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组织部的会议室里有一棵绿萝，养在窗台上，藤蔓垂下来快碰到暖气片了，没人剪。
我坐在椅子上，看那棵绿萝看了大概十秒。不是走神——是需要这十秒来消化对面那个人刚说的话。
江城市委组织部的处长姓陈，五十出头，说话不紧不慢。他旁边坐着白水县委组织部长老韩。桌上摆着一份文件，红头，标题我只瞥到了前半截——《关于霍建章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
老韩推了推眼镜：「明诚同志，今天找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关于霍建章同志的处分，组织上在形成最终意见之前，考虑到你是直接受影响的当事人之一，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直接受影响的当事人。
这七个字在空气里转了一圈，落在了我的膝盖上。我的手搁在膝盖上，指尖碰到了裤缝——这条裤子是妻子苏小荷上周给我熨的，她现在做这些事情比五年前更仔细，好像要用熨斗把什么东西一并熨平。
五年前。
那个下午。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张A4纸，指甲把纸边缘掐出了一排月牙形的印子。纸上第一行打着她的名字——宋体，小四号，加粗。
她签字用的那支钢笔搁在茶几上，笔帽没盖，墨水在空气里慢慢变干。
那支笔是我送她的。谈恋爱那年，她说喜欢钢笔，我攒了半个月工资买的英雄100。黑色烤漆笔身，14K金笔尖。后来她一直用那支笔批文件、写方案、签报销单。
最后用来签了自己的下岗通知书。
窗外的法桐开始落叶了。一片黄叶贴在玻璃上，被风吹得一颤一颤。
陈处长和老韩都在看我，等我的回答。
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01
五年前的九月，新任县委书记霍建章来的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
秋老虎最后一口气，晒得县委大院门口的国旗杆反光，刺眼。我从办公室窗户看到一辆黑色的帕萨特驶进院子——不是本县的车，市里的牌照。副驾驶先下来的是县委办主任老马，他绕到后排拉开车门，半弯着腰。
霍建章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先整了整西装的下摆。这个动作很快，但我注意到了——他不是在整理衣服，是在给自己一个停顿。一个空降到陌生地盘的人，需要这一秒来调整呼吸。
下午三点，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会场在县委礼堂，坐了小二百人。
霍建章没坐。
他站在主席台上，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拿着话筒。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份讲话稿，是他自己带来的——没让县委办准备。
他讲了四十分钟。没念稿子，偶尔低头看一眼，更多的时候是抬着头扫视会场。
前二十分钟讲的是「形势」——全市各县的GDP排名、招商引资数据、产业结构对比。数据很准，不像临时背的，像是嚼碎了消化过的。这种开场方式比直接讲套话高明得多——他在告诉全场的人：我来之前做了功课，你们底子怎么样，我清楚。
后二十分钟话锋一转：「这个县该动一动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放慢了语速，目光从左到右扫过去。不是泛泛地扫——是逐一停顿，每个人脸上停留半秒。像一台扫描仪，把在场所有人的表情存了档。
我坐在第五排靠边的位置，手里的笔一直没停。我的工作就是记录——九年了，县委的大小会议，凡是我在场的，都有两份记录：一份正式纪要存档，一份手记留底。这是老主任退休前教我的规矩。
「正式纪要是给上面看的，手记是给自己留底的。这行干久了你就知道，领导说的话和纪要上写的话，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九年下来，我的黑皮笔记本攒了二十多本，按年份排好，锁在办公室书柜的最下面一层。
霍建章讲到最后一段，声音往上提了半个调：「我来不是交朋友的，是来干事的。能跟上的跟上，跟不上的——让路。」
全场安静了三秒。有人在鼓掌，稀稀拉拉的，像不确定该不该鼓。然后掌声密起来了。
我的笔在本子上把「让路」两个字记下来的时候，多画了一条横线。不是强调——是手指在那一瞬间用力了一点。
当天下午，霍建章把县委办三个副主任叫到他办公室，逐个谈话。
我是第二个进去的。
他的办公室还没来得及重新布置，桌上的文件是前任留下的，茶杯是新的——白瓷，杯壁上印着「清正廉明」四个字，大概是哪里开会发的。
「坐。」他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来。他没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搬了把椅子到沙发对面，距离很近——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这是一种刻意的压迫感，让你无处闪躲。
