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
我还没开口，那边先说话了。
「亲家，是我。」
宋国维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堂堂常务副县长，打电话从来都是让秘书先拨号的人，这次自己按的。
声音发抖，像是在雨里站了很久。
「一鸣在哪儿？」他说，「我找不到他电话。」
「在双岭村。」我说，「手机大概没信号。」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像是怕被人听见：「亲家……我得求他一件事。」
我握着电话，靠在床头，没说话。
三个月前，他的女儿嫁到我们家。
整个镇上的人都来看笑话。婚宴上，他那些当官的朋友坐在主桌上，从头到尾没碰筷子。他二哥喝多了酒，指着我儿子的背影对人说：「我们老宋家的闺女，嫁了个赤脚医生。」
满桌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儿子站在门口迎客，听到了，耳根红了一下，但没回头。
那天我躲在厨房里刷碗，手上的洗洁精一直没冲干净。
我这辈子就一个儿子。
他不争气，我认。
他被人看不起，我也认。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后，全县最有权势的人会在电话里叫我一声「亲家」，用的是请求的语气。
01
事情要从一年半以前说起。
那年秋天，白水县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抽查了三个乡镇，清水镇是其中之一。
我儿子陈一鸣在清水镇中心卫生院干了六年，负责下面四个行政村的公卫工作。说白了就是建健康档案、做慢性病随访、盯疫苗接种。这种活儿，在县里没有任何人看得上眼。
考核那天来了一组人，带队的是县卫健局的黄副局长，随行的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个姑娘。
我当时不在场。这些都是后来一鸣跟我说的。
他说那天他带着考核组去双岭村入户，山路不好走，那姑娘穿了双皮鞋，在泥地里打滑。
一鸣把自己的胶鞋脱了给她，自己光着脚走。
「山里路不好，你换上。」他说完就往前走了，也没回头看人家什么反应。
到了老赵家——双岭村最偏远的一户——他推门进去，老赵的老伴坐在炕上，看见他就掉眼泪。
「一鸣啊，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了？老赵又不吃药了，说什么药贵，不如死了算了。」
一鸣蹲在炕沿上，翻老赵的药箱，一盒一盒地查，嘴里说：「婶子你别急，这两种药可以换便宜的，效果差不多。回头我给他调。」
他蹲在那儿跟老赵老伴说了半个多小时，把接下来三个月的用药方案一条条写在纸上，字写得很大，怕老人看不清。
考核组的人在门口等着，有几个开始看手机，有几个在小声抱怨路远。
黄副局长咳了一声：「小陈，差不多了，我们还有下一户。」
一鸣头也没抬：「您稍等，我把这个写完。」
黄副局长的脸色不太好看。
那姑娘站在门边，没说话。
她一直看着一鸣写字。
后来考核结果出来了，清水镇排名全县第一。
考核报告里有一句话：「双岭村、石桥村等偏远村组的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7%，慢性病规范管理率达91%，为全县最高。」
没人在意这个数据是谁干出来的。
但那个姑娘记住了。
她叫宋婉清。
宋国维的独生女。
02
宋婉清第二次来清水镇，是两个月后的事。
那次没有考核组，她一个人来的。
一鸣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家里煮面条。
「爸，那个……上次来考核的那个姑娘，又来了。」
「哪个姑娘？」
「就是……我借胶鞋给她那个。」
我「哦」了一声。
「她说她在做一个课题，关于农村慢性病管理的，想跟我了解点情况。」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平的。
但他给我打电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平——我儿子从来不打电话汇报这种事。
「了解就了解呗。」我说。
「嗯。」
「别的呢？」
「没了。」
他挂了电话。
我把面捞出来，坐下来吃，越吃越不对劲。
我这个儿子，我太了解了。
他从小不爱说话，跟女孩子更不会说话。大学五年，没谈过一次恋爱。卫生院的护士小赵明里暗里示意了大半年，他愣是没看出来。
这样一个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姑娘来找他。
面条泡软了，我也没吃出来味道。
后来的事，是陆陆续续拼起来的。
