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发工资那天晚上，妻子把银行短信截图甩到我脸上：「四千八，陈则你干了六年就值四千八？」
我没吭声。
她不知道三年前王总把我叫进办公室说了什么，不知道我签了降薪协议，更不知道我连加班费都没要过一分。
她只知道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三千，知道隔壁家刚换了车，知道她嫁给我这几年越过越回去了。
我跟她说是公司统一调整，她根本不信。
「全公司就你降了，你是不是蠢？人家老板就是看你好说话！」
也许她说得对。
但王总说公司快撑不下去了，说找我是因为信任我，说「等公司缓过来，第一个补的就是你」。
我信了。
三年了。
我每天最早到最晚走，项目验收熬过四十多度的高烧，儿子家长会一次没去过。
我不是没委屈，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再撑撑，快了。
直到公司倒闭那天，散伙饭上老赵喝多了，忽然问了我一句——我这才知道，三年来最信任的那个人，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假的。
01
妻子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刚结婚那两年，我月薪八千出头，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不算多，但也过得去。
她在商场做楼层主管，两个人加起来一万五左右，房贷四千二，剩下的日子虽然不宽裕，但她从来没红过脸。
儿子出生那年她辞了工作带孩子，家里就靠我一个人。
她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有数，洗衣液从品牌的换成了超市散装的，菜场关门前半小时才去，专挑处理的。
我看在眼里，加班更卖力了。
我在盛恒智能做售后技术支持，说白了就是客户那边设备出了问题我去现场解决。
不碰财务，不碰销售，整天跟维修工单和客户的臭脸打交道。
但我干得认，客户投诉率连续两年最低，王总在年会上点过我的名。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有奔头，熬一熬，等儿子上了幼儿园妻子重新上班，一切都会好的。
直到三年前那个下午，王总的秘书敲了我工位的隔板：「陈则，王总让你去一趟。」
02
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不对。
王总平时不关门，那天门是从里面锁上的。
窗帘也拉了一半，桌上沏了两杯茶，他坐在沙发上而不是办公椅上——这个姿态我后来回想了无数遍，那不是上下级谈话，是刻意营造的「交心」氛围。
「坐，别紧张。」
他给我递了杯茶，自己先喝了一口。
沉默了大概有十几秒，他才开口，声音压得很低：「陈则，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心里一紧。
他说公司这半年的现金流出了大问题，几个大项目回款全压着，账上的钱最多撑到年底。
他说他已经把车卖了，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
他说如果撑不过去，公司六十多号人全得喝西北风。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眶是红的。
我不知道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眶红到什么程度才算真的红，但当时我信了。
「我想来想去，全公司这么多人，我第一个来找你。」
他看着我，语气很重。
「不是因为你最能干，是因为我最信你。」
他说想让我先把加班费停了，工资降两档，等公司缓过来第一个补我，利息都给我算上。
他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传出去军心就散了，到时候一个都留不住。
我端着茶杯的手出了汗。
不是紧张，是一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把我整个人罩住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协议，好几页纸，密密麻麻的条款。
我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旁边有一行小字，但我没细看。
笔是王总递给我的，我签得很快。
签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公司能不能活，就靠咱俩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大半宿，不是担忧，是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王总把后背交给了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回到家妻子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加班。
后来工资条上的数字变了，她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公司效益不好，统一调整了。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但从那之后，她买菜的时间变成了晚上八点以后。
03
降薪之后的日子，像是把一块本来就薄的饼又擀薄了一层。
四千八，要还四千二的房贷。
剩下六百块钱过一个月，正常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所以妻子把她妈给的嫁妆钱取了出来。
她没告诉我，我是看到存折才知道的。
那天晚上她在阳台抽了一根烟。
她以前不抽烟的。
我想跟她解释，话到嘴边变成了：「再撑一撑，快了。」
她把烟掐了，声音很平：「你每次都说快了。」
我不敢说真话。
我答应了王总。
日子紧，但活不能不干。
