，我不放心，已经连续三天没回家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两口冷馒头。
那天晚上九点多，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阵冷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抬头一看，是开颜。
她穿得很厚，围着那条红色的围巾，怀里抱着个保温桶。她的脸被风吹得通红，头发也被吹乱了，几缕发丝贴在脸上。
“你怎么来了？”我放下手里的报表，揉了揉眉心，语气里其实带着点不耐烦。那时候我正对着一个数据发愁，脑子里全是乙烯、丙烯的配比，根本没心思顾及她的感受。
“我看你三天没回去了。”她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有些小心翼翼，“家里包了饺子，是你爱吃的猪肉大葱馅。我给你送点来。”
若是放在现在，哪怕是给我一口馊饭，我也能感动得流泪。可那时候年轻气盛，我不懂珍惜。
我看了一眼那保温桶，心里想的却是：这大冷天的，跑这么远送饺子，万一路上摔了怎么办？而且我现在哪有心思吃饺子？
“以后别送了，食堂有饭。”我没动那个保温桶，重新低头看文件，“这么晚了，厂区里全是车，不安全。”
她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她原本期待的是什么？是我感动地抱住她？还是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夸她贤惠？
可惜，我给她的只有冷脸。
“食堂的饭哪有家里的好吃。”她小声嘟囔着，伸手去拧保温桶的盖子，“趁热吃吧，我裹了好几层毛巾呢。”
盖子打开，一股热气冒出来，确实很香。
就在这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
那刺耳的铃声在这个冬夜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抓起电话：“喂？我是宋运辉。”
电话那头是梁思申。
她在国外，跟我讨论关于引进设备的一项关键参数。因为时差的关系，她只能这个时候打来。
我的表情立刻变了，从刚才的冷淡变成了专注，甚至带着一丝兴奋。我和梁思申在电话里用一连串的专业术语交流着，偶尔还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
我完全忘了屋里还有个程开颜。
我没看见，随着我讲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程开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站在那儿，看着我眉飞色舞地跟另一个女人聊天，那种被排斥在我的世界之外的感觉，恐怕比杀了她还难受。
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她听得懂语气。我对电话那头的人，是尊重的，是欣赏的，是平等的。而对她，是敷衍的，是居高临下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
“啪！”
一声脆响。
我吓了一跳，捂着话筒转过头。
只见程开颜把那个打开的保温桶，连带着里面的饺子，一股脑地倒进了门口的垃圾桶里。
饺子还在冒着热气，白花花的散落在脏兮兮的废纸堆里。
“你干什么？”我皱起眉头，对着电话匆匆说了句“稍等”，然后捂住话筒冲她吼道，“你疯了？”
“我是疯了！”程开颜红着眼睛，指着我，“宋运辉，你不吃拉倒！你也别拿这种讲工作的幌子来骗我！你跟那个梁思申打电话就那么高兴？看见我就拉着个脸？这饺子我喂狗也不给你吃！”
说完，她抓起桌上的盖子，转身摔门而去。
那一声摔门声，震得我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我拿着电话，愣在那儿。那一刻，我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愧疚，而是愤怒。我觉得她不可理喻，觉得她无理取闹。我在干正事，是为了厂里的利益，是为了国家的建设，她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
我对着电话那头的梁思申说了声抱歉，然后挂断了电话。
看着垃圾桶里的饺子，我突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我觉得我和程开颜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以前在金州的时候，有她父母帮着粉饰，还看不出来。到了东海，这堵墙露出了原本狰狞的面目。
我不懂她的寂寞，她不懂我的野心。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我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一夜，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
我想，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只要我离开东海，换个环境，或许我们的婚姻还有救，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事实是，机会真的来了。
没过多久，大概是1991年底，部里来人了。
老徐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语气里透着关切和赏识：“小辉啊，你在东海干得不错，部里领导都看在眼里。现在有个机会，部里想调你回去，进规划司。或者是去省厅，当个副厅长，主抓全省的化工建设。你自己考虑考虑。”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回北京，那是权力的中心，意味着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平台。去省厅，那是真正的实权派，不用再在基层吃沙子吹海风。
无论哪条路，都比守在东海这个大工地强。
我动心了。真的动心了。
那天周末，我破天荒地回了家。我想跟开颜谈谈这事。
开颜正在家里拖地，看见我回来，也没什么好脸色，还在为上次饺子的事赌气。
“那个……部里想调我走。”我坐在沙发上，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
程开颜拖地的动作停住了。她抬起头，眼睛一下子亮了：“调走？去哪？回金州吗？”
在她心里，只有金州才是家。
“不是金州，是回北京，或者去省厅。”我解释道。
虽然不是金州，但只要离开东海，离开梁思申，对她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
