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十二岁那年的冬天，我被裁员了。
人力资源主管冷冰冰地通知我收拾东西，半小时内离开公司。
当我抱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准备黯然走出公司大门时，那个我每天给她带饭的保洁王阿姨，却突然拦住了我。
她那双干裂粗糙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袖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锐利的光芒：“小伙子，你先别走，你跟我来，有些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下午，在公司阴暗潮湿的地下杂物间里，她告诉我的那个秘密——一个足以改变我命运，也让我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的惊天秘密。
我叫林晨，三十二岁，北漂一族。
在一家看似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已经两年了。工作不好不坏，业绩平平，工资不高不低，每个月六千块，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
像我这样的人，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如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风一吹，就散了。
第一次注意到王阿姨，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
那天，为了赶一个项目方案，我加班到快九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起身去茶水间想泡一碗面。
推开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佝偻的背影正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是负责我们这层楼保洁的王阿姨。
她面前摆着一个已经生了斑斑锈迹的旧铁饭盒，饭盒里，是几根黑乎乎、看不出原材料的咸菜。
她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已经发硬的、冷冰冰的白面馒头。她就那么一口馒头，一口咸菜，再喝一口从饮水机接来的白开水，就算是她的晚餐了。
王阿姨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一双手更是布满了裂口和厚厚的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粗活累活留下的痕迹。
她身上那件蓝色的工作服，虽然洗得干干净净，但领口和袖口已经磨得发白了。
看到我进来，她有些局促地站了起来，想把手里的馒头藏到身后。
“阿姨，您还没吃饭啊？”我没话找话地问。
“嗯，吃了，吃了。”她有些慌乱地摆着手，脸上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指了指她手里的馒头：“就吃这个啊？”
她的脸红了，低下头，小声说：“这个……这个顶饿。”
那天晚上，我跟她聊了很久。
我才知道，王阿姨叫王芳，她的儿子儿媳前几年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双双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刚上小学的孙子。
她一个人，靠着这份每月三千五百块的保洁工作，既要抚养孙子，还要偿还当年给儿子治病欠下的债务。
她每天都是公司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早上六点不到，她就得到公司，开始一天的工作。
晚上，等我们这些加班的“夜归人”都走光了，她还要把所有的垃圾清运完，把所有的工位都擦拭一遍，才能在九点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个租住在五环外的、狭小的地下室里。
公司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工作餐，但她从来不去吃。她说：“那都是给你们这些动脑子的白领吃的，我一个扫地的，吃那个浪费了。我自己带饭，省钱。”
可她的“饭”，就只是两个冷馒头，和一小撮咸菜。
那天晚上，我泡面的水烧开了，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看着王阿姨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和几根咸菜放回那个生锈的铁盒子里，盖上盖子，然后拿起拖把，又开始默默地拖地。
昏黄的灯光，将她佝偻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那背影里，写满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那一刻，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又酸又涩。
从那天晚上起，王阿姨啃冷馒头的那个背影，就总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想为她做点什么，但我知道，直接给她钱，以她的自尊心，是绝对不会要的。
第二天中午，我去公司楼下的快餐店吃饭。打饭的时候，我看着窗口那些热气腾腾的红烧肉、麻婆豆腐、番茄炒蛋，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我特意多点了一份十五块钱的盒饭，两荤一素，米饭也装得满满的。下午，趁着茶水间没人，我找到了正在清洗拖把的王阿姨。
“王阿姨，”我把那个还温热的饭盒递给她，“这个给您。”
她愣了一下，连忙摆手，像被烫到了一样：“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这怎么行？我不能白吃你的东西！”
“阿姨，您别误会。”我急中生智，撒了个谎，“这是我们公司食堂中午多打的饭，我看没人吃，倒掉也浪费。我晚饭自己在外面吃了，也吃不完。您要是不嫌弃，就帮我个忙，把它解决掉吧。”
我指了指饭盒上印着我们公司名字的标志，努力让自己的谎言看起来更逼真一些。
王阿姨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份冒着热气的盒饭。
她犹豫了很久，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最终，她还是伸出那双布满裂口的手，颤抖着接过了饭盒。
“那……那……谢谢你了，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她说完这句话，就赶紧转过身去，我看到，她抬起衣袖，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
那天，我第一次看到王阿姨吃上了热饭热菜。她吃得很慢，很珍惜。
每一口米饭，都咀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那块我特意多加的红烧肉，她更是小心翼翼地留到了最后，才用筷子夹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仿佛那不是一块普通的猪肉，而是什么山珍海味。
看着她吃饭的样子，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满足感。
我暗自下定决心，这件事，我要坚持下去。就坚持一个月吧，算是我对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也算是自己在这个冰冷城市里，给自己定下的一个“行善打卡”的小目标。