宋婉清隔三岔五就往清水镇跑。有时候跟一鸣一起去村里入户，有时候在卫生院的资料室翻档案，有时候就在卫生院食堂吃个饭。
卫生院的人开始议论了。
院长老方有一天把一鸣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一鸣，那姑娘到底什么来路？」
「县卫健局的。」
「卫健局哪个科的？」
「她不是正式编制，好像是借调还是什么……」
老方靠在椅子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她姓什么？」
「宋。」
老方的手指不敲了。
他看了一鸣好一会儿。
「哪个宋？」
一鸣说：「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意思。」
老方叹了口气：「她爸是不是宋国维？」
一鸣没回答。
不是不知道，是不想接这个话茬。
老方把门打开，往走廊两头看了看，又关上。
「一鸣，我当你半个长辈。」他压低声音，「你跟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心里清楚。但我得提醒你一句——宋国维是什么人？常务副县长。他女儿跟你在一起的事要是传出去，你知道会怎样？」
一鸣说：「方院长，她来找我了解公卫工作，我配合就是了。别的我没想过。」
老方看着他，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有些话不用说完。
一鸣不是听不懂，是不愿意听。
他这人就这样——认准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像我。
也像他妈。
03
事情真正炸开，是半年后。
一鸣在电话里跟我说：「爸，我想跟你说个事。」
他用的是那种很小心的语气，像是在拆一个不知道响不响的炮仗。
「说。」
「婉清……我跟她在一起了。」
我手里的茶杯没端稳，磕在桌角上，瓷釉崩了一小块。
「什么意思，在一起？」
「就是……处对象了。」
「她爸知道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还不知道。」
「你俩准备怎么办？」
又是三秒。
「她说她去跟她爸说。」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我儿子什么条件。
清水镇卫生院，事业编制，月工资三千八。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还是单位分的。没车，没存款，长相说得过去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宋国维的女儿。
常务副县长的独生女。
本科在省城，研究生在北京，学的公共卫生。回县里是为了考公务员或者做课题，迟早要走的。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全世界都会觉得不般配。
包括我。
但我没说出口。
「你自己想清楚了？」我问。
「想清楚了。」
「她呢？」
「她比我还先想清楚的。」
我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人家看上你什么了」——全咽了回去。
我要是说了这些，跟外面那些嚼舌根的人有什么区别？
「行。」我说，「你自己把握。」
挂了电话，我坐了很久。
然后去了趟镇上的卫生院，看了看一鸣的办公室。
六平米，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摞着一尺高的健康档案。墙上贴着四个村的慢性病管理台账，密密麻麻的表格，都是他一笔一笔填的。
桌角放着一双胶鞋，鞋帮上全是干泥。
我在那间办公室站了一会儿。
我这辈子也是在乡镇卫生院干的。
三十四年，从赤脚医生干到主治医师。
同一批进来的人，有本事的往上走了，没本事的改行了，剩下的就是像我这样——不上不下，安安稳稳，在最底层待一辈子。
我儿子比我强。
他的业务比我好，他的档案比我细，他走的山路比我多。
但他跟我一样，一辈子都会待在最底层。
除非有奇迹。
我不信奇迹。
可这次，好像有什么不一样。
04
宋国维知道这件事以后的反应，我是从一鸣嘴里听来的。
但一鸣只说了一句：「她爸不太同意。」
他说「不太同意」的时候，声音很平。
但我知道「不太同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后来婉清告诉我了——她是在一次家庭饭局上提的。
宋国维那天刚从市里开会回来，心情不错。他妻子做了几个菜，一家三口在饭桌上吃饭。
婉清说：「爸，我谈了个男朋友。」
宋国维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语气很随意：「哦？哪个单位的？」
「清水镇卫生院。」