「你叫叶明诚。分管什么？」
「综合文字和会务组织。」
「在县委办多久了？」
「九年。」
「九年。」他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嘴角微微一动，像是在品尝这个数字的分量。
「跟谁关系近？」
这个问题来得很突兀。在体制内，问一个人「跟谁关系近」等于在问：你是谁的人？
「同事关系都正常。」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长，但信息密度很高——他在判断我这句话是真话还是搪塞。
「第三个问题。你觉得咱们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了三秒：「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
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一下。不是赞同的节奏，更像是确认——确认了某种判断。
「行了，先这样。」
谈话七分钟。他站起来的意思是送客了。我出门的时候注意到他把椅子搬回了办公桌后面——下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会坐在那个位置，而不是沙发对面。距离感拉开了，七分钟和下一个人的谈话，温度会不一样。
走廊上，我碰到了第三个要进去的人——罗劲松。
他比我小两岁，县委办另一个副主任，分管督查和信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打理过，看起来比平时精神。
他手里拎着一个手提袋。袋子是深棕色的，印着某品牌的Logo，不是县城能买到的东西。
「明诚，聊完了？感觉怎么样？」
「还行。你进去吧。」
他冲我笑了笑，拎着袋子推门进去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
他进去之后，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不是等他——是在想刚才那三个问题的顺序。
先问分管什么——了解你的价值。再问跟谁近——判断你的立场。最后问县里最大的问题——测试你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测试你说不说真话。
三个问题像三把尺子，同时量了三个维度。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三点四十。
罗劲松出来是四点零五分——二十五分钟。
七分钟和二十五分钟。这个差距里装着的东西，比那个手提袋还重。
那天晚上，罗劲松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消息：「霍书记的讲话稿和日程安排以后由我对接，有相关工作请先跟我沟通。」
讲话稿。那是我九年来的活。
我看了看消息，把手机放在了桌上。
孙——不，苏小荷从厨房探出头来：「谁发消息了？」
「单位的。」
「什么事？」
「没什么。分工调整。」
她哦了一声，继续切菜。刀落在砧板上，咚咚咚，很有节奏。
第二天一早，老费在茶水间堵住了我。
老费叫费宏达，综合科科长，在县委办待了二十五年，经历了六任书记。他像一棵长在这栋楼里的老树，年轮全刻在眼角的皱纹里。
他倒了杯水，靠在饮水机旁边，声音压得很低：「明诚，新来的这个，吃相跟前几任不一样。你多留个心眼。」
我接了杯水：「费哥，什么吃相？」
他没正面回答，端着杯子走了。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前几任是吃饱了再走。这个，是先把碗筷都换成自己的。」
02
霍建章动手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
到任第三个月，他在常委会上抛出了一个方案——《关于优化县属事业单位机构设置的改革方案》。
名字很正规，内容也很正规：裁撤合并一批「职能交叉、效能不高」的事业单位，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
方案在常委会上讨论了两个小时。我坐在会场角落做记录——虽然会务已经移交给了罗劲松，但正式会议的纪要仍然需要综合文字这边出。我在场的理由是「做好记录、确保准确」。
五个常委发言。四个表态同意，措辞大同小异：「霍书记的改革思路很好，方向正确，坚决支持。」第五个——分管教育的常委老周——犹豫了一下，说了一句「建议充分考虑被精简人员的安置问题」。霍建章点了点头：「安置方案会同步跟进，老周放心。」
讨论结束，举手表决。全票通过。
会议结束后大家起身，霍建章没走。他把面前的那份方案翻到最后一页——裁撤单位名单——拿起笔，在某处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抬头，叫住了正在门口收拾茶杯的办公室主任老马：「老马，这个文化馆的人员分流，你盯一下。名单上的人尽快通知到位，不要拖。」