降薪之后我反而比之前更拼命了——逻辑很简单，公司活不下去我连四千八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接了两个最难缠的客户，一个在隔壁市的工业园区，来回三小时车程，设备三天两头出毛病。
另一个更狠，除夕夜打电话说生产线停了，我大年三十晚上开车过去，到现场已经凌晨两点。
妻子在电话里没说一句话，但我听到儿子在后面喊「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修了一整夜，初一早上七点搞定，客户负责人递给我一根烟说辛苦了。
我蹲在厂房门口抽完那根烟，给妻子发了条信息：「今天回来。」
她回了个「嗯」。
那个「嗯」的温度，我到现在都记得。
04
公司里有几个人跟我一样拼。
老赵，干了八年的工程部主管，四十多岁，孩子在读高中。
小刘，做系统集成的，九五年的，刚在这个城市买了房，月供五千多。
孙姐，行政兼人事兼财务助理，什么都管，整天最晚关灯的人。
还有周哥，驻场实施，常年在外地跑，一个月回不了几次家。
我们五个人几乎霸占了公司加班时长的前五名。
有时候晚上九十点钟，办公室就剩我们几个，各忙各的，偶尔抬头对视一眼，笑一下又低头了。
老赵有一次加班加到十一点，泡了杯面蹲在茶水间吃，我正好去接水。
他看见我，叹了口气：「你说咱这算什么呢。」
我说：「公司不容易，撑一撑。」
他嚼着面条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个眼神我当时没读懂。
后来才明白，他欲言又止的东西和我一模一样。
小刘有次周末来加班，中午我俩一起在楼下吃米线，他说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接点私活补贴房贷。
我说你加班这么多还有时间？
他笑了一下：「没办法嘛，现在月供压力大。」
我当时心里动了一下——他月供压力大？
他工资应该比我高不少，怎么会？
但那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我没往深处想。
孙姐更不用说。
她负责考勤，负责工资核算，每个月发薪日她都是最后一个走。
有一回我看到她对着电脑表格发呆，表情不太对。
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又笑了一下。
五个人，五种表情，现在想想全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在扛。
05
第二年下半年开始，公司肉眼可见地忙起来了。
新项目一个接一个签，客户电话多到售后排不过来，仓库扩了一间，连会议室都不够用了。
行政部采购了一批新工位，前台的绿植从塑料的换成了真的。
我心里那根弦松了一截——好了，要好了，这苦没白吃。
我第一次主动找了王总。
他在办公室里接电话，看到我进来挥了挥手示意我等一下。
打完电话他问什么事，我说「王总，公司现在是不是好多了？之前说的那个事……」
他拍了一下我肩膀，笑了：「好多了好多了，你放心，年底一起算，亏不了你。」
我出来的时候心情特别好，那天晚上破天荒买了一只烧鸡回去。
妻子看着那只烧鸡，看了我一眼：「发奖金了？」
我说快了。
她没接话。
年底，没动静。
我又去找了一次王总，这次他没拍我肩膀，语气客气了很多：「现在还不是时候，年后吧，年后一定给你安排。」
年后也没有。
第三年了，公司搬了新的办公区，比原来大了一倍，楼下停了好几辆没见过的车。
办公室装修得很像样，王总换了一张实木大班台。
我看着那张桌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终于有一天我又去找他，这次我没提钱，只是申请了两天调休——儿子学校有亲子活动，妻子说什么都让我去一趟，说孩子在班里总抬不起头。
王总皱了一下眉：「现在是关键期，你走了客户那边谁跟？」
我说就两天。
他说：「再说吧。」
那句「再说吧」，跟两年前的「年底一起算」和一年前的「年后一定安排」，用的是同一种语气。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在他眼睛里看到过三年前那种红了。
06
第三年第九个月，毫无征兆，王总在周一早会上宣布公司要注销。
他站在投影幕前，表情沉痛，声音沙哑，说这两年市场环境急剧恶化，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停止运营，对不起大家。
全场鸦雀无声。
我坐在第二排，脑子里嗡嗡的。
旁边的同事开始交头接耳，有人问「不是刚签了好几个大单吗」，有人说「怎么可能，上个月还在招人」。
我看了一眼老赵。
老赵脸色灰白，一句话不说。
接下来几天走清算程序，HR挨个找人谈离职。
赔偿方案是N+1，但基数按的是最后一个月工资，我的基数就是四千八。
三年的加班时长、三年让出去的薪资，在离职协议上一个字都没体现。
我拿着那份离职协议坐在工位上，窗外的阳光照在新办公区崭新的墙面上。
这面墙的漆味还没散干净。
我签了。
离职手续办完那天下午，老赵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几个老的出来坐坐？散伙饭，我请。」
07
烧烤摊子在公司楼下那条街的拐角，大排档，苍蝇馆子，塑料凳子。
五个人，老赵、小刘、孙姐、周哥，加上我。
桌上摆了两箱啤酒，没人动筷子。
老赵先开了第一瓶酒，灌了一大口，抹了下嘴：「六年了，说散就散，妈的。」
没人接话。
小刘把第二瓶酒打开，闷了半瓶，眼眶红了：「我房贷还了不到两年，下个月的月供还不知道怎么办。」
孙姐没喝酒，一直在撕纸巾。
周哥闷头抽烟。
气氛沉得像石头。
又闷了几杯之后，老赵忽然开口了，声音含糊：「反正公司都没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工资降了三年，当初王总单独找我谈的，说公司快不行了，让我扛一扛。」
他说完，我手里的酒瓶停在嘴边。
小刘猛地转头看他：「等一下——他也找你谈了？」
老赵愣住。
小刘放下酒瓶，声音发抖：「他跟我也说了一模一样的话。说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就找了我一个。」
孙姐手里的纸巾碎了一地。
她抬头，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也是。」
周哥的烟掉在了桌上。