“真的？”她把拖把一扔，跑过来坐在我身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咱们去北京吧！北京好啊，大城市，教育也好，将来猫猫上学方便。而且……而且到了北京，你就不用天天在工地上跑了，我也能找个轻省点的工作。”
她兴奋地规划着未来，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一刻，她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单纯快乐的程开颜。
看着她这么高兴，我心里的那一丝犹豫也消散了。我想，也许换个环境，我们的关系真的能缓和。也许离开了东海这个是非之地，我们能重新开始。
“行，那我周一就给老徐回话，我申请调回部里。”我握了握她的手。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出奇的好。开颜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给我倒了杯酒。我们难得没有吵架，没有冷战，甚至还聊了聊以后在北京买房子的事。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
我以为，我会带着妻女离开东海，去过另一种平步青云的日子。
可命运这东西，最喜欢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就在我准备递交调令申请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东海厂招待所的走廊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我刚陪几个来考察的专家吃完饭，喝得有点晕乎乎的。走廊里的灯光很暗，那个灯泡接触不良，一闪一闪的。
我正要把钥匙插进门锁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宋厂长，春风得意啊。”
这声音阴测测的，带着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潮湿感。
我酒醒了一半，猛地回头。
阴影里站着一个人。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衫，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他手里夹着的那根烟，火星明明灭灭，照亮了他下巴上的一颗黑痣。
我不认识这人，但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这人身上的气息，跟我们这些搞技术、搞生产的人不一样。他像是一条在暗处潜伏了很久的蛇，终于吐出了信子。
“你是谁？找我有事？”我警惕地问，手依然握在门把手上。
那人往前走了一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哒”的一声脆响。
“我是谁不重要。”他抬起头，露出一双细长的眼睛，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精明和狠毒，像是老猎人在打量落入陷阱的猎物，“重要的是，我是从雷东宝那儿来的。”
听到“雷东宝”三个字，我心里的警铃大作。
“东宝哥？他怎么了？”我皱起眉头。
那人笑了，笑声像是两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雷书记现在可是风光得很啊，小雷家的摊子铺得那么大。不过嘛，摊子越大，底下的漏洞就越多。宋厂长，你跟雷书记是亲戚，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些事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他话里有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冷冷地问。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在手里拍了拍：“也没什么。就是听说宋厂长要高升了，要去北京享福了。我特意来送送行。顺便提醒一句，这小雷家的账本，可是有些不太平。要是雷书记倒了，不知道宋厂长这身干净的羽毛，会不会也沾上点泥点子？”
说完，他把那个信封往我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哎，你……”我想叫住他，他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楼梯拐角，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
“宋厂长，好好看看。看完再决定，这北京，你是去，还是不去。”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捏着那个薄薄的信封，感觉像是捏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楼道里的风穿堂而过，吹透了我的衬衫。我打了个寒战，酒彻底醒了。
我知道，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03
那次饺子事件后，我和程开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冷战。
我在办公室睡了一周。这期间，我们谁也没理谁。但我心里清楚，这日子再这么耗下去，两个人都会疯。
就在我感到精疲力尽，甚至开始怀疑这段婚姻是否还有存续必要的时候，命运突然给我开了一扇窗。
那天下午，办公桌上的红机电话响了。
是部里的老徐打来的。
“小辉啊，”老徐的声音透着一股长辈的关切和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一年东海的一期工程搞得很漂亮，部里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现在有个情况，我想先跟你通个气。”
我立刻坐直了身子，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出汗：“徐书记，您指示。”
“你也知道，部里现在的规划司正是缺人的时候。领导的意思是，想把你调回来，在这个位置上锻炼锻炼。当然，省厅那边也一直想要你去主持全省的化工布局，去那边就是副厅级实职。这两个去处，你自己考虑考虑，尽快给我个回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心脏砰砰直跳。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回北京，那是权力的中心，意味着我将彻底脱离基层的泥潭，站在更高的维度去实现我的化工理想。去省厅，那是封疆大吏的起步，意味着我将拥有更大的调配资源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无论哪条路，都能让我离开东海，离开这个让程开颜日夜猜忌、让我们婚姻窒息的是非之地。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婚姻的唯一解药。