他的笔尖从名单上划过去的时候，我正好在收笔记本。距离不远，他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加了一句。
这句话很短。他说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开会时快了一点，声调却低了半个调——像是随口一提，又像是早就想好了。
我的笔在本子上记下了那句话。一字不差。
然后合上本子，放进包里。
三天后，县文化馆的下岗通知书送到了每个人手上。十七个人，逐一签字确认。
苏小荷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那天她回来得比平时早。
我在厨房洗菜，听到门响了一下——不是平时那种推门进来的声音，更像是门被人靠住了，半天没打开。
我擦了手出去，她站在玄关里，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攥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
「怎么了？」
她没看我。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把那张纸展开，平放在茶几上。
下岗分流通知书。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目光落在通知书的第一行——她的名字。宋体，小四号，加粗。后面跟着身份证号、岗位、编制类别。冰冷的信息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在给一个人的十二年工作做一次格式化清除。
「十七个人。」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嗯。」
「十七个人，我排第一个。」
她抬起头看我。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哭，也不是怒，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不是看深渊，是回头看身后的路，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儿的。
「叶明诚，你告诉我——为什么是我第一个？」
她用了我的全名。在家里她很少叫我全名，除非是在忍着什么。
「馆长排第五个。工龄最长的老刘排第三个。凭什么我排第一个？」
我知道答案。
三天前的常委会上，霍建章画完那个圈之后说的那句话，此刻在我脑子里像一枚钉子一样嵌着。
但我说不出口。
因为那个答案意味着：你之所以失去工作，不是因为什么机构改革，而是因为你的丈夫三个月前在一间办公室里，没有在七分钟内向一个人低头。
「可能是按照某种……排序方式。」
我说了一句废话。我知道，她也知道。
她低下头，两只手握住了茶几上那支钢笔。英雄100，黑色烤漆笔身。她攥得很紧，指甲把笔杆上的漆掐掉了一小片。
「你去找他。」
「找谁？」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了红血丝：「你知道找谁。你去问他，凭什么。」
我没说话。
「叶明诚！」她的声音突然拔高了，然后又压了回去——叶知行在房间里写作业，隔着一道门。「你在县委办待了九年。你天天给那些人写材料、做记录、安排会议。你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吗？」
她的手在发抖。钢笔从指间滑下来，在茶几上滚了半圈，碰到了通知书的边缘。
我伸手把钢笔捡起来，盖上了笔帽。
「小荷。我说不了。」
「为什么？」
「因为说了没有用。这件事不是讲理能解决的。他让你排第一个，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是因为我没做什么。」
她愣住了。
安静了很久。厨房里水龙头在滴水，一滴一滴，很慢。
「你的意思是……因为你？」
我没有回答。但我的沉默就是回答。
她站起来，走进了卧室。门关得很轻，但那种轻比摔门更重。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通知书看了很久。纸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栏，打印着「本人签字确认」六个字。
第二天上午，苏小荷用那支钢笔在签名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她把笔盖拧紧了，放在茶几上没收。从那以后她再没用过那支笔。
03
如果事情到苏小荷下岗为止，我也许还能告诉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
但霍建章不这么想。或者说，在他的逻辑里，打掉一个人的妻子不是终点，是起点——是用来试探你底线的第一枪。你不还手，他才敢开第二枪。
第二枪打在了叶知行身上。
叶知行那年上四年级，在县实验小学。安静的孩子，不怎么说话，放了学就在房间里看书做作业。成绩一直在班上前五，老师说他「自觉」，不用人催。
