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安西更向西”：评《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

《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黄达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逾12年，在这期间，我国知识界乃至大众层面，都经历了一个“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到进一步“使中亚（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将其纳入普世知识之中”的转变。这就意味着，我国对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中亚的相关知识的需求，已经从基本的具体认知，发展到对更高层次的理论的需求，进而提出中国自己对中亚这个不同文明交融、不同生产方式并存的区域的独特理解——我们需要从全球史的角度理解中亚的历史地位，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理解中亚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与未来，从中国的经验出发，重新理解丝路上文明交流交融的逻辑与普遍意义，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一种中国方法。为此，中国学者近年来已经在不同方面做过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著名中亚研究学者黄达远教授在其近作《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已有的理论建设，通过对中亚独特生态单元——绿洲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以中亚为切入点，重新协和中国与世界、游牧与农耕、现代与传统三组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绿洲区域”概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的统一遭受到来自现实地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威胁。前者通过中国人民百余年来艰苦卓绝的抗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基本完成了领土统一与边疆稳定的重任；然而意识形态层面，无论是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的“满蒙非中国”论，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史学家依然宣称的“长城以外非中国”论，甚至近年来引起相当争议的“新清史”，无一不挑战着中国边疆史甚至整个中国史叙事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合理性。然而，传统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史观与族群民族主义史观是在同一个范式下产生的，他们都是以“中心定边疆”，民族史在增强民族内聚力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建立排他性的边界。因此，这种史观在反驳或者回应某些外国学者对统一中国史的解构，为我国的反分裂工作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时，难免有理论跟不上实践的掣肘之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缺憾的来源——“20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建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提法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努力，大概可以算是这一全球性趋势中的一部分。可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是接受和承认近代民族观念、概念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其中之一。为越分越细的民族服务的史学，以及为基于主权国家的大型或超大型民族（国族）服务的史学，由于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史学，并没有从民族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内在理论陷阱中脱身。”所以，我们亟需一种新的维度和载体，来弥补抑或修正民族主义史学在理解边疆、阐释统一等问题上的不足。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作为呼应，谷苞先生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提出了以“两大区域”（“长城-天山”划分两大农业区和游牧区）和“三大统一”（即“中国历史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曾在这方面取得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全部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特征的观点。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谷苞先生全面批驳了“长城之外非中国”说，彻底解构了“族性地理学”，巧妙地把“天下”置于农牧二元互动结构中。他同时将华夷之变的“天下观”和西方民族主义的族性历史叙事转变为有着明确时间和空间边界的“区域叙事”，不是以游牧和农耕各自的时间性确定历史空间，而是将游牧与农耕放在一个“共时性”的地理空间——“疆域”中寻求其共性特征。这一共同体时空观念的建立与现代国家的时空观念相符。

早在2016年，黄达远教授就精辟地指出，“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个舶来品,‘民族区域’概念至少是一个已经修正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一般而言，区域史的‘区域’，借鉴20世纪50年代西方兴起的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概念，表示一个自成系统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在费孝通定义的‘区域’，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存在和人类活动的自然载体，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时空单元，更是和四周地区存在着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与‘民族’概念相比，‘区域’可以表达出更复杂、更具伸缩性的时空关联的整体特征，除民族关系外，还可以表达人地关系、社群关系、宗教关系、地域关系、生态关系、业缘关系等等。”

进一步地，以前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区域”的概念，定义被绿洲串联起来的西域，还可以有效回应传统民族主义史学中无法较好解释的跨界民族问题、世界性宗教问题等难点——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民族主义史学往往囿于现代国界的约束，难以定义在没有国际法的前现代，变动不居的民族迁徙与漫散无矩的思想传播的终极归属，因而造成古代与现代的“两张皮”现象，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而绿洲作为一种原生态的历史概念，是没有人为建构而自然存在的空间地理。作为不同民族文化和血缘上交往交流交融之所，不同生产方式的补充交换之地，绿洲天然地聚集了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经济形态、生产方式。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民族国家的国界是固化的神圣，而绿洲则赋予了国家间各种意义上（人群、思潮、商贸、文化等）流动和鲜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以绿洲为中心重建西域的“区域史”，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民族主义史学的遗憾。这无疑为跳出民族主义史学的同时，又提供各个民族国家所能共享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抓手。

