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曾被一场长达八年的血腥阴霾所笼罩，一个以自制枪械起步、继而盗窃警用制式手枪、随机杀人练胆、抢劫敛财、最终犯下骇人斩首暴行的悍匪，以21条无辜生命为垫脚石，将报复社会的扭曲执念彻底化作成了整座城市的恐慌。
这个从底层家庭走向极端犯罪的悍匪，就是张明高。
1963年3月13日，张明高出生在武汉硚口区汉正街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家中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大姐，下有三个弟妹。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末期，普通家庭的生计极度窘迫，幼年的张明高从未体会过温饱与温情，贫困与匮乏成了他人生最初的底色。
张明高的父亲原本是工厂普通工人，为了养活全家，在特殊年代与同乡合伙开办小型机器作坊补贴家用，却因此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分子”，遭到了反复的批斗与折磨。
为了多挣一点钱，张父后来又偷偷在厂里接私活、加工零件，不慎造成设备损坏，合伙人纷纷推卸责任，所有损失与骂名全由张父一人承担，工厂不仅要求全额赔偿，还在全厂大会上公开批判，同事们也整日上门辱骂，将生活的怨气全部撒在这个破败家庭上。
从犯罪心理学视角来看，童年的长期贫困、家庭遭受的群体性排挤与羞辱，让张明高在人格形成关键期产生了严重的安全感缺失与自卑心理，他从小便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从而形成了偏执、敏感、孤僻的性格底色，为后续反社会人格的滋生埋下了病根。
1973年，张明高刚满10岁，久病缠身的母亲因无钱医治撒手人寰，家庭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失去母爱的他变得愈发沉默寡言，从不与同龄孩子玩耍，内心筑起一道厚厚的高墙，所有的情绪都深埋在心底。
1978年，15岁的张明高再次遭遇毁灭性打击，长期遭受精神折磨、背负债务的父亲含恨而终，家中彻底失去经济来源，五个未成年孩子陷入绝境，全靠刚成年的大姐苦苦支撑。
为了活下去，张明高含泪辍学，跑到父亲生前工作的武汉市航海照明器材厂，恳求以“顶职”的方式获得工作，却因未满16岁被工厂当场拒绝。
更让他绝望的是，他后来听说父亲生前的抚恤金被工厂克扣，用于抵扣所谓的“设备损失”，而当年检举父亲偷拿材料、导致父亲被批斗羞辱的，竟是父亲生前最信任的挚友。
这一系列连续创伤，让张明高产生了极端的外部归因认知偏差——他拒绝承认人生困境的客观因素，将所有不幸全部归咎于他人与社会，仇恨的种子从具体对象泛化到整个社会体系，认定世间所有人都亏欠他、都该为他的苦难付出代价。
父母离世后，家中连安放骨灰盒的地方都没有，兄弟姐妹为生计奔波，对父母骨灰疏于照料，甚至被随意挪动、丢弃，这让张明高彻底断绝了对亲情与人间温情的最后期待，内心只剩下冰冷的报复欲。
1979年，年满16岁的张明高终于进入武汉市航海照明器材厂，成为金工车间一名学徒车工。
他天资聪颖、动手能力极强，干活刻苦认真，短短几年就从学徒转为正式工，还评上了三级车工，不仅熟练掌握车床、钻床、铣床等设备操作，而且精通金属加工、零件打磨、机械组装技术。
但这份本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并未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反而成为他走向罪恶的工具。
在厂里，他依旧独来独往、不与人交往，不参加集体活动、不谈恋爱、不近女色，工资全部攒下，很少消费，宿舍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只有一摞摞《孙子兵法》、《兵器知识》、《枪械原理》等书籍。
此时的张明高，陷入了暴力幻想与自我赋能的心理闭环，他将兵书中的谋略曲解为报复手段，把枪械知识转化为犯罪技能，通过幻想暴力复仇来弥补现实中的自卑与无助，逐渐形成了自恋型反社会人格——自认天赋异禀、怀才不遇，唯有通过暴力才能获得社会的“敬畏”，唯有杀戮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这一时期，他曾偷偷撬开工厂档案室，翻出父亲当年的处分材料，看着那些虚假的匿名检举内容，心中的恨意彻底失控，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却找不到具体的仇人，最终便将报复目标锁定为所有无辜的陌生人，认定这些人都是“冷漠社会的一部分”，都该成为他宣泄怨恨的祭品。
1980年夏天，17岁的张明高正式启动犯罪准备，他利用工厂的设备与自己的车工技术，偷偷开始制造枪支。
趁夜班无人时，他用车床精密加工枪管、击发机构、弹膛，用钢板打磨枪身、扳机，反复试验改良结构，耗时数月造出了第一把土制手枪。
此后三年里，他不断优化工艺，又造出两把体积更小、威力更强、便于携带的土枪，还将菱形螺钉、螺母打磨改造为自制子弹，解决了弹药问题。
制枪期间，他刻意锻炼体能、练习射击，在偏僻处反复试射，熟悉枪支性能，同时观察城市街巷、研究作案路线，培养自己的冷静与残忍。
这一阶段的犯罪准备，本质是他通过掌控致命武器，填补童年无助感的心理需求，从一个被生活碾压的底层青年，幻化为掌控他人生死的“裁决者”，人格彻底分裂，表面沉默木讷，内心早已被仇恨与暴力填满，一个冷血杀手的雏形已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