苏小荷下岗的事在县城传得很快。这种地方，谁家什么事半天就能从东关传到西关。更何况苏小荷在文化馆当了十二年副馆长，系统里认识的人多，消息扩散的速度比正式公文还快。
最先变化的是叶知行在学校里的处境。
不是暴力——比暴力更难处理。小孩子不会直接动手，但他们会模仿大人的方式——疏远、议论、用目光划出一道界线。
叶知行开始一个人坐在教室角落。课间不出去玩了，趴在桌上。有同学经过的时候笑了一下，他就把头埋得更低。
我不知道这些。他不说。
真正出事是一个月后的课间操。
霍建章的儿子霍天宇比叶知行高一个年级，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霸道——不是那种打人的霸道，是那种「所有人都知道他爸是谁」的霸道。老师不敢管他，同学不敢惹他。
那天做完操回教室的路上，霍天宇从后面追上了叶知行。旁边围了一圈同学——后来班主任跟我说，大概有七八个。
霍天宇说了一句话。
我是后来从班主任嘴里才知道原话的。她转述的时候吞吞吐吐，但我听完了：「你妈下岗了，你爸是个窝囊废，连自己老婆都保不住。」
叶知行当时什么反应？
班主任说：「没有反应。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直到上课铃响了才回教室。」
那天晚上叶知行没出房间吃饭。苏小荷去叫了两次，他说不饿。我推门进去，他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头压得很低。
「怎么了？」
「没什么。」
「不想吃饭？」
「不饿。」
我站在他身后，看到了作业本上的字——有几行明显洇了，像是被水滴过。
我什么都没问。走出来把门带上了。
但从第二天起，叶知行开始找理由不去上学。今天说肚子疼，明天说头晕。苏小荷带他去了医院，医生检查了一圈什么毛病都没有。
一周后我去学校找了班主任。
班主任姓张，四十来岁的女老师，教了十几年语文。她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了那件事，说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
说完之后压低了声音加了一句：「叶主任，那孩子的爸爸您知道是谁……学校这边，不太好处理。」
她说「不太好处理」的时候手指绕了一下桌上的水杯盖子。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你别为难我。
我说：「张老师，我理解学校的难处。这件事我不会让你为难。」
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我站在操场边上抬了下头。四楼走廊上，一个小小的身影趴在栏杆上往下看。
叶知行。
我们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视了两秒。然后他转身跑了。那个跑开的姿势很急，像是被人看到了什么不想被看到的东西。
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
最终我做了一件事——不是找霍建章，不是找校长理论，不是在走廊上堵住霍天宇吓唬他。
我回到办公室，写了一封正式的书面反映。通过学校家委会的渠道提交给了校长，要求学校依据《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和相关校规，对学生之间的言语霸凌问题进行处理。
反映里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没有「霍天宇」，也没有「叶知行」。只写了「本校学生」「当事学生」「相关班级」。
这是我的方式。走程序，留记录，不诉诸私人恩怨。
程序最后确实走了。学校找了霍天宇的班主任进行了「批评教育」，算是处理了。有没有效果不好说。但至少叶知行知道了一件事——他爸做了，用他爸的方式做了。
那天晚上我在他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听到里面没有声音。推门进去，他在做作业。
「知行。」
他头也没抬：「嗯。」
「明天去上学。」
他的笔停了一下。
「不用怕。谁说什么不重要。你只要记住一件事——你妈没做错任何事，你爸也没有。」
他抬起头看我。九岁的孩子，眼睛里的东西不该那么复杂。
「爸，那他为什么可以那样说？」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
「因为有些人觉得，嗓门大就是对的。但不是。对错不看嗓门，看事实。你以后会明白的。」
他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做作业。
我走出来的时候，苏小荷站在客厅里。她听到了。
她没问我说了什么，也没评价。只是走到厨房去热了一杯牛奶，端到叶知行房间门口，敲了敲门：「喝牛奶。」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伸出来接了过去。
她靠在墙上，闭了一下眼睛。睫毛颤了两下。
04
第三刀落在了我自己身上。
霍建章到任的第五个月，以「优化县委办内部分工」为由，做了一次人员调整。红头文件发到我手上的时候，内容很简洁：叶明诚同志不再分管综合文字和会务组织工作，调整为分管文件运转和档案管理。
