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温馨提示：本文场景、对话、细节为艺术加工，请勿与真实人物、事件强行对应。请理性阅读，前半部分免费阅读。
话说1982年，重庆忠县这地界儿，平日里是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可那年头，偏偏因为一场公审大会，成了十里八乡议论的风暴眼。
那时候，普法的风刮得正紧，县里一拍桌子，决定搞场大的：公审一批死刑犯，还要当场枪决，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看法律的厉害，把那股子歪风邪气给镇住。
地点选在了县城最热闹的篮球场。可到了临头，负责办案的同志犯了难：真正的死刑犯只有7个。你想啊，七个人往台上一站，稀稀拉拉的，哪来的震慑力？哪能营造出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场面？
法院和公安局一合计，索性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从牢房里再挑15个不是死刑的犯人，凑成22个人的“大阵仗”，让他们也跟着上台，给这场大会撑撑场面，壮壮声势。
大会那天，天刚蒙蒙亮，22号人就被提溜出来了。一个个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写有姓名罪状的木牌子，膝盖上还特意绑了截麻绳——这绳子松紧适度，走路不绊脚，想跑？门儿都没有。
更有意思的是狱警的一个举动：拿细绳把犯人们的裤腿扎得严严实实，像个粽子似的。您别觉着奇怪，这里头藏着大讲究。
人呐，不管平时多横，多凶残，一旦死到临头，那恐惧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这一紧张，身体里的激素乱窜，括约肌一松，大小便失禁那是常有的事。
要是污秽之物顺着裤腿流下来，弄脏了押送的车，脏了公审的现场，那成何体统？临时换裤子又来不及。所以，干脆把裤腿扎死，让那些玩意儿全憋在裤裆和裤脚里，既干净了路面，也省了押送人员的麻烦。
早饭端上来了，可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吃饭？绝大多数犯人也就是张嘴应付两口，嗓子眼儿早就堵住了。
最后出场的是法医。他拿着针管，在所有犯人的脸颊两边，各扎了一针。这可不是什么毒药，而是麻醉剂，专门麻痹脸部神经的。
为啥要这么干？怕他们乱喊乱叫！
您想啊，公审大会上，要是有人歇斯底里地骂街、喊反动口号，那教育群众的初衷不就全泡汤了吗？要是行刑的时候，死刑犯突然高喊口号，执行任务的战士开不开枪？不开，违抗军令；开了，那场面既荒诞又难看，影响多恶劣！
早年间没这药的时候，为了防止犯人出声，常用铁丝勒住嘴。那法子太残忍，犯人受罪不说，看着也像虐待，损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如今打了这针，脸麻了，想喊也张不开嘴，算是两全其美。
一切准备停当，公审大会正式开始。押送的干警从身后死死抓住犯人的胳膊，猛劲儿往上一抬，逼得这22个人不得不弯腰低头，摆出一副彻底伏法的姿态，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忠县法院院长陈泓鹏往台上一站，那嗓门通过大喇叭一扩，震得会场嗡嗡作响。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听得台下老百姓热血沸腾。在工作人员的带动下，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简直要把天都喊破了。
这正是上面想要的效果：一场刻骨铭心的普法大课。话音刚落，陈院长大手一挥，如同戏台上的惊堂木拍下，斩钉截铁地喝道：“判决生效，立即执行死刑！”
在那个年头，虽然行刑的核心圈外人进不去，但外围围观却是被默许的。为了把教育意义搞深搞透，不少工厂、企业还专门组织职工，排着队去现场“受教育”。
大会一散，场面反倒比开场时更炸了锅。人们呼啦啦地骑上自行车，或者撒开腿狂奔，死死追着押送犯人的卡车，非要赶到刑场亲眼瞧瞧不可。毕竟那时候娱乐少得可怜，看枪毙人竟成了十里八乡最轰动的“热闹”。
行刑的时间定在正午，讲究的是个“午时三刻”。这时候日头最毒，阳气最旺，老辈人都信，借着这股子纯阳之气，能镇住冤魂，防止邪祟缠身。
可就在另一边，出了个让人冷汗直流的岔子。那15个拉去“陪杀场”壮声势的犯人，被押回拘留所，按名单一个个关进牢房后，管教民警一点数，魂儿都快吓飞了——少了一个！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从古至今，犯人跑了或是弄丢了，那是天大的失职，轻则挨处分，重则丢乌纱帽。公安局里头顿时乱了套，却谁也不敢声张，赶紧关起门来内部大排查。
