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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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深冬的一个傍晚，北京西郊的冷风透骨，墙角的枯枝被吹得“沙沙”直响。屋里，七十多岁的黄克诚又开始剧烈咳嗽，咳得胸口发闷，眼角直冒泪花。医生看了看片子，小心地劝，“黄老，这样下去可不行，再这么拖，怕是要留下大毛病了。”
就是在这一年，围绕着“休养”这两个字，一场看似琐碎，实则意味深长的坚持和劝说，在中南海里慢慢展开。故事的主角，一位是以严谨著称的陈云，一位是“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的老将军。
很多人习惯把这件事当成一桩简单的生活插曲，其实不然。要想读懂黄克诚捍卫的，不只是个人习惯，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的那条红线——公与私、权与利的界限。
有意思的是，黄克诚这一辈子，在家里、在部队、在地方，几乎都围着这条红线打转。他对别人能大方到“掏空口袋”，对自己却抠到连一瓶可可粉都不肯买。外人看着“别扭”，可把几段经历串起来，就会发现，他的很多“死心眼”，其实源头很早就埋下了。
一、从大山里逃生的人，更记得谁帮过命
时间往前推回到1928年秋天。那一年，湘南起义刚刚过去不久，湖南永兴一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屋里只要多一双“生人”的鞋印，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接到红四军军委的命令后，黄克诚（当时还叫黄时瑄）回到了永兴老家，担任游击队司令，要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继续斗争。可对于“回家”这两个字，他心里反而是打鼓的。
身份特殊，被国民党视作重点通缉对象，他一清二楚：一旦和家里牵连太深，就不仅是自己有危险，连大哥黄时叽一家，也可能一起“陪葬”。所以最开始，他刻意与家里保持距离，宁可在山上受冻受饿，也不愿意多进家门。
直到有一次，实在走投无路，需要暂时安置两名战友，他才咬咬牙，敲响了阔别多年的家门。走的时候，他再三叮嘱：