那个周末，我破天荒地回了家。
推开门，屋里冷清清的。程开颜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开着，却没声音。看见我回来，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被一种倔强的冷漠掩盖了。
“还知道回来啊？”她嘟囔了一句，没动窝。
我没像往常那样跟她置气，而是走到她身边坐下，深吸了一口气：“开颜，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事？又要加班？还是又要去见那个梁小姐？”
“都不是。”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部里想调我走。”
程开颜的身体猛地僵住了。她转过头，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没听懂我的话：“调走？去哪？回金州吗？”
在她心里，只有金州才是家，才是那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的温室。
“不是金州，是回北京，或者去省厅。”我看着她的眼睛，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充满希望，“如果去北京，咱们就能分到两居室的房子，猫猫也能上最好的学校。如果去省厅，我就不用天天泡在工地上了，咱们的日子能过得稳当点。”
那一瞬间，我看见程开颜眼里的光亮了。
那种光，我已经很久没在她眼里看到过了。那是希望，是解脱，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真的？”她反手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了我的肉里，“老宋，你没骗我？咱们真的能离开东海？真的能去北京？”
“没骗你。”我笑着点点头，“只要我点头，调令很快就能下来。”
“太好了！太好了！”程开颜一下子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在客厅里转圈，“终于不用在这个破地方受罪了！终于不用看那些烂人的脸色了！老宋，咱们去北京！咱们一定要去北京！”
她兴奋地抱着我，在那一刻，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猜忌、冷战，似乎都随着“去北京”这三个字烟消云散了。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出奇的好。
程开颜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特意开了一瓶红酒。她一边吃饭，一边叽叽喳喳地规划着未来：“到了北京，我要去买几件新衣服，这里的商场太土了；对了，还得给猫猫报个钢琴班，听说北京的孩子都学那个……”
看着她眉飞色舞的样子，我心里那块大石头也落地了。我想，也许换个环境，我们的婚姻真的还有救。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我准备给老徐回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东海厂招待所的走廊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厂里来了几个专家，我陪着吃完晚饭，喝得有点微醺。送走专家后，我一个人往回走。走廊里的灯光很暗，那个灯泡接触不良，一闪一闪的，把影子拉得很长。
我正要把钥匙插进门锁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宋厂长，春风得意啊。”
这声音阴测测的，带着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潮湿感，像是从地沟里钻出来的老鼠。
我酒醒了一半，猛地回头。
阴影里站着一个人。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衫，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他手里夹着的那根烟，火星明明灭灭，照亮了他下巴上的一颗黑痣。
我不认识这人，但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这人身上的气息，跟我们这些搞技术、搞生产的人不一样。他像是一条在暗处潜伏了很久的毒蛇，终于吐出了信子。
“你是谁？找我有事？”我警惕地问，手依然紧紧握在门把手上，随时准备推门进去。
那人往前走了一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哒”的一声脆响，在这个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是谁不重要。”他抬起头，露出一双细长的眼睛，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精明和狠毒，像是老猎人在打量落入陷阱的猎物，“重要的是，我是从雷东宝那儿来的。”
听到“雷东宝”三个字，我心里的警铃大作。
“东宝哥？他怎么了？”我皱起眉头，身体紧绷起来。
那人笑了，笑声像是两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听得人牙酸：“雷书记现在可是风光得很啊，小雷家的摊子铺得那么大，又是电线厂又是铜厂的。不过嘛，摊子越大，底下的漏洞就越多。宋厂长，你跟雷书记是亲戚，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些事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他话里有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我的神经上。
“你到底想说什么？别拐弯抹角的！”我冷冷地问。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在手里拍了拍：“也没什么。就是听说宋厂长要高升了，要去北京享福了。我特意来送送行。顺便提醒一句，这小雷家的账本，可是有些不太平。要是雷书记倒了，不知道宋厂长这身干净的羽毛，会不会也沾上点泥点子？”
说完，他把那个信封往我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哎，你……”我想叫住他，他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楼梯拐角，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在走廊里回荡。