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干什么的？」
「公卫科。村医。」
菜掉了回去。
宋国维放下筷子，擦了擦嘴，看着女儿。
「你再说一遍？」
「我说，他在清水镇卫生院公卫科工作，是一名村医。他叫陈一鸣。」
宋国维没说话。
他妻子先急了：「婉清，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一个北大研究生，找一个镇上的村医？你疯了？」
婉清说：「妈，学历和工作不是全部。」
她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什么是全部？他有房吗？有车吗？在县里有什么前途？你嫁过去住镇上的筒子楼？」
宋国维一直没出声。
他在看女儿的表情。
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跟他认识多长时间了？」
「一年。」
「一年。」宋国维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这两个字的分量，「你去清水镇，我以为你是做课题，原来是谈恋爱去了。」
婉清的声音没抖：「课题也在做，恋爱也在谈。」
宋国维靠在椅背上。
他没发火——婉清后来跟我说，她爸从来不发火，他生气的方式是沉默。
那顿饭，后面的菜一口没动。
第二天，宋国维让秘书查了陈一鸣的履历。
第三天，他让人去清水镇打听了一圈。
第四天晚上，他跟女儿说：「我不同意。」
婉清说：「爸，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在通知你。」
那是他们父女之间最僵的一段时间。
一个多月没说话。
直到婉清搬出了家，在镇上租了个房子，宋国维才慌了。
他托人递话：「让她回来，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婉清回了一句：「没什么好谈的。要么接受，要么就当没我这个女儿。」
宋国维大概这辈子没被人这么堵过。
在官场上，他是出了名的能谈判、会周旋的人。
但他遇到了一个比他还硬的对手——自己的女儿。
最后是他妻子出面，约了一鸣和我吃饭。
就这样，我要见亲家了。
说实话，接到通知的那晚我失眠了。
不是紧张，是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翻了半天衣柜，只有两件还算正式的——一件灰色夹克是一鸣工作后给我买的，另一件黑色西装是他妈葬礼时穿的。
我选了灰色夹克。
05
吃饭的地方在县城一家酒楼，包间。
我到得早了十分钟。
服务员推开门，一张大圆桌，能坐十二个人。桌上的餐具已经摆好了，杯碟在灯光下亮得晃眼。
我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
一鸣坐我旁边，手放在膝盖上，指尖在互相摩挲——他紧张的时候就这样。
「别搓了。」我低声说。
他把手分开，过了五秒钟，又搓到一起了。
婉清先进来的。
她穿了件很素净的毛衣，头发扎在脑后，没化妆。进门先看了一鸣一眼，笑了一下，然后走到我面前。
「叔叔好。」
「好好好。」我站起来，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坐、坐。」
她在一鸣另一边坐下。
我注意到她坐下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一鸣的手背。
很轻，很快。
但一鸣的肩膀松了下来。
然后宋国维到了。
他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我下意识站起来了。
不是因为他是副县长。
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东西——不是威压，是一种习惯了被人仰视的姿态。走路的步幅、目光的高度、推门的力道，全在说同一件事：我到了，你们可以开始了。
他身后跟着妻子，穿一件米色大衣，保养得很好，表情是经过训练的得体。
宋国维在我对面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我知道他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灰色夹克、白衬衫、黑裤子、旧皮鞋。他在打量我的经济条件。
「老陈。」他开口了，声音不冷不热，「久仰。」
久仰。
在他嘴里这两个字，不是客气，是敷衍。
我说：「宋县长，您客气。」
他妻子在旁边笑了笑，主动接话：「亲家，我们也是刚听说孩子的事，来得太突然了。」
她说「突然」的时候，尾音压低了一点——这个词是有弹性的，可以是惊喜的突然，也可以是不满的突然。
我说：「是突然了点。孩子们的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宋国维拿起茶杯，没喝，转了转。