从那以后，我每天中午都会多打一份盒饭，下午悄悄地带给王阿姨。
起初，她还总是推辞，每次我都要费尽口舌，用“公司福利”、“食堂阿姨手抖打多了”之类的借口，她才肯收下。
慢慢地，她也就不再推辞了，只是每次接过饭盒的时候，都会用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睛，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低声说一句“谢谢”。
我的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办公室里一些同事的注意。
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李姐，有一次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林晨，你可真是个活菩萨啊。你自己一个月才拿六千块的工资，房租交完就没剩多少了，还有闲心天天去接济别人？”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我知道，他们不懂。
在这个偌大的、人情冷漠的城市里，每天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生活困苦的老人，带去一餐温热的饭菜，这份小小的、力所能及的善意，已经成了我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唯一的精神慰藉。
它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台为了生存而运转的机器，还是一个有温度的、鲜活的人。
我给王阿姨带饭的事情，不知不觉已经坚持了两周。
我发现，王阿姨开始用她自己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回报”我。
我的工位，总是整个办公区里最干净整洁的。桌子每天都被擦得一尘不染，键盘的缝隙里也看不到一点灰尘。
脚下的垃圾桶，也总是第一个被清空的。
有时候我早上来得早，还能看到王阿姨正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我的电脑屏幕。
我加班的时候，如果去茶水间倒水，总会发现饮水机旁边，已经提前放好了一杯冒着热气的热水。
那杯子，不多不少，正好是我放在公司的那个印着卡通图案的马克杯。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一次，我下班时因为走得匆忙，把挂在脖子上的工牌弄丢了。那可是个大麻烦，补办不仅要扣钱，还要走很繁琐的流程。
我急得焦头烂额，第二天一早，王阿姨却像变戏法一样，把我的工牌悄悄地递给了我。
“阿姨，太谢谢您了！您在哪儿找到的？”我感激地问。
她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昨晚打扫卫生的时候，在电梯口捡到的。我看上面的照片像你，就给你收起来了。”
我没有多想，只当是自己的运气好。
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有些奇怪的现象。
王阿姨每天在办公室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她的目光，似乎总会有意无意地，朝我工位的方向瞟上几眼。
起初我以为是我的错觉，但次数多了，我就确定了，她确实是在观察我。
那不是一种监视，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眼神。
有时候是关切，有时候是审视，甚至有几次，我在走廊里和她擦肩而过，她那双平时看起来总是有些浑浊的眼睛里，竟然会闪过一丝一抹即逝的、不属于她这个年纪和身份的锐利光芒。
她似乎想跟我说些什么，但每次都是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咧开嘴，露出一个质朴的笑容，或者叮嘱一句：“小伙子，穿厚点，别冻着。”
有一次，她在拖我座位旁边的地时，突然停下来，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严肃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好好工作。”
那句话，不像是一个保洁阿姨对一个年轻人的普通鼓励，倒像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郑重期许。
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大。这个看似普通的保洁阿姨，身上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但她生活上的艰辛，又是那么地真实。她啃冷馒头的背影，她那双布满裂口的手，她那生了锈的铁饭盒，都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搞不明白。也许，真的是我想多了吧。
我安慰自己，一个独自抚养孙子的孤苦老人，能有什么秘密呢？她对我的“关照”，大概也只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对我每天给她带饭的感激之情吧。
我把这些疑惑都压在了心底，继续着我们之间这个关于一盒饭的、心照不宣的约定。
十一月的北京，寒风刺骨。比天气更冷的，是公司里的气氛。
我们这家互联网公司，前两年还在风口上，疯狂扩张，到处烧钱。
可今年，风口一过，资本退潮，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于是，裁员的传闻，就像病毒一样，在公司的各个角落里，迅速地蔓延开来。
办公室里人心惶惶。每个人都低着头，假装在努力工作，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偷偷地刷新着招聘网站，更新着自己的简历。
曾经热热闹闹的茶水间，如今也变得冷冷清清。大家见了面，不再像以前那样八卦闲聊，只是匆匆地打个招呼，眼神里都带着一丝警惕和不安。
我的直属领导，一个叫孙鹏的部门经理，最近也开始频繁地找我谈话。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我负责的几个项目，数据增长缓慢，用户活跃度不达标。
“林晨啊，不是我说你。你来公司也两年了，工作不能总是不温不火的。”一次谈话的最后，他端起茶杯，意有所指地说，“现在公司形势不好，所有人都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不然，到时候‘岗位优化’，可别怪我这个当领导的没提醒你。”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我的业绩确实不算突出，在这次裁员风暴中，我这样不高不下的“中间层”，是最危险的。
巨大的压力，让我夜不能寐。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开始疯狂地加班。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几乎都是在公司待到凌晨，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个冰冷的、空无一人的出租屋里。
在这段最黑暗、最焦虑的日子里，每天下午，给王阿姨送去那份热腾腾的盒饭，竟然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
只有在看到她接过饭盒时那感激的眼神，听到她那句朴素的“谢谢”时，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冷漠的城市里，还存留着一丝价值和温度。
王阿姨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不对劲。