二、作为游牧与农耕交汇点的丝路绿洲

国际阿尔泰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教授将中央欧亚定义为“位于欧亚大陆外缘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所有文化区之间，并与之相区别的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文化区。”他在《论中央欧亚》一文中，概括了中央欧亚历史的诸多特点，如在与之接壤的诸伟大定居文明之间发挥一种媒介作用；将共同的艺术母题传遍欧亚大陆；渗透进游牧国家的宽容精神等。不难看出，中亚正是在同时兼具了游牧与农耕（定居）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具备了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先决条件。而丝绸之路作为一张几乎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及周边大洋的交通网，其陆上东西向的主要通道有两条。其中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即是“连接着陆地和沙漠之间诸多城市的绿洲之路”。在费孝通先生的“区域史”框架内，在谷苞先生协调游牧-农耕，消解“本部与边疆”的二元属性的基础上，黄达远教授在《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集中笔力，以新的案例开辟了对绿洲丝路区域的阐释，进一步回应并放大了“区域史”的解释效力。他的切入点就是贯穿整个中国西部，一直延伸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丝绸之路，以及在这条文明交融网络上星罗棋布的绿洲。

实际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两河流域的绿洲都是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板块力量的夹击下形成的，绿洲或是游牧力量占主导，或是农耕占主导，或是半农半牧的形态，绿洲因腹地的狭窄，物资的补充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远距离转运贸易，形成复合型空间形态，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换言之，绿洲的生产模式既非游牧，亦非农耕，而是以商业交换为中心兼领且沟通二者。绿洲的生态规模决定了他所能供养的固定人群不会太多，其活跃性更多的是来自游牧和农耕两大社会交汇于此的流动人口。同样囿于生态规模，绿洲的经济地位也不会太重要——他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大规模生产单位。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拉铁摩尔将中国的统一归功于“战略区与经济区作为不同‘核心区’而产生的互动”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战略区”同时也是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通道，那么 “我们就应该深刻认识到，中国内陆亚洲的‘战略区’是以绿洲为基础的”！

近年来不断被反思的内亚史观和中原中心论，无非是过分强调游牧或农耕二者中的某一种生产方式及其衍生文明的重要性，而置对方于从属地位，从而引发对历史和现实偏颇的理解。而绿洲观念的引入，不仅在广阔西域的历史实践上符合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际过程，在理论上，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关系将“重新释放‘通道’‘走廊’的意义，可以将‘丝绸之路’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自史前至现代，不同的路网和通道以纵横交错的机动地带将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中部、西部的异质性区域联结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活力和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

无独有偶，作为当今中亚五国之一的土库曼斯坦，其境内包含梅尔夫（Merv，今马雷）、库尼亚-乌尔根奇（Kunya-Urgench，即中文史书中的名城玉龙杰赤）等绿洲丝绸之路的重要中心节点。历史上的作为游牧民的土库曼人，恰恰是依托于阿哈尔绿洲、梅尔夫绿洲、查尔朱绿洲等区域，开启了从游牧到农耕的生产方式转换过渡。然而，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在民族建构问题上一度陷入了游牧-农耕二元对立的窠臼中，使得民族建构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第二任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Гурбангулы Мяликгулыевич Бердымухамедов）执政后，淡化民族属性之争，转而强调丝绸之路之于土库曼人及土库曼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仅于2018年设立土库曼斯坦“丝绸之路年”，同时提出“复兴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更是亲自写作《土库曼斯坦——伟大丝绸之路的心脏》一书，着力强调绿洲丝路在土库曼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换言之，以绿洲为核心的丝绸之路同样成为土库曼斯坦跳出游牧-农耕二元对立叙事，协调内部，同时建立自身与周边国家和谐关系的重要抓手。这无疑再次印证了绿洲之于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重要性。