“宋厂长，好好看看。看完再决定，这北京，你是去，还是不去。”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捏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感觉像是捏着一块即将爆炸的炸弹。
楼道里的穿堂风呼呼地吹着，吹透了我的衬衫，我打了个寒战，酒彻底醒了。
我知道，我的好日子，到头了。那个让我们夫妻憧憬的北京梦，可能要在今晚碎了。
04
那封信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胸口生疼。
回到宿舍，我几乎是颤抖着手撕开了信封。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巨额贪污证据，只有几张复印件和一张手写的便条。
复印件是小雷家电线厂和铜厂这几年的一些原材料采购单据，还有几笔数额巨大的银行贷款担保书。乍一看，这些东西都合规合法，甚至可以说是雷东宝经营有方的铁证。
可那个手写便条，却让我后背发凉。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集体企业的帽子，戴久了，有些个人的账，就容易算不清。宋厂长，你说是不是？”
落款是一个极其潦草的“潘”。
老潘。
我在脑海里疯狂搜索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前阵子市里新调来的一位专门负责纠风工作的副主任，就姓潘。这人据说以前在省里就是出了名的“黑脸包公”，最喜欢盯着那些风头正劲的企业搞。有人说他是刚正不阿，也有人说他是专门以此作为晋升的阶梯，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甚至没来得及跟开颜打招呼，就借了厂里的一辆吉普车，直奔小雷家。
路很难走，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乡间土路，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得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晃出来，可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满脑子都是雷东宝那张豪爽却毫无防备的脸。
到了小雷家，村子里那叫一个热闹。
新的生产线正在安装，大卡车排着队拉货。雷东宝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正站在泥地里指挥工人卸货，嗓门大得像个破锣。
“东宝哥！”我跳下车，甚至没顾得上脚下的烂泥。
雷东宝看见我，咧开嘴笑了，那笑容灿烂得像朵花：“哟！小辉！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听说咱们厂又要扩建了，来给把把关？”
看着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发酸。
他根本不知道，就在几百公里外的东海，有一把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我把他拉到大队部那间满是烟味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把那个信封拍在桌子上。
“哥，你看看这个。”我脸色铁青。
雷东宝拿起信封，看了几眼，眉头皱了起来，随即又舒展开，不屑地把信封往桌上一扔：“嗨！我当是什么大事呢！这不就是那个新来的老潘搞的鬼吗？前两天他就派人来查账了，让他查！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小雷家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家伙的，我雷东宝没往自己兜里揣一分！”
“哥！你糊涂啊！”我急得拍桌子，“你是没往自己兜里揣，可你那些那些所谓的‘招待费’、‘公关费’，还有你为了拿项目给人家送的那些土特产，哪怕是一斤猪肉，在这个老潘眼里，那都是把柄！现在的政策风向变了，不再是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猫的时候了！”
雷东宝愣了一下，随即倔劲儿上来了：“那又怎么样？我不这么干，咱们村能有今天？我不去求爷爷告奶奶，这贷款能下来？他老潘有本事让他自己来干干看！我就不信了，我想干事儿还有错了？”
看着他这副样子，我就知道，劝是劝不住的。雷东宝这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莽撞和义气成就了小雷家，但也注定会让他成为某些人眼里的活靶子。
那天中午，我在小雷家吃了一顿饭，食不知味。
回东海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走了，去了北京，或者去了省厅，那我就是那高高在上的领导，雷东宝的事，我顶多只能在政策上帮他说两句话，根本插不上手。而且，一旦我调走，我在东海建立起来的这层保护网就彻底破了。老潘之所以现在还只是试探，就是因为忌惮我现在的身份，忌惮我在化工系统的影响力，更忌惮我背后可能存在的那些关系。
如果我走了，雷东宝就是砧板上的肉。
回到家，已经是深夜。
家里灯火通明。
开颜正在客厅里收拾东西。地上摊开了两个大箱子，里面塞满了衣服、书本，还有猫猫的玩具。
她看见我回来，脸上洋溢着那种让我心碎的幸福：“小辉，你回来了！你看，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这些旧衣服我就不带了，到了北京咱们买新的。对了，你明天去部里交申请了吗？我听说那边房子都给咱们安排好了，是两居室呢！”
她手里拿着一件我的白衬衫，叠得整整齐齐，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感觉喉咙里像是卡了一根刺。
我该怎么跟她说？
说我们不走了？说我们要继续留在这个让她痛苦的东海？说为了救雷东宝，我要牺牲掉她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开颜……”我叫了她一声，声音哑得厉害。
她抬起头，眼神亮晶晶的：“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我给你煮碗面？”
那一刻，我真的想哭。我多想就这样答应她，多想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带着她远走高飞。
可是，老潘那张阴森的脸，还有雷东宝那张傻笑的脸，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
“没事，你……你先收拾吧。”我最终还是没说出口，逃一样地钻进了书房。