他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来一句：「……一样。」
烧烤摊的油烟在头顶转，旁边桌在猜拳，嘈杂得很。
但我们这桌，五个人，安静得像被抽掉了声音。
我把酒放下了。
老赵看着我：「陈则，你也是？」
我点头。
他又问了一句——这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他到底找了多少个'最信任的人'？」
那一刻什么被信任的使命感、什么公司困难同舟共济，什么再撑一撑快了——全碎了。
五个人坐在大排档的塑料凳子上，烧烤架的烟熏着眼睛，谁也没说话。
老赵算了一笔账。
五个人，每人每个月少拿三千到四千，加上加班费，三年下来至少七八十万。
七八十万。
孙姐哭出了声。
小刘把酒瓶摔在桌上，啤酒泡沫溅了一地：「我要去找他。」
我没说话。
我在想一件事——公司那些新项目、新办公区、那张实木大班台，钱是从哪来的？
或者换个问法：我们省下来的七八十万，去了哪里？
08
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在老赵车上碰头。
王总电话关机。
我们去了公司——大门锁了，贴着「物业清退中」的告示。
去了他家，保安说这房子三个月前就退租了。
小刘翻出王总秘书的微信发了条消息，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我也联系不上。」
人就这么蒸发了。
周哥骂了一句脏话。
老赵坐在车里拍方向盘：「他跑了，他真的跑了。」
孙姐的眼泪没断过。
小刘脸色铁青，翻来覆去地打电话，全是关机。
我坐在后座，脑子反而慢慢冷了下来。
我想起一个细节：上个月有个供应商的人来公司催尾款，前台说王总不在，那人嘀咕了一句「不在？我昨天在滨海产业园还看见他了」。
当时我没在意，现在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在脑子里。
「去滨海产业园。」我说。
老赵问：「你确定？」
我说：「不确定，但得去看看。」
滨海产业园很大，六栋楼，几十家企业。
我们从一楼大厅的公示牌开始找，一层一层地看。
找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有。
周哥说算了吧。
小刘也开始泄气。
我没放弃。
我跑到园区物业去问，有没有最近新入驻的智能设备类公司。
物业翻了一下登记表：「B栋806，上个月刚租的，叫什么……恒晟智能。」
恒晟。
盛恒的「恒」，换了个位置。
五个人站在B栋电梯里，谁也没说话。
806门口挂着崭新的公司铭牌，logo的配色和盛恒几乎一模一样，线条稍微改了一下。
门没锁，玻璃门里面能看到装修好的办公区，几个年轻面孔在里面走动。
我推门进去。
前台是个不认识的小姑娘，问我们找谁。
我说：「找王建明。」
「您是哪位？」
「老员工。」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打了个内线。
不到一分钟，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了。
王总走出来。
西装是新的，头发打了发蜡，气色比在盛恒的时候好得多。
他看到我们五个人，顿了大概有两秒钟。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跟三年前在办公室里眼眶泛红的表情判若两人。
「来了啊。」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松弛，像在招呼老朋友。
他让前台那几个年轻人先出去，把我们带进了办公室，还倒了茶。
我环顾四周——全新的办公家具，实木茶台，墙上挂着书法，书法旁边挂着一块营业执照。
恒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日期是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盛恒还没注销。
老赵先爆了：「王建明，你他妈什么意思？公司没倒？你换了个壳继续开？」
王总端着茶杯，表情很平静：「老赵，坐下说。盛恒确实经营不善，这是走了合法程序的，工商那边你们可以查。恒晟是新公司，跟盛恒没有任何关系。」
小刘指着那个logo：「没关系？你当我瞎？」
王总放下茶杯：「像归像，但法律上就是两家公司。我有权重新创业，这没什么好说的。」
我开口了：「那我们三年的降薪和加班费呢？」
王总看了我一眼。
他没有生气，甚至带着一种让人寒心的耐心。
「陈则，当时是你自愿签的。」
他起身走到墙边的文件柜前，从第二层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里面是五份协议。
每份上面都有我们自己的签名。
他把五份协议在茶台上一字排开，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最下面一行小字。
我凑过去看。
那行字印得很小，跟正文的字号不一样，挤在签名栏的上方：
「乙方自愿接受薪资调整方案，承诺不因薪资调整事宜向甲方或任何第三方主张补偿、赔偿或其他权利，如违反本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伍万元整。」
三年前我签字的时候，根本没看到这行字。
或者说，我被那杯茶、那双红眼眶、那句「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冲昏了头，根本就没想过要看。
王总靠在椅背上：「你们要告随便告，劳动仲裁也好，法院也好，白纸黑字自愿签的。谁闹我告谁违约，五万块。」
五个人站在那间崭新的办公室里。
老赵的手在抖，小刘的拳头攥得发白，孙姐咬着嘴唇眼泪直掉，周哥脸涨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
老赵转头看我，嘴唇哆嗦：「陈则……咱们是不是真没辙了？」
我没回答。
我盯着那份协议最后一页上自己的签名，端端正正的四个字——陈则，三年前写的。
王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茶水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