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个雨夜，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时，手机差点从手里掉下来。医生的声音很平静，说父亲摔倒了，股骨颈骨折，需要立即手术。我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两点。我穿上衣服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又来了。
我叫它"又来了"，不是因为我冷漠，而是因为这样的电话、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急诊室，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常态。从他77岁那年开始，我就像被命运安排了一个永不下班的工作——做一个儿子。
我叫李明，今年62岁，父亲今年97岁。在很多人眼里，我应该是个幸运的人。我有一个长寿的父亲，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本应是值得骄傲的事。"养儿防老"这句话，我从小就听过无数次。但没有人告诉我，当父亲活到97岁时，"防老"会变成什么样子。
父亲叫李国栋，是个老知识分子。年轻时在大学教了很多年的哲学。他思维敏捷，性格温和，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坐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那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智者。我想象他会一直这样活着，直到某个安静的午后，在书房里安详地闭上眼睛。
但生活没有按照我的想象进行。
77岁那年，父亲开始健忘。先是忘记了一些小事——钥匙放在哪里，昨天吃过什么。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以为这是正常的衰老。但很快，他开始忘记更重要的事。他忘记了我妻子的名字，忘记了自己住在哪里，有时候甚至忘记了我是谁。
医生说是阿尔茨海默病。我记得那个诊断室里的沉默。医生用很专业的语气解释了这种病的进展过程，但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想，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现在？
母亲在父亲80岁时去世了。她走得很快，一场肺炎，三周后就没了。我记得父亲在葬礼上的样子，他穿着黑色的衣服，眼神空洞。我以为那是他人生中最难的时刻。我错了。
失去母亲之后，照顾父亲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了我身上。我有一个妹妹，但她在深圳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明说过，但我们都知道，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我是长子，这是传统。
最初的几年还可以，父亲虽然开始健忘，但他还能自理。我给他请了一个保姆，自己每天下班后都会去看他。我会陪他吃饭，帮他洗澡，给他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有时候他会认出我，有时候不会。但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一切。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父亲85岁那年。
那天下午，保姆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浴室里摔倒了。我冲到医院时，他已经做完了检查。医生说没有骨折，只是软组织挫伤。但从那之后，父亲开始害怕洗澡。他会在浴室门口站很久，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保姆说，他有时候会尖叫，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后来请了更多的帮手，一个保姆变成了两个，我也开始请假在家照顾他。我的工作是一个建筑设计师，这个职业需要专注和创意。但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我会在办公室里突然想起父亲可能需要什么，然后匆匆赶回家。最后，我干脆辞职了。
我妻子没有反对，但我看得出她眼里的担忧。我们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我们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就围绕着父亲转。
接下来的十年，是一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战役。
父亲的病情在缓慢但坚定地恶化，他开始大小便失禁。我需要给他换尿布，就像他曾经给我换过一样。有一次，我在给他清洗时，他突然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清晰。他说："对不起。"我的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
后来他开始不认识任何人，保姆、我、医生，在他的眼里都是陌生人。有时候他会很暴躁，会推开我们，会用他还能发出的声音尖叫。医生说这是病情进展的表现，很正常。"正常"这个词，我听过太多次了。
我开始失眠。我会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里父亲的呼吸声，数着他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我害怕有一次他不会再呼气。但同时，我又在某个深夜里，有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他就这样睡过去，是不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念头。我觉得这样想很不孝。但它就像一个幽灵，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父亲88岁时，他开始无法正常进食。医生说这是病情晚期的表现。我们可以选择给他插鼻饲管，强制进食。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听着各种医学术语，试图做出一个决定。我问医生："如果是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做？"医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最终选择了插管。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让他活下去。但我也知道，我其实是在延长一个过程，而不是在拯救一个生命。
那之后的日子变得更加沉重。父亲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眼睛睁得很大，但看不到任何东西。他的身体在缓慢地萎缩。我每天都会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对他说话。我会讲我们过去的故事，讲他年轻时的样子，讲他教过的学生，讲他写过的文章。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但我需要说。
我的妻子开始劝我放手。她说得很温柔，但我听得出她话里的疲惫。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这个过程吞没了。我们没有去过旅游，没有看过电影，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我们的朋友们逐渐消失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维持这些关系。
我的妹妹从深圳飞回来过几次。每次她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会哭。她会问我："哥，这样还要继续吗？"我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