「一鸣。」他看向我儿子，语气像在跟下属说话，「婉清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她说你在基层干得不错。」
一鸣说：「做得还不够。」
「嗯。年轻人，有上进心是好事。」宋国维点了点头，然后话锋一转，「不过我得问一句——你在镇上的卫生院，以后有什么打算？」
这个问题，一鸣大概被问过一百遍了。
亲戚问过、同事问过、老方院长问过。每个人问这句话的时候，意思都一样：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往上考？什么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鸣说：「暂时没有别的打算。基层的活儿总得有人干。」
宋国维端着的茶杯轻轻放回桌面。
放得很稳，但我听见了——瓷碰瓷的声音比正常大了一点。
他妻子的笑容僵了一瞬。
婉清在桌下握了一下一鸣的手。
场面冷了三秒钟。
宋国维把目光转向我：「老陈，你也是干了一辈子卫生的人。你觉得……一鸣的想法，合适吗？」
他问我这个问题，不是真的想听我的意见。
他是在说：你看看你儿子，连个上进心都没有，你自己不急吗？
我抿了口茶。
茶是好茶，苦味很淡。跟我在家喝的不是一个品种。
「宋县长。」我说，「我们镇上以前有个赤脚医生叫孙满堂，干了四十年，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每一个村。他退休的时候没人给他办仪式，但全镇的人都去他家坐了坐。」
宋国维看着我。
「那个人是我师傅。」我说，「我儿子现在干的，跟他一样。合适不合适的，我说了不算——得问那些看病的人。」
包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宋国维端起茶杯，这次喝了一口，没说话。
他妻子在旁边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袖子。
菜开始上了。
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宋国维全程没有再问我儿子的「打算」。
但也没有说同意。
临走的时候，婉清送我们到楼下。
她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别担心。他会同意的。」
我点了点头。
她的手很热，握得很紧。
一鸣站在旁边，没说话，但他看婉清的眼神变了——不是紧张，是笃定。
好像在说：有你在就行了。
我转身走的时候回了一下头。
酒楼二楼的包间窗户亮着，有两个身影——宋国维站着，他妻子坐着。
他正在说什么，手势比正常大。
他妻子在摇头。
我把脸转了回去。
这顿饭，我知道没过关。
06
婚事最终还是定了下来。
不是宋国维同意的——是婉清硬推的。
她给了她爸两个选择：要么参加婚礼，要么不参加。
不管他参不参加，婚照样结。
宋国维沉默了一个星期。
最后是他主动给一鸣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婚礼定在什么时候？」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星期里，他让人把一鸣在清水镇六年的工作台账全调出来看了。
四千多份健康档案、三百多次入户随访记录、两份获得省级表彰的基层公卫案例报告。
他没跟任何人提过他看了这些东西。
但婉清告诉我，那天晚上她爸在书房坐到半夜，桌上放着一瓶酒。
她推门进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挑的这个人，做事是认真的。」
然后再没说别的。
那大概是宋国维最接近「同意」的表态了。
婚礼定在六月。
地点是镇上的长福饭店——一鸣定的，说离家近，方便。
宋国维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换到县城去办。
但我看得出来，他咽了这口气。
常务副县长嫁女儿，办在镇上的小饭店。消息传出去，够他的同僚笑半年的。
婚礼前一个月，镇上就开始议论了。
茶馆里，菜市场里，卫生院的走廊里，到处在传。
「听说了没？老陈家的小子要娶副县长的闺女。」
「真的假的？他一个村医，人家凭什么看上他？」
「肯定是那闺女有什么问题呗——要么有病，要么蠢。正常人谁会嫁到镇上来？」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只是十分之一。
传不到我耳朵里的，大概更难听。
卫生院的护士小赵有一天在食堂，当着一鸣的面对另一个同事说：「有些人命好啊，什么都不用干，天上掉馅饼。」
说的时候眼睛没看一鸣，但声音大得整个食堂都听得见。
一鸣端着饭盒走出去了，没吭声。
我知道他不是听不懂——他是不想争。