文件运转是什么活？收文、登记、分发、归档、催办。用老费的话说：「跟收发室差不多，就多了个催办的权力——催别人赶紧办。」
会务组织移交给罗劲松。综合文字也给了罗劲松——虽然他的文字功底不如我，但霍建章不在乎。他需要的不是写得好的人，是听话的人。
交接那天下午，罗劲松来我办公室搬材料。他带了一个纸箱，把文件柜里跟会务相关的资料一样一样往里装。
装到最后，他直起腰，看了看我桌上整齐摆着的那一排黑皮笔记本。
「明诚，这些也是工作资料吧？一起带走？」
他伸手碰了一下最上面那本的封皮。
我说：「这些是我的个人笔记本，不属于公务档案。」
他的手指停在封皮上，半秒。
然后缩了回去。
「行。」他笑了一下，「那我先拿这些。」
他搬着纸箱走了。出门的时候箱子卡在门框上碰了一下，有几页纸掉出来，他弯腰捡了，头也没回。
我坐在空了大半的办公桌前，看着书柜里那一排笔记本。从第一本到最新的一本，二十三本，整整齐齐。
它们哪儿也不去。
调整分工之后，我不再列席常委会和书记办公会。这意味着我失去了参与决策核心的资格——也失去了继续做会议手记的机会。
但文件运转的活，我还在干。
所有经过县委办的正式文件——批示件、签报件、审批单、资金拨付申请——从来文到签批到流转到归档，每一个节点都要经过我的登记。
以前我没特别在意这个活。现在它是我唯一的活。
我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继续按规矩办。
每一份文件的来文时间、签批人、签批意见、流转节点，该登记的一项不落。该有的签字，如果有就记上；如果没有，就在对应的格子里注明「缺」。
这不是搜集证据——这是我九年来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文件登记本就是文件登记本，你来一份我登一份，你缺什么我写什么。我不判断对错，我只记录事实。
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的登记本上那些「缺」字，越来越多了。
那段时间里，苏小荷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
她不出门。不是完全不出——偶尔去趟超市，买菜的时候看见以前文化馆的同事就绕着走。她怕被问「你现在干嘛呢」。
她不做饭了。我下班回家经常看到厨房是冷的，她裹着毯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不看。
有一天我回来晚了，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黑着灯。我以为她睡了，进卧室看了看，床上没人。
她坐在阳台上。
十一月了，风已经凉了。她穿着一件薄毛衣，裹着那条旧毯子，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
我叫了三声她才回头。
她看我的那个眼神——是空的。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灵魂的保险丝烧断了，人还在，但里面的灯灭了。
我把她扶进屋里，给她倒了杯热水。她两只手捧着杯子，手指却在抖。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带她去了市里的心理门诊。
医生说：轻度抑郁。建议每周一次心理辅导，必要时配合药物。
拿药的时候苏小荷站在药房窗口，看着药剂师把一盒一盒的药推出来，突然对我说了一句：「我在文化馆干了十二年，最后走的时候连个欢送会都没有。」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弯的，像在笑，但眼睛没有一丝笑意。
我接过药袋：「以后会好的。」
「什么时候？」
我没回答。
老费有一天在走廊上拦住我。他的方式永远是不经意的——手里端着杯子路过，好像只是顺路。
「明诚，嫂子还好吧？」
「还行。」
他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你这个人，什么都说还行。我知道你扛得住，但人不是铁打的。别把弦绷太紧了。」
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费哥，我没绷。该干嘛干嘛。」
他看了我两秒钟，没再说话。
05
此后的四年，我在县委办过着一种近乎透明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打开文件登记本，接收来文、登记、分发、催办、归档。下午五点半下班，骑电瓶车去接叶知行放学，然后回家做饭——苏小荷那两年没怎么做饭，我接过了灶台。
我做的菜不多，来来回回就那几样，但叶知行从不挑。有一次他在饭桌上突然说了一句「爸你炒的西红柿鸡蛋比妈做的好吃」，苏小荷当时正坐在沙发上裹着毯子发呆，听到这话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道酸辣土豆丝。手艺生疏了，切得粗细不均，味道也偏咸。但她做了。
叶知行吃了两碗饭。