那一夜，书房里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
05
真正的暴风雨，是在三天后来的。
那是一个典型的东海台风夜。狂风裹挟着暴雨，像是要把整个厂区都掀翻。窗户被风拍得噼里啪啦乱响，屋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坐着老潘。
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恶劣的天气，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慢条斯理地吹着茶沫子。
“宋厂长，考虑得怎么样了？”他笑着看我，那笑容里藏着刀子，“听说嫂子连行李都收拾好了？北京是个好地方啊，不像这儿，一下雨就一股子海腥味。”
我死死盯着他：“潘主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想要什么？”
老潘放下茶杯，身子前倾，压低了声音：“我要什么？我要的是典型。雷东宝就是个最好的典型。他在小雷家搞的那一套，虽然赚了钱，但也破坏了规矩。把他拿下来，能震慑一大批人。这也是我的工作，宋厂长你应该理解。”
“他带头致富也有错？”我咬着牙问。
“致富没错，但路子野了就是错。”老潘冷笑一声，“宋厂长，我给你个面子。只要你调令一下来，人一走，这事儿就跟你没关系。哪怕以后雷东宝进去了，也没人会说是你见死不救。毕竟，你那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嘛。”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更加犀利：“但如果你非要赖在这儿不走，还要利用手里的权力去保他……那对不起了。拔出萝卜带出泥，雷东宝那些烂账里，未必就没有你的影子。到时候，别说去北京，这东海厂厂长的位置，你恐怕也坐不稳。”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他在赌。赌我会为了前途，为了自保，抛弃雷东宝。
如果是一年前的我，或许真的会犹豫。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可是，我想起了当年在大学里，雷东宝背着一大袋红薯来看我；我想起了姐姐去世时，他哭得像个孩子；我想起了这么多年，只要我一句话，他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他是我哥。不是亲哥，胜似亲哥。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雨夜。
“潘主任，”我背对着他，声音很冷，“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宋运辉。我这人，从小就倔。别人越是不让我干的事，我越要干。别人越是想整的人，我越要保。”
老潘的脸色变了：“宋运辉，你可想清楚了。为了一个乡镇企业家，搭上自己的前途，值得吗？”
我转过身，一字一句地说：“值不值得，我自己说了算。你也别拿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吓唬我。只要我在东海一天，小雷家的事，我就管定了。你要查雷东宝，先过我这一关。咱们走着瞧，看看是你手里的材料硬，还是我宋运辉的骨头硬。”
老潘猛地站起来，茶杯里的水洒了一桌子。他指了指我，气极反笑：“好！好个宋运辉！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他摔门而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满屋子未散的烟味。
我知道，这一仗，开始了。而且，我没有任何退路。
我抓起电话，给部里的老徐打了个电话。
“老徐，我想好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决绝，“我不去北京了，也不去省厅。我想留在东海。”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老徐叹了口气：“小辉啊，你想清楚了吗？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了。而且，我也听到了一些风声，有人在针对你和雷东宝。你留下来，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
“我想清楚了。”我说，“东海二期工程刚开始，我走不开。这是理由，也是借口。老徐，帮我这一次。”
挂了电话，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必须回家。那里还有一场更艰难的仗在等着我。
回到家，浑身都湿透了。
开颜正坐在沙发上等我，手里拿着那份调令申请书，旁边放着笔。
“小辉，你回来了！”她迎上来，帮我脱下湿外套，“快，趁热喝点姜汤。对了，申请书我帮你填好了，你签个字，明天就能交上去。”
她把笔递给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看着那支笔，又看着她那张充满希望的脸。我的心在滴血。
我该怎么告诉她，她的梦碎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接笔。
“开颜，”我不敢看她的眼睛，“申请书……先不用签了。”
“为什么？”她的笑容僵在脸上，“是不是哪里填错了？没关系，我重新填。”
“不是。”我转过身，不敢面对她，“我不走了。我不去北京了。”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窗外的雷声，轰隆隆地滚过。
“你说什么？”程开颜的声音在发抖，她绕到我面前，死死盯着我，“宋运辉，你再说一遍？”
“我不走了。”我咬着牙，硬着头皮说，“东海这边离不开我，二期工程正是关键时候……”
“啪！”
这一巴掌，比上次摔门的声音还要响亮。
程开颜打了我。这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第一次对我动手。
“骗子！宋运辉你个大骗子！”她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把桌上的申请书撕得粉碎，雪片一样的纸屑撒了一地，“什么二期工程！什么离不开你！你就是不想跟我过好日子！你就是嫌弃我！你宁可守着这个破厂子，守着梁思申，也不愿意跟我去北京重新开始！”
“跟梁思申没关系！”我也吼了起来，心里的委屈和压力在那一刻爆发了，“你为什么总是扯上她？我有我的苦衷！”
“什么苦衷？你说啊！”她抓着我的衣领，拼命摇晃，“你倒是说啊！只要你说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我就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