在他看来，解释是没有用的。别人信不信，跟他过不过日子没关系。
但我心里堵得慌。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抽烟。
一鸣推门出来，看见我，犹豫了一下，在我旁边坐下了。
「爸。」
「嗯。」
「你是不是不高兴？」
我把烟灰弹了弹：「我高兴着呢。娶媳妇了，能不高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外面都在说什么。」
「说就让他们说。」
「可是你……」
「我什么？」我看了他一眼，「你爸我当了三十四年乡镇医生，什么闲话没听过？'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这小子走了狗屎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嚼他们的舌根，我过我的日子。」
一鸣低着头，半天没出声。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轻的话：「爸，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问我'人家为什么看上你'。」
我把烟掐灭了。
「那种话，你爸说不出口。」
他没再说话。
月光照在院子的水泥地上，白白的。
远处有狗在叫。
07
婚礼那天，我起了个大早。
五点钟就醒了，在院子里转了三圈。
新贴的喜字还没干透，晨风一吹，角翘起来一点。我找了块胶带重新粘上。
饭店那边的布置是婉清弄的。她找了县城的一个婚庆公司，东西昨天就拉过来了。
不算豪华，但干净体面。
宋国维那边的宾客是一大早坐车来的。三辆中巴，从县城开过来，到镇上的时候刚好八点。
我站在饭店门口迎客。
第一辆中巴下来的，是宋国维的几个老同事——县里各局的一把手、二把手。
他们下车的时候，目光先扫了一遍饭店的门面。
长福饭店，两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二楼阳台挂着一条红色横幅：「陈一鸣、宋婉清新婚大喜」。
有人嘴角动了一下，忍住了。
有人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水泥地，鞋面上已经沾了灰。
他们进门的时候跟我握手。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每个人说这两个字的温度都不一样。
有的是客气，有的是敷衍，有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居高临下——好像在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吃酒席，算你的面子。
我一一点头，笑着招呼。
笑得脸都僵了。
宋国维是最后到的。
他从一辆黑色轿车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很合身，看得出是好料子。
他站在车边，打量了一下饭店，表情没有变化。
然后他看见了我。
走过来，伸出手：「亲家。」
这是他第一次当着人叫我「亲家」。
但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我握了一下他的手：「来了。」
他点点头，走进去了。
步子很稳，腰板很直。
像赴一场不得不去的战役。
婚宴开席后，场面开始微妙起来。
镇上来的人坐在一楼，热热闹闹的，划拳喝酒，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县里来的人坐在二楼，安安静静的，筷子动得很慢，眼神动得很快。
他们在看什么？看饭菜、看排场、看新郎。
一鸣穿着租来的西装，袖子长了一截。
他端着酒杯挨桌敬酒，走到县里来的那几桌的时候，明显紧张了——步子放慢了，声音放轻了。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来……」
坐在主桌的一个胖子——后来我知道是宋国维的二哥宋国强——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没接酒杯。
「小陈，你干什么工作来着？」他问。
声音不小。
一鸣说：「在清水镇卫生院，做公卫——」
「做什么卫？」宋国强一手搭在椅背上，身子往后一靠，「就是量血压那个？」
旁边有人笑了一声。
一鸣说：「差不多。」
「差不多。」宋国强重复了一遍，端起酒杯，没看一鸣，转头对旁边的人说，「我们老宋家的闺女，嫁了个量血压的。」
那桌人有的低头，有的喝酒，有的笑——笑的人很快收了声，因为婉清走过来了。
她站在一鸣身后，没有说话，但她看宋国强的那个眼神，冷得能结冰。
宋国强的笑容缩了回去。
他咳了一声，端起酒杯：「来来来，喝酒喝酒，大喜的日子。」