苏小荷的康复是一个很慢的过程。第一年，她几乎不出门。第二年，我给她报了社区的一个书法班，每周两次，教老年人写毛笔字。她犹豫了很久才去——第一堂课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但我注意到她换了件干净衣服，头发也扎了起来。
第三年，她成了书法班的固定老师。那些大爷大妈们喊她「苏老师」，比文化馆的「苏馆长」叫得还亲。
有一天她回来跟我说：「今天教了一个阿姨写『宁静致远』，写完她问我什么意思，我想了半天说——就是别跟自己过不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弯的，这次是真的在笑。
我笑了一下。那是两年多来我第一次在家里笑出声。
叶知行的变化比苏小荷快。被欺负后沉默了大半个学期，成绩一度掉到班里十名开外。但第二学期开始，他的名次往回升了——不是慢慢升，是很快，像是憋着一口气。
期末考试，年级第八。
班主任在家长会上对我说：「叶知行最近变化很大，上课特别专注，作业完成得也好。」
回家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坐在书桌前写作业，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不再是一年前那种空洞和惶恐了，里面有一颗很小但很硬的东西。
「爸，我不能让妈再为我操心了。」
我站在他身后，手放在他椅背上，没说话。
四年里，霍建章的权力版图越铺越大。
罗劲松升了正科级，接了县委办主任的班——老马提前退了二线。霍建章把自己从市里带来的几个人安插到了关键岗位：一个去了发改局，一个去了住建局，一个进了财政局。
他力推的「县城东扩」项目拿到了市里的批复。这是一个涉及三千亩土地征收、总投资超过十个亿的大工程。新城区的规划图挂在县委大厅里，蓝色的线条描绘着一座崭新的城市——体育馆、商业综合体、安置房小区，看起来很美。
霍建章在县里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到后来，常委会上基本只有一种声音。老费跟我说过一句：「明诚，你信不信——现在开常委会，霍书记说句话，底下连反对意见都提不出来了。不是不敢提，是提了也白提，久了就懒得提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文件登记本默默地记录着一切。
不是我在刻意找他的毛病。是他的决策方式本身在制造漏洞。
霍建章越来越喜欢在非正式场合做决定。一个几千万的工程标段，在饭局上就定了中标单位；一笔财政拨款，在车里用电话就批了；一个人事安排，在走廊上跟谁说了两句话就算敲定了。
这些决定事后会变成正式文件，经过县委办的流转环节。但文件到我手上的时候，该有的前置审批经常不全。
超过五百万的政府投资项目，应该有财政评审意见和审计前置报告。登记本上我写了「缺」。
重大人事任免，应该有组织考察报告和集体讨论记录。登记本上我写了「缺」。
专项资金拨付，应该有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估。登记本上我写了「缺」。
我不判断他做得对不对。我只在该填的格子里填上事实。
有一次罗劲松来我办公室拿文件，看到我登记本上密密麻麻的「缺」字，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明诚，有些文件的前置材料可能晚两天才到，你先登记一下流转就行，不用每个格子都填。」
我说：「劲松，登记规范是办公室的制度，格子在那儿就是要填的。来什么填什么，缺什么注什么，这是规矩。」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走的时候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一拍。
「县城东扩」项目的招投标文件到我手上的那天，我在登记本上写了两行字——
「来文：县城东扩市政道路建设标段中标通知书。」
「备注：缺财政评审意见，缺审计前置报告，缺招标委员会集体评审记录。」
写完之后我把登记本合上，放在桌角。跟放任何一本登记本一样。
06
第五年的春天，市审计局来了。
这不是冲着霍建章来的——全市县区政府投资项目例行审计，每隔三四年一轮。但「县城东扩」是本县最大的在建项目，自然排在审计重点的第一位。
审计组四个人，组长姓吕，四十出头，不爱说话，戴一副黑框眼镜，看数字的时候嘴唇会无意识地动，像在默念。
他们在县委安排的临时办公室里坐了两周。前一周调阅项目资料，后一周核查资金流向。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审计组需要的部分文件要从县委办的档案里调取。负责对接审计的人不是我——是罗劲松。但涉及文件运转的历史记录，我这边的登记本是唯一的底档。
罗劲松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登记当天的来文。
他站在我桌前，双手插在口袋里，比平时来的时候多站了三秒才开口：「明诚，审计组要几份老文件的运转记录，你这边配合一下。」
「哪几份？」
「县城东扩项目的几个标段。中标通知书、合同备案、资金拨付。」
我打开柜子，拿出对应年份的登记本，翻到对应页面。