毕竟，“瞒上不瞒下”是那时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能在底下把窟窿堵上，就千万别往上报，不然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排查，谜底很快揭开了。原来是公审大会散场时，法院那边忙中出错，少移交了一个人。公安局赶紧打电话给法院通气。
陈泓鹏院长接起电话，起初还是一脸迷糊，可听着听着，他突然猛地一拍大腿，蹭地站起身来就往门外冲，嘴里惊慌地喊着：“坏了！快，去刑场！”
此时的刑场，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现场负责人早已是满头大汗，脸色煞白。在他眼里，送到这儿的犯人就是待宰的羔羊，没二话，拉出来一个毙一个。他也没多琢磨，按顺序一个个执行了枪决。
然而，当硝烟散去，核对人数时，怪事发生了——居然多枪毙了一个！
负责人这才如梦初醒，想起刚才的不对劲：别的犯人都像丢了魂似的麻木顺从，唯独有一个，押到这儿后一直呜呜乱叫，拼命挣扎。当时负责人还嫌他闹事，特意吩咐优先送他上路。
等陈泓鹏驱车赶到时，木已成舟，大错已铸。他指着那位负责人，手臂抖得像筛糠，怒吼道：“行刑前的身份核对，你做了没有？”
负责人吓得不敢吭声，脑袋垂得快要贴到胸口，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滚而下。“为什么不遵守规定？”陈泓鹏气急败坏，抬脚就将他踹翻在地。
就在这时，执行枪决任务的武警带队领导走了进来。瞧见这剑拔弩张的一幕，他也愣住了，场面一时尴尬到了极点。陈泓鹏见状，强压住火气，深吸一口气问道：“有什么事吗？”
领队汇报道：“战士们身上全是血污，想回去清洗。可这边一直没下达收队指令，不知出了什么状况，所以过来问问……”陈泓鹏连忙摆手：“辛苦各位了，实在抱歉，马上收队，回去清洁吧。”
读到这儿，您或许要问：枪毙犯人又不是拼刺刀，咋能弄得一身的血？怕溅到身上，离远点开枪不就行了？血能飞多远？
可事实偏偏不是这么回事。
在我国，死刑执行人最早是公安战士，到了1982年，改由新组建的武装警察接手。那时候，关于执行死刑的武警部队，坊间流传着不少说法。
头一个说法是：和平年代为了鼓励战士干这活儿，每枪毙一个罪犯，就能立个三等功。
其实，这纯属瞎扯。执行死刑是武警的本职任务，就跟站岗放哨一样平常。谁会因为干了本职工作就受嘉奖？咱国家每年枪毙的犯人数量不少，要是毙一个就给个三等功，那军功章岂不是烂大街了？
第二个说法是：执行死刑全凭自愿，战士可以拒绝。毕竟和平年代，让战士第一次开枪杀人，心理压力山大。
因此，除了军事素质过硬、枪法如神，还得有铁打的心理素质。能被选中的，那都是军营里百里挑一的尖子。
至于“自愿原则”，那更是想当然。部队里军令如山，谁敢说不？当然，你可以装病或者耍滑头躲过去，但你得掂量掂量后果——临阵脱逃，这辈子的前程算是彻底毁了。
所以，当任务分派下来时，除非家里真有矿不想干了，否则没人敢拒绝，也没人会拒绝。
第三个传闻，是枪毙死刑犯的武警战士在执行任务时全部统一佩戴口罩和墨镜，禁止露出真容，防止被报复。这条传闻并不完全正确。
部队确实会向武警战士发放手套、眼镜，但并非一直如此，而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和气候条件。发手套是为了防寒，冬天钢枪冰凉；发墨镜用来遮挡艳阳高照，防止阳光直射，影响射击视线。
口罩和墨镜的作用，并非为了让战士遮挡真容。战士们往往只在押送过程中使用手套和墨镜，实际操作时，戴眼镜影响视线，戴手套影响动作，所以真实情况是没有战士在枪毙人时会佩戴这些东西。
至于担心报复，那更是无稽之谈，这是国家机器在运作，不涉及个人恩怨。
第四个传闻，是枪毙犯人时，如果遇到一枪没打死的犯人，战士就用刺刀挑死。这完全不可能。
枪毙犯人有一套严格的法定程序，其中一条就是执行枪决要求只能闻一声枪响，意思是一枪毙命。
死刑现场会配有一定数量的候补人员，若真遇到执行战士失手未做到一枪击毙的情况，会由候补人员上前补枪，而不会用刺刀。
这样的规定，主要源于两个原因：法律的威严与人道主义。因此，不论武警战士之前是否有执行死刑的经验，在接到执行命令任务后都会接受封闭性针对训练两天。行刑时，开过第一轮枪后，由法医上前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断气的，则由专人补枪。
出现这种补枪情况的一般都在新兵身上。刑场上的气氛恐怖而压抑，常常造成一些新兵临时怯场，不是扣不动扳机，就是没开枪人就跳开。
行刑的战士开枪后都会向右边跳开，其中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