但那句话已经说出去了。
满桌的人都听见了。
一鸣端着酒杯，脸上的笑维持了两秒钟，然后一口干了。
他转身敬下一桌的时候，我看见他空着的那只手在大腿旁边攥了一下拳头。
很快就松开了。
但我看到了。
宋国维坐在主桌的另一头，全程没说话。
他听到了他二哥的话，也看到了满桌人的表情。
但他什么也没做。
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慢慢地嚼。
那块肉他嚼了很久。
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去了厨房。
不是帮忙，是躲一会儿。
站在灶台边，油烟熏得眼睛发酸。
厨子老刘看了我一眼：「老陈，你怎么来了？新郎官的爸不在外面坐着？」
「出来透透气。」
他递了根烟过来：「想开点。你家儿子娶了副县长的闺女，多少人羡慕呢。」
我接过烟，没点。
羡慕。
外面那些人的脸上，我一点羡慕都没看到。
看到的全是别的东西——嘀咕、打量、品评，像在看一出不会有好下场的戏。
我在厨房站了十分钟。
出来的时候，婉清正站在楼梯口等我。
她眼圈有点红。
「叔叔——爸。」她改了口，声音有点涩，「对不起，我二叔那个人说话不过脑子……」
「没什么。」我说。
她低下头：「都怪我，非要在镇上办。我以为……我以为在这边办他们会收敛一点……」
「闺女。」我打断她。
她抬头看我。
我把那根没点的烟塞回口袋。
「你嫁到我们家，不用跟我道歉。该道歉的也不是你。」
她的嘴唇抿紧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硬是没掉下来。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笑了。
「爸，走吧，一鸣还在等着敬酒呢。」
我跟她一起出去了。
太阳很大，白花花的。
院子里有小孩在追气球，笑声清亮得像另一个世界。
08
婚后三个月。
日子平平淡淡。
一鸣还是每天骑摩托车去卫生院，婉清在县卫健局上班——考上了正式编制，做疾控与应急的业务岗。
每周五晚上，婉清会坐班车到镇上，周末跟一鸣住在那套旧房子里。
有时候一鸣周末要下村随访，她就跟着去。
镇上的人渐渐习惯了看到副县长的女儿挽着裤腿走在田埂上。
有人还是议论，但少了。
因为没有后续的热闹可看。
这桩婚姻没有闹剧，没有分裂，没有「早就说了不行吧」的戏剧性结局。
它安安静静地存在着，让所有等着看笑话的人失望了。
宋国维也安静了下来。
他没有来过镇上——至少我没见过。但婉清说，每个星期天晚上她回县城的时候，她爸都会在客厅等着，问一句：「这周怎么样？」
婉清说「挺好的」，他就「嗯」一声，回书房了。
不是不关心。
是不知道怎么关心。
一个习惯了运筹帷幄的人，在女儿的婚姻面前，突然变成了一个笨拙的旁观者。
他接受了，但还没理解。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一鸣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的语气不太对。
「爸，双岭村出了点事。」
「什么事？」
「村里今天有五个小孩同时发烧。不是普通发烧——体温都在三十九度以上，还伴有腹泻和皮疹。」
我的手紧了一下。
干了三十四年卫生的人，听到「群体性发热」四个字，脊背会条件反射地发凉。
「你去看了？」
「看了。分布在三个自然村，互相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它们共用一个水源——后山的那条溪。」
「化验了没有？」
「水样送县疾控了，结果还没出来。但爸……」他停了一下，声音放低了，「我翻了一下过去半年的随访记录。这几个村的老人，从四月份开始，消化道问题就明显增多了。我当时没往那个方向想，以为是季节性的……」
他没说下去。
但我听懂了。
如果水源出了问题，而且已经持续了几个月，那这件事就不是五个孩子发烧那么简单了。
「你先别慌。」我说，「水样结果出来之前，先把这几个村的饮用水情况摸清楚。每一户、每一个水源，包括自备井。」
「我已经在做了。」他说，「爸，还有一件事。」
「说。」
「后山那条溪的上游，是北山工业园。」
我没有立刻说话。
北山工业园。
两年前刚建的，是县里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牵头推动的人——宋国维。
「你先做你的事。」我说，「别的以后再说。」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月亮升起来了。秋天的月亮，又圆又冷。
三个月前，宋国维的二哥在婚宴上说：「我们老宋家的闺女，嫁了个量血压的。」
现在，这个「量血压的」手里握着的东西，可能比一颗炸弹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