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研究学者贾英华曾评价溥仪的七叔载涛,说他是“晚清末年到新中国这一时代变迁的特殊历史见证人”,他的沉浮,既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命运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在乱世中坚守气节、顺应时代的精神写照。
对载涛的这段评价,没有什么大词,但评价的内容却是不低的。漫长的人生沉浮,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命运多舛,就是残酷的代名词。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最终没有垮掉,腰没有弯,脸没有着地,稍微有些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这已经很难了,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懂得顺应,还能用识时务为俊杰的方式上岸,那简直就是了不起了。
载涛这个人,如果你了解的不多,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无用的残留最后一点爱新觉罗皇族印记的绣花枕头,但是如果你去审视清朝灭亡后的载涛,你会发现,这个纨绔子弟竟有让人惊讶的韧性、骨气以及那一份难得的明智。
不管是看待历史,还是身在现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充满了偏见,这种偏见很容易让人变得狭隘、庸俗、懦弱、可笑。要改变这种偏见,其实并不难,看人看事,我们一定要看全貌,否则轻易不要下结论,并让这个结论影响自己。
就普通人而言,一个人生活的韧性、骨气以及那一份难得的明智,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像载涛这样从历史走向现实的人物,他的故事还是非常值得讲,值得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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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降生在晚清最显赫的宗室之家,醇亲王奕譞一生七子,三子早夭,成年者仅载湉、载沣、载洵、载涛四人,作为家中幼子,他自幼备受宠爱,却也早早被卷入了皇室过继的礼法漩涡。
光绪二十四年,年仅11岁的载涛被慈禧太后下旨过继给道光帝第九子奕谟为嗣子,光绪二十八年奕谟病逝,他又再度奉旨过继给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詥为嗣子,同年袭封多罗贝勒。
事实上,载涛三岁时便已获封二等镇国将军,不久晋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未满十岁便跻身清朝贵族顶层,自幼锦衣玉食,仆从如云,珍玩无数,享受着皇族“铁杆庄稼”的优渥生活,是典型的晚清天潢贵胄。
晚清新政时期,清政府为挽救危局推行军事改革,选派宗室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军事,自幼酷爱骑马的载涛,被选派赴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留学,这所欧洲顶尖的骑兵学府,让他系统学习了西方骑兵训练体系、军马品种改良、战场骑术等专业知识,不仅练就了他精湛的骑术,更练就了他“一眼识马”的绝技,让他成了近代中国少有的马政专家。
留学期间,载涛目睹西方军事的现代化,深知清军的腐朽落后,归国后便立志打造一支现代化的皇家禁卫军,守护清廷的统治。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溥仪即位,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作为摄政王的亲弟弟,21岁的载涛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同年加郡王衔,被任命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执掌京师防务,与担任海军大臣的载洵共同成为晚清军事核心人物。
接手禁卫军后,载涛以法国骑兵模式为蓝本,对这支皇家武装进行全面改革,选拔八旗精锐与汉族青年入伍,配备新式枪炮,建立现代化训练体系,还亲自担任教官传授骑术。
1910年,他奉命出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八国进行环球军事考察,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制度,为禁卫军扩建积累经验。
1911年5月,清廷设立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谘府,载涛升任军谘大臣,兼蒙古镶黄旗都统,全面掌管全国军事参谋与禁卫军指挥权,那时的他意气风发,一心想以军事改革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他主持的禁卫军规模达万余人,装备精良,是清廷最后的嫡系武装,被视作守护皇城的铜墙铁壁,只是当时的清王朝早已积重难返,载涛的军事理想,很快就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化为泡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清廷内部乱作一团,隆裕太后在御前会议上询问战事应对,这位从未亲临战场的皇叔,只能叩头坦言自己没带过兵、不懂打仗。很多人知道载涛,就是从这一幕开始的,因此认为他就是只能纸上谈兵的皇家“废物”。
袁世凯趁机复出,先逼迫载沣交出摄政王权,随后将矛头直指载涛手中的禁卫军,1912年初,袁世凯以“前线需将”为由,强行逼迫载涛辞去禁卫军大臣、军谘大臣职务,将禁卫军交由冯国璋接管,一夜之间,载涛从权倾朝野的军权重臣,沦为无兵无权的闲散贝勒,连隆裕太后都怒斥他“丢尽了皇家的脸”,晚清皇族最后的军事希望就此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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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止清帝退位,1912年1月,载涛与载洵、良弼、铁良等皇族顽固派组织宗社党,主张与革命军决战,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可良弼被革命党人刺杀后,宗社党便人心涣散、迅速瓦解。
1912年2月12日,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载涛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