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个下午，我的手在同意书上颤抖了整整三分钟。
医生站在我身边，白大褂上有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他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讨论天气一样："你母亲的情况已经没有好转的可能了。继续抢救只会延长她的痛苦。作为家属，你需要做出决定。"
我看着那份表格，上面赫然写着"放弃抢救"四个字。我的笔悬在空中，笔尖几乎要戳穿纸张。身后是ICU的玻璃门，透过去能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呼吸有节奏地起伏着，就像一只困在玻璃罐里的蝴蝶，翅膀还在扑腾，但已经没有力气飞出去了。
我签了字。
现在，每当我闭上眼睛，我都能看到那一刻。笔尖落在纸上的声音，像是在我心里敲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洞。
母亲病倒的那天，我正在开会。手机震动了五次，我没看。第六次的时候，同事提醒我，我才接起来。是父亲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你妈摔了。在楼梯上。医院说可能是脑出血。"
我记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烦躁。我在心里算了一下，这个月的项目最后期限还有两周，我请不了假。我甚至在心里嘀咕，母亲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父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头发乱糟糟的，他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他穿过的旧衣服——那是他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显得很宽松。他看起来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医生说要做手术，"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无助，"但是风险很大。你妈妈血压一直不稳定。"
我冲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没有抬头，继续看着电脑屏幕上的CT扫描图像。我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但我能听懂她最后说的话："如果做手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如果不做，她可能在一周内脑死亡。"
"那就做手术，"我说，"我们要救她。"
医生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而是一种职业性的、看透了生死的平静。"好的，我们会尽力。"
手术进行了七个小时。我和父亲在手术室外面等待。父亲一直在祈祷，用他年轻时候学过的、已经很生疏的佛经。
后来母亲短暂的苏醒了过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但那不是奇迹，那是噩梦的开始。
她醒来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但里面没有光。医生说她的脑干受损了，她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意识。她能呼吸，因为有呼吸机。她能吃东西，因为有鼻饲管。她能排泄，因为有导尿管。但她无法看到我们，无法听到我们，无法感受到我们。
她就像一具活着的尸体。
在ICU的那三个月，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如何读懂各种医学检查报告，我学会了如何和医生交流。
但我没有学会如何陪伴我的母亲。
我很少坐在她的床边，每次进ICU，我都穿着隔离服，戴着口罩和手套，就像我在处理某种危险的物质。我会看一眼她，然后找医生问问她的情况。我会看手机上的时间，计算我还要在这里呆多久，我会想起办公室里还有多少工作等着我。
父亲不一样。他每天都在那里，从早到晚。他会握着母亲的手，即使她感受不到。他会在她耳边讲述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他会哭。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哭，但在ICU里，我看到他哭了很多次。
有一次，我问他："爸，你为什么还要来？她又感受不到。"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他说，"即使她感受不到，我也要让她知道，我在这里。"
三个月后，母亲的器官开始衰竭。医生说她的肾脏已经不工作了，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他们问我们是否要继续用呼吸机维持她的生命，还是让她自然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