三、以中国方法中的绿洲具有全球史的意义

历史中国的逻辑和现代中国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两者既有叠加，也有空间上的分离。从政治地理的态势上看，中国内陆“边疆”与“边界”在大部分时期并不重合，影响边界的事件本身更是远远溢出了现代国家边界。而区域史的研究，则可以“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内部关联，将具有‘内陆亚洲’形态的中国利益边界一直延伸到欧亚腹地的黑海。”这也将进一步挖掘中国历史的世界属性——历史上的中国根本不缺乏与横贯中央欧亚的游牧社会互动的经验，历史上的“大中国”在包容和处理不同异质性空间方面有娴熟的经验。对绿洲的重视和经营（例如河西走廊，其实就是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绿洲桥”，河西走廊因“绿洲桥”而举世闻名，绿洲也成为其作为过渡地带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这种宝贵的经验之一，其应该在当代中国的史学编纂和治理实践中获得充分的重视，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而广之。这不但是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逻辑做出自洽解释的理论需求，也是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经验分享给同样受民族主义史学桎梏而不能很好处理跨界民族、宗教或者异质性生产方式共存等问题的其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将目光进一步放大，绿洲同样具有全球史的意义。17世纪以降，西方系统构建起一套东西方差异对立，最终西方崛起并支配世界的历史叙事。在这套叙事中，西方代表的海洋文明和非西方的大陆世界俨然一种零和状态。然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正被新兴的全球史不断予以修正。强世功教授在为全球史代表作《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所做的导读中，明确提出“（中国）兼具大陆和海洋两种独特地缘政治特征和两种政治文化品格，这必然要求中国同时推动大陆世界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双循环，在欧亚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维持平衡，由此来构建新型世界秩序。”而在绿洲的历史上，其经济的重要体现就是巴扎（بازار）体系。巴扎作为大市场，遍布整个丝绸之路，其既是民族贸易市场也是绿洲居民的市民市场，更是内陆欧亚跨区域、跨民族的流动中转所在。在今天，从西方海洋贸易中发展出的现代商场（商超综合体）遍布世界，而在内陆欧亚的广大地区，依托绿洲的巴扎并没有因此而消亡，仍然同样承担着商贸、餐饮、娱乐、集会等与现代商场同样的功能，只是在贩卖的内容上，二者仍然各守阵地，难以互相取代——巴扎以绿洲及其联结的附近游牧民和定居农民的自产产品为主，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而现代化商超的商品，则反映了工业社会高度的标准化和流通性。以绿洲巴扎为代表的内陆欧亚商品流通，无疑与1500年大航海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海洋贸易形成了并列的双循环。相比于中亚五国，乃至广义中亚范围内的蒙古、阿富汗等缺乏海岸线的内陆国，中国的“长城——天山”商路，构成了近代中国国家的东西轴线，轴线以东是面朝海洋的中国经济核心区，轴线以西是面朝内陆亚洲的中国边疆战略区。某种程度上，中国在这条轴线两侧的商路曾经代表了本地（绿洲）与跨国（海洋），勾连起传统（巴扎）与现代（商超综合体）；而今天，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这条构成东西轴线的商路又不断推动着本地与跨区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就是中国有能力推动“双循环”的绝佳体现之一。

四、余论：拥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中亚研究

唐朝著名爱国边塞诗人岑参有云“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1935年，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冀朝鼎以“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转移，论证导致中国历史上王朝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为拉铁摩尔等边疆学学者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奠定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民族史学者谷苞先生提出了“游牧-农耕的文明共生”论，超越俄苏在中亚民族史中构建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诸理论，将“中华民族共同性”提高到新的维度；新世纪以来，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以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为理论核心，从农牧动态关系角度提出以“生态共生”和“共同家园”来理解新疆之于中国；今日，黄达远教授以绿洲、游牧和农耕的互动为中心，将西北边疆放在欧亚时空中，重构中国史的空间结构……中国自己的内亚学术体系脉络在几代学人克绍箕裘，薪尽火传之中，已经徐徐展开。

古代的中亚不仅是连接东西的自由通道，更是多元文明互动的中心；而在当代，以中亚这个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为轴，厘清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重审中国史的空间结构问题，将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不可估量的理论与实证价值。因此，以《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代表的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学、历史学、边疆学、人类学等诸研究必将大有可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2CZJ005）“20 世纪中亚地区的世俗化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专题”项目（23VTJ002）阶段性成果。原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