有一天，她在我去茶水间接水的时候，拉住了我，小声地问：“小伙子，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总是一个人唉声叹气的。是不是……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那一刻，我心里那根紧绷了很久的弦，突然就断了。我像一个找到了倾诉对象的孩子，对着这个只比我母亲小几岁的、熟悉的陌生人，苦笑着，把公司要裁员，自己可能会被“优化”掉的事情，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王阿姨静静地听我说完，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说一些空洞的安慰话。她只是沉默了很久，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明亮。
最后，她看着我，用一种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了一句让我感到有些突兀的话。
她说：“小伙子，别怕。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这句话，从一个每天啃着冷馒头、为生计发愁的保洁阿姨嘴里说出来，显得那么地不协调。
但不知为何，她说话时那坚定的眼神，和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却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力量。
那天，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当着我的面吃掉我带来的饭。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份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盒饭，放进了她那个生锈的铁饭盒里，仔细地盖好。我猜，她大概是想带回去，留给她的孙子吃吧。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个星期五，是我给王阿姨带饭的第三十天。也是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
下午三点，人力资源部的内线电话，打到了我的工位上。电话那头，是HR主管冷冰冰的、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林晨，你来一下我办公室。”
走进那间决定了无数人去留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反而异常地平静。我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
“林晨啊，”HR主管靠在他的老板椅上，十指交叉，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你也知道，公司最近的经营状况不太好，需要进行一些人员和岗位的优化调整。经过公司管理层的综合评估，你的岗位，刚好在这次的优化范围之内。”
“你的业绩……嗯，确实不太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所以，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已经打印好的离职协议，推到我的面前。
“按照劳动法，公司会给你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金。签了这份协议，今天就可以办理离职手续了。”
没有争吵，没有辩解。我默默地拿起笔，在协议的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资本的寒冬里，我这样一只微不足道的工蚁，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格。
回到工位上，我开始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两年来积攒下的文件、笔记、奖杯，还有那盆我养了很久的绿萝，此刻，都被我一件一件地，装进了一个纸箱里。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曾经和我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的同事们，此刻都像约好了一样，低着头，假装在认真地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给我一个告别的眼神。我明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与我这个“失败者”划清界限。
人心凉薄，不过如此。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纸箱，感觉自己这两年的青春和奋斗，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我的工牌还挂在胸前，但门禁系统，在我签下离职协议的那一刻，就已经失效了。
我最后去了一趟茶水间，想跟王阿姨说一声再见。这一个月来，她或许是这家公司里，唯一给过我温暖的人。
没想到，我推开门，王阿姨竟然就站在门口，像是在专门等我一样。
她的表情，异常地严肃。那不是我熟悉的、憨厚中带着一丝卑微的笑容。
她的眼神，也不再是平日里的浑浊和闪躲，而是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锐利而沉稳的光芒。
她看着我怀里的纸箱，又看了看我挂在胸前那张已经失效的工牌。
“小伙子，”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般的语气，“先别走。”
她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抓得很紧，力气大得出奇，完全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弱的保洁阿姨该有的力气。
“你跟我来。”
我被王阿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头雾水。但她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和语气，让我下意识地，没有反抗。
我抱着纸箱，跟在她的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员工电梯。
她没有按我们平时工作的楼层，而是直接按下了通往地下二层的按钮。
地下二层，是公司的仓库和设备间，平时除了维修工和少数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是禁止入内的。
电梯门打开，一股阴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我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着，显得格外清晰。
王阿姨领着我，七拐八拐，最终，在走廊最尽头的一间挂着“杂物间”牌子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熟练地打开了那把看起来已经很久没用过的旧锁。
“进来吧。”她推开门，对我说道。
我迟疑地走了进去。杂物间里堆满了废弃的办公用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灰尘和霉味。我不知道，她带我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王阿姨关上门，然后，做出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