他凑过来看了一眼。视线扫过那些整齐的格子，停在了「备注」栏。
「缺财政评审意见。缺审计前置报告。缺招标委员会集体评审记录。」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明诚，有些材料后来补齐了的，你这上面没更新。」
「登记本记录的是文件到达时的原始状态。后续补充的材料有专门的补充登记。你看这一栏——补充日期、补充件名称。这几份……」我翻了翻，「没有补充记录。」
他不说话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行。那你把这几页复印一下，我拿给审计组。」
我复印了。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审计组在核查中发现了问题。多个标段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几家中标单位的资质存疑，部分工程款拨付缺少必要的审批签章。他们把问题反馈到县里，要求补充材料。
与此同时，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省纪委。举报信的具体内容我后来才知道——涉及霍建章在「县城东扩」项目中的利益输送问题。
省纪委将举报信批转市纪委。市纪委联合审计组启动了初步核查。
霍建章大概是从某个渠道感知到了气氛的变化。那段时间他走路比以前快了，开会比以前短了，在走廊上碰到人不太爱停下来寒暄了。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经过停车场，看到他的帕萨特还停在那里。三楼办公室的灯亮着。
老费从后面走过来，跟我并肩走了一段。
他看了看三楼的灯，轻声说了一句：「明诚，我在县委办待了二十五年。你信不信，我看一个书记能坐多久，就看他多久开始不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我没接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那些登记本，好好放着。」
说完他加快了步子，走进了夜色里。
纪委专案组是在初夏进驻的。
比审计组阵仗大。省纪委牵头，市纪委配合，七八个人的队伍，住在县委招待所，二楼整层都封了。
调查范围从「县城东扩」项目扩大到了霍建章任期内的全面决策审查。
专案组需要做一件事——还原霍建章五年来的重大决策过程。谁提的议，谁拍的板，谁签的字，走没走程序。
正式的会议纪要是第一手材料。专案组调来了五年的纪要合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然后皱了眉。
纪要太干净了。所有的决策都有「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字样，所有的措辞都圆润得体，找不到一丝异议、争论或程序瑕疵。
这不正常。五年的重大决策，不可能一帆风顺到这种程度。
专案组的负责人对团队说了一句：「纪要被动过。我们需要原始记录。」
他让人去摸底：县委办有没有人做过会议手记。
不知道是谁提到了我的名字。也许是老费。也许是别的什么人。
专案组的两个人找到了我的办公室。
敲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登记当天的来文。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短发，目光很锐，说话干脆：「叶明诚同志？我们是省纪委专案组的。想了解一下你在县委办的工作情况。」
我请他们坐。
他们先问了一些常规问题——在办公室多久了，分管什么，工作流程怎样。我一一回答。
然后年轻人的目光落在了我书柜最下面一层那排黑皮笔记本上。
「叶主任，这些是——」
「个人工作手记。从我进县委办第一天起，到现在。每次参加的会议、经手的重要文件，我都做了记录。」
「多少年的？」
「九年。」
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蹲下来看那些本子。伸手摸了摸最旧的那本，封面磨损得看不太清颜色了。
「这些……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
我把二十三本笔记本从柜子里搬出来，一本一本放在桌上。从左到右，从旧到新。摞起来超过半米，桌面被压得微微一沉。
年轻人翻开了第十七本——那一本的第一页标注着「20XX年9月」，恰好是霍建章到任那个月。
他翻了几页，速度越来越慢。然后在某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的日期、与会者名单、议题、发言顺序全部清清楚楚。他的手指移到了页面中间偏下的位置——那里有一段被我用黑色中性笔记录的原话。
他看了看那段话，抬起头，看着我。
「叶主任，这段记录——你确定是原话？」
我说：「我做了九年会议记录。凡是领导的决策性发言，我一字不改。」
他低头又看了一遍那段话。然后合上了笔记本，对旁边的同事说了一句：「把这些全部带回去。做好交接手续。」
我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